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基于武陵山片区和

•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

WKST FORUM 第27卷第4期2017年7月Vol.27 No.4 Jul. 2017

D01：10.3969/j.issn.l674-8131.2017.04.005

制度环頂、组织合法牲与农民工翮创企业成长—基于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两个特困地区的调研分析

袁明达1朱敏2

(1.吉首大学商学院，湖南吉首416000;.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1130 )

摘要:基于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两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407家农民工新创企业的调 查数据，考察特困地区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对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特困地 区制度环境的3个维度（规制环境、认知环境和规范环境）和组织合法性的3个维度（实效合法性、道德合法 性和认知合法性）均正向影响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制度环境对农民工新创企业组织合法性也具有积极影 响，组织合法性在制度环境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还具有中介作用。特困地区农民工新创企业的成长 离不开各层面制度环境的调整及完善，农民工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合法性来促进自身成长，而其合 法性地位的增强又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制度环境，积极提升农民工创业的组织合 法性，以促进农民工新创企业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企业成长；农民工创业;返乡创业；新创企业；特困地区

中图分类号：F270;F241.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 (2017) 04-0037-11

一、弓I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人以增速放缓、结构优 化、创新驱动等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农民工就业 难问题愈发突出，中央及地方政府纷纷加强对农民 工返乡创业的支持与扶持力度。2015年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提出要“引导有技能、资金和管理经验的 农民工返乡创业，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降低创业成本和企业负担”；2016年中央一号文 件继续强调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此背景 下，我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数量迅速增加，仅2015 年一年就达242万，累计的返乡创业农民工数量已超450万（相关数据源自农业部、发改委等政府部 门网站）。创业容易成长难，面对迅猛发展的农民 工创业，如何才能让农民工新创企业生存下来？怎 样才能使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起来？这些问题值 得深人探究。

在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众多因素中，制度环境 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它不仅决定着新创企业的成长 机会，而且还能使行业、规模、能力等基本相似的新 创企业表现出巨大的绩效差异（Peng，2002)。良好 的整体制度环境不仅对新创企业的成长意愿产生 明显的激励效应（宋丽红等，2015)，而且能有效推 动新创企业的持续成长与创新（刘伟等，2014)。可

*收稿日期：2017-03-06;修回日期：2017-05-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GL009)

作者简介:袁明达（1981 — ），男（土家族），湖南龙山人;讲师，博士，在吉首大学商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创业管理与企业 成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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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制度环境对新创企业的成长具有基础性的决

定作用，新创企业成长的本质就是一个不断嵌入制 度的过程（Zimmerman et al，2〇〇2)。组织合法性是 制约新创企业成长的另一关键性因素(Stinchcombe,1965),它不仅是新创企业接近并动 员其生存与发展所需资源（资金、技术、人力及市场

等）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是新创企业赢得认可与

支持以及提高生存率并促进其成长的重要保障(Hunt,1996)。

问题在于，对我国特困地区的农民工新创企业

而言，上述影响效应是否同样存在？制度环境和组

织合法性影响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的机理在特困

地区是否具有特殊性？目前还鲜有文献进行深入

研究。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基于对武陵山片区和

罗霄山片区这两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农民工

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探讨特困地区制度环境、组

织合法性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之间的内在作用

机制，进而为促进特困地区农民工新创企业的成长

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制度环境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

制度环境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抽象概念，有关其

维度划分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应于 North ( 1990 )提出的“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al)和“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al)概念，将制度环境划分为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 度环境两种类型。例如，Manjula和John(2010)认 为正式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策、规章以及其他编 成法典的规程等，而非正式制度环境则主要由那些 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准 则等要素构成。Juan(2013)把法律、所有权、政府规 章等归类为正式制度环境，而将观念、信仰、价值 观、行为等看作非正式制度环境。我国学者罗党论 和唐清泉(2009)将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政府干预 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看作是制度环境中的正式 部分，而将民营企业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看作是制度 环境中的非正式存在。另一类则是以Scott(1995) 关于制度的规制、认知及规范三维度为基础进行制 度环境的维度划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Kootva (1997)从创业角度提出的“国家制度框架”（country institutionalprofile)三维度模型，即制度环境由政府 38的政策（规制维度）、广泛共享的社会知识（认知维 度）及影响一个国家商业行为的价值系统（规范维 度）三方面构成。与以往研究笼统的将上述维度归 于“文化”这一范畴相比，K〇s〇tva(1997)的划分方法 较为深入地区分了规制、认知和规范三个维度制度 环境的不同特征，具有更好的现实针对性，得到了 Busenitz 等（2000 )、Manolov 等（2008 )、林嵩等

(2014)、魏红梅（2015)、俞园园和梅强（2015)、周劲 波和黄胜(2015)等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与采用。为此，本文也将借鉴K〇s〇tva(1997)的研究将制度环 境分为规制、认知和规范三个维度。

目前，有关制度环境的规制、认知及规范三维 度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众多。规制环境方 面的研究发现，由于正式制度的缺失，新创企业尤 其是中国等转型国家的新创企业，往往寻求同政府 建立政治联系（Lin，2010)，但这种联系有利有弊，并 不能有效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SSleifer et al,2002; Manolova et al,2008;赵博,2012)。这一■境况的改变 依赖于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完善与创业相关的法律 法规（Ball et al，2003;张维迎，2005)、创造良好的创 业法律环境（Bushman et al，2006)、减少商业竞争中 政府干预及不公平行为的发生概率（曾萍，2013)、改革与创新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孙伍琴等，2008; Gatti et al,2008;Hanley et al,2010)等。认知环境方 面的研究认为，一个社会对于创业的认知不仅是给 定的（K o to a，1997)，而且这种给定的创业认知结 构还将通过影响创业者的认知过程及其对于创业 信息的选择与解释（范良聪等，2008 )，最终正向影 响新创企业的成长（Smallbon et al,2006)。规范环 境方面的研究显示，良好的社会区域文化及创业氛 围往往能够提升新创企业的创业管理水平(Emanuel Gomes et al,2011),强化创业者的创业价 值观及创业行为倾向（辜胜阻等，2007; Patrick e al,2010),推进新创企业创业战略的制定与执行(Pavlos，2011)，可以说是促进新创企业持续成长的 坚实基础（刘畅，2015)。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特困地区规制环境对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

具有正向影响；

H2:特困地区认知环境对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

具有正向影响；

H3:特困地区规范环境对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