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申论复习资料

时事政治：半月谈第13期如何看待“公共空间“有话好好说””问题？
背景：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描述微信与微博的不同：微博大多是“敌人”，微信大多是朋友；微博大多表达矛盾，微信大多表达和谐；微博大多伤心，微信大多养心；微博是微苦的，微信是微甜的……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公共空间“有话好好说””问题？
这种说法是否客观有待考证，但它展示的一些细节，人们也许并不陌生。

究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在于，微信上基本都是同事、朋友、同学等熟人间互动，而微博上大多是陌生人间的交流。

相比于熟人社会的成熟礼仪, 我们还缺乏与陌生人交往的一套规则，还不太习惯在公共空间“好好说话”。

从艺人扬言“炸建委”，到干部爆粗“人渣”；从“林妙可事件”殃及未成年人，到“艾滋女事件”侵害他人名誉权，从各种“站队式”对骂，到各种“武力式”威胁，微博不断展示的话语暴力，无不揭示了这一点。

如此对比，并非贬低微博的平台意义。

事实上，相较于微信，微博更具有公共平台的特征。

140个字“将平民和莎士比亚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微博让每一个“小我”都能发声、都被关注，也因此，一些公共表达的不足也更容易在微博上展现。

当然话说回来，类似的情形又何止微博？君不见，在国外的地铁、餐厅里，中国游客的喧哗令当地人侧目而视，甚至让其他国家的游客避之不及；即便在国内，一些人在公共场所里的超大分贝，在陌生人面前的吐沫横飞，也并不鲜见。

互联网将素不相识的彼此拉近，也将这种特点放到了最大。

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不管是毫无意识，还是毫不在意；不管是擦肩而过，还是针锋相对，一些国人与陌生人交流中的无礼，在公共空间表达时的无忌，已经成为一块醒目的“文明伤疤”。

尤其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交往方式的多元，在一个与陌生人频繁接触的社会，培养兼顾他人的公共空间意识，涵养自由与责任相平衡的表达伦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必须跨越的一道“现代化门槛”。

不同于私人领域的交流，可以随心所欲；也不同于锁在抽屉里面的日记本，可以率性而为。

在公共空间，有表达就有责任，有自由就有担当，有言论就有边界。

如果只想着自己的表达自由，却不考虑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社会的公序良俗，这样的表达怎能促成共识？如果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就打倒谁，这样的思维如何增进智识？如果一边高呼文明、法治，一边却藐视法律、动辄粗口，甚至以“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自我辩解，这样的态度岂会有人格魅力？
比自由更重要的，是宽容包容；比观点更重要的，是议事规则；比愤怒更有力的，是公共理性。

与过去相比，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需要与陌生人打交道，也比任何时候有着更为广阔多元的公共表达平台。

这样的平台，如果运用得好，就会成为珍贵的民主训练场；反之，如果只是被粗鄙表达占领，最后只能收获一地鸡毛。

从这个角度看，强调公共空间的说话艺术，并不是限制表达权利，也不是泯灭说话个性，而是强调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担负一份责任，对损害他人权利、危害公共秩序存有一份敬畏。

这种责任与敬畏，体现了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的公共意识，也彰显着“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理性。

秉持这样的哲学去对待陌生人，在公共空间“有话好好说”，我们才能通过公共表达实现公共参与、达成社会共识，才能真正“不辜负这个时代”。

治理城市内涝，下水道不能成为“花架子”
新闻背景：进入汛期，城市内涝又成为国人亟待面临的问题。

7月15日，北京最大雨量超过200毫米。

广东普降暴雨到特大暴雨，广州出现城市内涝，主干道广州大道一度交通中断。

7月8日，河北邢台暴雨地下桥积水淹没轿车，一家3口罹难。

5月15日，厦门暴雨造成5人死亡1人失踪。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内涝造成交通大面积瘫痪，死亡人数79人。

城市内涝是常见且普遍的灾害。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发生并且还会发生。

但城市内涝频繁发生，对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出现了重大人员伤亡，就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内涝的成因是什么？城市如何做好内涝防治工作？
下水道应当依地形修建中国城市的下水道很多都是“花架子”
多数城市地面不是平坦的，有小丘陵，起伏不定。

北京的地面也有起伏，暴雨之后，低凹的地点就会积水。

我国下水道的修建存在严重的问题。

许多国外城市或中小城镇，街道是依地形而建，曲折有致，完全根据地形高度和雨水的流动需要，这样的城市，下水道当然好设计，也有效。

而北京和一些大城市，因为早先的城墙是棋盘结构，横平竖直，城市风貌当然美观，但是，由于没有依照地形起伏而修建，一旦暴雨，积水难于排除，就可能形成严重的内涝。

中国北方城市的马路不讲究顺依地势，只讲究方正美观，而城市的下水道多是依附马路修建，成为马路的附属建筑。

因为地形起伏不定，造成部分城市的排水沟形同虚设。

这些排水沟看上去很整齐，但是无法发挥排水的作用。

这是必须警惕的。

城市应当铺设足够流量的下水道。

如何修建下水道，下水道的组网，都应当遵循一定的地形规律，整个地下排水系统要自成体系。

真正的城市排水管道，要脱离横平竖直的街道，依地形形成多个聚集中心，这些汇集点都是在市区的低凹点，再由污水主管道集中排泄。

城市排水系统和信息网络一样是分等分级的，要有主干道；要有合适的接口，还要有通畅的末端。

比如奥地利维也纳，早在200年至300年前的地下排水干线规模与设计就已经相当于我们的地铁隧道。

而现代维也纳住宅庭院的下水道入口，就相当于我们的防空洞。

我曾经亲眼见到工人操作小型挖掘机，一干就是半个月，完成了一个拱形入口，连接到支道，支道再连接到主道。

早在几百年前，在黄河河套地区引水渠、修筑都江堰等的施工中都早已有经验。

比如在黄河河套地区修建引水渠，就是要依照地形修建。

在当时的条件下，修建引水渠有风险，一旦遭遇地形起伏，水将断流。

凡是会观测地形的人都是水利大师，能够让水渠沿着“等高线”施工。

在城市里，这个规律也是相同的。

城市地面修建得一马平川是误区防治内涝要疏与堵相结合
修建下水道需要专业的规划和施工。

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各种建筑拦截雨水，阻碍其流动速度。

一是要向地下渗漏，现在许多停车场已经使用透水的结构，让一部分雨水能够通过空心（土壤）的通道渗透。

森林、林带也可以起到贮存雨水的作用。

二是可以修建众多的水池、鱼鳞坑，成千上万的起伏建筑，起到贮水作用。

然而现在的大型城市往往将地面修建得一马平川——这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符合传统的东方园林思想。

一旦大雨倾盆，必然产生灾害。

一个城市如果有千百个低洼的伫水点，对于湍急的雨水就能起到缓冲的作用。

如果地面太平坦，无处缓冲，就会产生问题。

每逢暴雨，城区的胡同口，郊
区的大院门口，都会出现汹涌激荡的急流。

雨水的排流一旦受到阻碍，一个小区或街道就会积水。

城市是一个智能系统，必须合理规划和设计，不但要注重地面上看得到的部分，也必须重视地下系统这类虽然看不到，却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区域。

比如，奥地利的房屋施工，其地基和下水，防水的处理都由专业公司来完成，公司人员都有专门资质。

这些地下的基础工作处理好之后，建筑公司才能开始从地下室开始，一层一层往上修建。

不仅大型楼宇，就是一家一户的住宅也是如此。

没有资质的人员和企业，无权向地下动土。

相比之下，我们修建的楼房也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但地下基础建设的质量却大不相同。

我们的排水系统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城市的独立体系来设计，而是依附于街道和区域楼房设计。

更进一步说，地市的选址，应当基于当地水源和排水的情况，这是早年选择城市地址的依据。

如今，人们以为有了自来水管网，有了机电设备，可以从远处调水，就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人的智慧还是渺小的。

一场暴雨，落地的水量是成千上万吨，不合理遵循地势规律进行排水，就会造成内涝。

不尊重自然规律，必将造成恶果。

半月谈第12期半月评论如何看待“人才意识”问题？
时事评论背景：
近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人才意识”问题？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人才之于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路人皆知。

特别是当今时代，谁抓住了人才，谁就有了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有了开创未来的金钥匙。

可以说，目前一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与人才机制不活、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发挥效率不高有着直接关系。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抓人才工作的意识，天下皆才而满目无才。

此次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抓住了人才工作的牛鼻子，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那么，强烈的人才意识要“树”在哪儿？
要树在领导干部的心坎上。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话用在今天虽然不太合适，但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对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影响甚大，在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习近平同志曾经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认识人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以人才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

这些要求应该是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原则和行为规范。

要树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上。

人才能不能用起来，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着莫大干系。

过去，干部群众爱才惜才、尊重人才，现在，尽管时代和环境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但好传统不能丢。

否则，都嫉贤妒才，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事业就会停滞不前，社会发展就会陷入被动。

所以，应当在全社会大力提倡求贤若渴觅人才、不拘一格荐人才的良好风气，让各级各类人才受尊重、受肯定；要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创业的宽松环境，让他们八仙过海、各尽其能。

要树在组织部门的行动上。

组织部是人才之家，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人才多
不多、作用发挥的好不好，与组织部门怎样对待人才工作密切相连。

换而言之，注重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努力用好各级各类人才，既是坚持公道正派、坚守党性原则的需要，也是做好本职工作、推进事业发展的需要。

组织部门选人用人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大力选拔人才，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才能激励整个社会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激励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半月谈2013年第11期半月评论：如何看待回家看看入法
评论背景：
社会加速流动的大背景下，“常回家看看”式的精神尽孝能否得到严格保证，入法硬性约束之余，还要仰仗社会体系的减压。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7月1日起实施，其中规定，家庭成员若与老年人分开居住，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藉此，“常回家看看”的精神赡养方式，从道德义务上升为了法律义务。

评论观点：如何看待回家看看入法
在家庭小型化、子女独立化的今天，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容易被子女忽视，也容易被空间遥远阻断，甚至容易被乘虚而入的黑婚介、“养生大师”、“神医后人”欺骗和利用。

立法即导向，用法律来确立子女在精神方面赡养老人的义务，正是应时需、解时难的产物，显现出法律与道德的良好结合。

但是，看老人入法，就能解决问题吗？
笔者认为，精神赡养的现实困境、养老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光靠一部法律，恐怕悬。

一方面，探亲入法尚处于原则阶段，法律强制力和惩罚性还未有规定。

怎样频次和时间的“回家看看”，才能实现让老年人“精神上慰藉”？子女在情感上冷漠和忽视老人，又应怎样诉诸法律？相较于刑法中的遗弃罪和虐待罪，精神赡养问题缺乏实际操作性，还需继续细化。

此外，在落实带薪休假等方面，也需要劳动法规的进一步支撑，进行配套。

另一方面，子女作为养老的第一责任方，许多时候的情形往往是，有孝心难表达，有意愿没时间。

既有探亲休假权利难获落实的苦衷，又有工作忙碌分身乏术的无奈，还有打拼糊口压力山大的窘迫。

现实中，老年人失护问题频频，很难说全都是道德滑坡所致，反过来，仅靠道德和法律约束来推动敬老孝老，恐怕也会遇到这种现实困境的阻击。

今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大关，空巢老年人也将超过1亿人。

来势汹汹的老龄化社会，遭遇一对夫妻一个孩的独生子女时代，碰撞出了“倒金字塔形”的养老困境，激荡起了直线上升的山大压力。

养老既是个人责任，也是社会问题，“常回家看看”式的精神尽孝能否得到严格保证，入法硬性约束之余，还要仰仗社会体系的分担效应实现减压，使个人有心亦有力。

红旗车背后的公交车改革期待——公车改革不是换几辆车的事
红旗H7轿车称为外交部长王毅公务用车的消息，让舆论对红旗这辆新型车的期望又增加了许多。

随着更多省部级官员陆续更换红旗H7，红旗轿车的作用和推动公务用车改革联系了起来。

实际上，这种公共期待的背后，是浪费惊人且十几年未见成效的公务用车改革。

显然，公车改革需要完整的制度支撑,“并不是换几辆汽车就能解决的。

”
被联系的自主品牌和公车改革
2012年工信部出台的《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
稿》一度引起舆论的关注,入选意见稿的400多款车型,几乎全都为国产自主品牌,这触动了社会对于政府公务用车改革的敏感神经。

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未来我国的政府公务用车,将全部从自主品牌诞生。

顺理成章地,舆论进而将公车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品牌的汽车产品身上。

在这些自主品牌之中,名气最大的非红旗车莫属。

自传出红旗入选公务车目录的消息后,这个有着辉煌的政治背景、历史传统并且积淀了巨大民族情结的品牌,被“理所应当”寄予了推动公务车改革的厚望。

一款车能对公务车改革起到多大作用呢?
“其实红旗车和现在的公车改革关联性并不大。

”7月5日下午,在分析“外交部长选红旗为座驾”的消息时,被称为我国“公车改革第一人”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他认为,红旗成为公务用车选用车型,更多表达了国家对我国自主品牌车企的支持,至于它能从多大程度上推动公车改革,“现在还不清楚。

”
《爱尔兰时报》如此评论:“中国政府选用国产品牌公务车的想法,其实并不只单纯为了支持国产品牌。

高级公务车在中国一些老百姓眼中被认为是腐败的象征。

”
期待背后的公车改革难题
这种期望的背后是每年天文数字般的公车消费数字。

我国的公车改革由来已久。

1994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一般声音认为,这项文件标志着公车改革的正式开始。

公车改革进行了19年,其间多项规章制度制定出台,媒体和舆论更是年年呼吁。

2010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公车改革困局》的提案,其中认为,尽管改革进行了十余年,但我国公车使用中仍存在着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公车私用现象严重、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屡禁不止、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等突出问题。

2013年春节期间,更是有网友在网上曝光了悬挂军牌的公务用车和政府机关的公务用车,其中甚至出现玛莎拉蒂、奥迪Q7、宝马X6、路虎越野等价格不菲的豪车的身影。

叶青曾做过专门调查,他认为,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

不过,对于全国究竟有多少公车、每年产生多少费用,连叶青也坦言,“很难有一个真实的数据,但其中的浪费,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

”
针对公车使用中的问题,尽管各地相继出台过一些措施,采取了诸如公车货币化、公车集中管理,或者两种模式结合等形式来治理,但收效非常有限。

公车改革需要完整制度支撑
在未来的改革中,“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外交部长使用国产红旗H7,在一定意义上也肯定了这个车的品质和质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外国车之所以会在我国公务车市场上大行其道,一个原因是我国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水准还受到一些限制”。

对此,车评人张志勇表达了认同:上世纪90年代,奥迪车在我国公务车市场大肆扩张之时,却很少有国产产品与其展开市场份额的争夺,“它的质量确实比我们的好”。

而最能代表我国汽车发展水准的红旗车,偏偏在那个时候,由于产品品质等问题,经历着停产和复产风波。

张志勇认为,包括红旗在内的国产自主品牌车,能否在公务车市场站住脚,说到底还是在于产品的品质和性能。

“如果国产品牌的车子安全性能好,能给人舒适的体验,人们怎么会花高价购买外国豪车呢?”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希望红旗能在这方面带个好头。

”
叶青认为,要解决公车滥用的中国式腐败,改革任重道远。

“这其实更多是大众情绪的一种宣泄和期待。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公车改革需要完整的制度支撑,“并不是换几辆汽车就能解决的。

”
半月谈2013年第8期半月评论：如何看待“学生投毒事件”
复旦大学投毒事件见诸媒体之后，关于20年前的清华大学朱令也再度进成为公众聚焦，这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对于大学生教育的关注。

从之前的马加爵案、药家鑫案等，大学生犯罪事件的不断出现，也使得人们对于大学生的心理教育、道德教育等诸多知识以外的教育产生担忧。

大学生本来应该是“天之骄子”，是“高材生”的代表，是知识分子，然而，近些年以来，大学生犯罪现象的屡屡出现，使得许多人开始关注大学教育的问题。

大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教育，更应当是包括知识、生命、生活、情感、人格、心理等一体的项综合教育。

对此，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说，“复旦大学投毒事件虽然是个案，但从个案，应当反思背后的问题。

一个社会对于学生的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还包括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存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等，但我们在这些知识以外的教育上，普遍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这些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关注，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伤人伤己。

”
大学生犯罪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更多的是社会因素、制度因素。

改革教育体制“重育分、轻育人”对遏制大学生误入歧途有直接的关联。

目前的高等教育偏重应试型教育。

大部分学校承担了知识教育的责任而忽视了心理道德的培养，即便是有一些学校开设心理教育的课程，但实际上，也是把心理教育当做一种知识教育，让学生掌握一些心理学的概念知识，甚至是通过考试来判定学生的学习状况。

这种方式，其实不算是真正的心理教育，它对于学生的心理培育作用不大，最终只会变成一门新的课程、新的考试科目，而不是对学生心理的辅导、引导、培育。

在家庭社会中，以分数论学习胜败，分数高的学生的形象永远是光鲜亮丽的，低分学生是受家庭和社会排斥的，这种社会风气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对大学生心理道德的讨论并不新鲜，每次出现恶性事件，总是要呼吁学校真正重视学生的心理教育，但最后往往没办法真正改变现状，这是学校评价体系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改变“重育分、轻育人”的现状。

生命教育、人格教育，即要关注每个个体的个性、能力与素养。

推进这样的教育，首先需要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引导、鼓励学生做最好的自己，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而不是把同学当竞争对手的教育，最终异化同学关系，甚至制造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张。

其次，需要改变灌输教育模式，在教育中尊重每个学生个体，而不是以扼杀受教育者的个性、兴趣为代价，让他们变为只会应试，却没有想像力、创造力。

再次，扭转教育的功利化，为追求真理提高自我而学习。

知识改变命运，不仅仅是通过教育增长知识，更多的是通过学习知识提高素质来改变命运。

学校是为教育学生而存在的，并不是为追求社会利益。

只有让大学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才能摆脱功利的办学追求。

2013年01月人民日报评论员：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公平正义
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会上提出的“三大建设”、“四项改革”、“五个能力”，概括了今年政法工作的思路布局；劳教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举措，则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关切期待。

所有这些，都标注着政法工作的新起点，展示着政法工作的新气象。

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部分，政法工作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前提，政法工作的保障性作用不可或缺；而“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都与政法工作密切相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就要把政法工作置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中来思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来审视。

这些年来，政法工作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深层次矛盾凸显的敏感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

对于政法机关来说，如何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执法司法能力？如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如何满足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政法队伍的亲和力和公信力？这些问题回答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法工作的成效与实效，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到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建设。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并首次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实践证明，无论是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还是创新管理、提升服务，法治都是最可靠的手段。

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机关，必须清醒认识新形势下加强法治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冲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善于运用法律手段预防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稳定，真正肩负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者、实践者的重任。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任务。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人民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强烈，一些群众有时为争得一分公平甚至比争得几分利益还要执着。

政法机关处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罪犯没有得到应有惩处、当事人胜诉权益没有得到及时实现，社会正义就难以伸张；如果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甚至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社会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公平公正。

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追求，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能使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忠诚、为民、公正、廉洁”。

始终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重，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念，政法工作队伍就一定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时事政治：半月谈2013年第6期半月评论：如何看待“中国梦”？
时事评论背景：
中国梦引领新航程，中国梦饱含民族魂。

从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阐发中国梦，到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系统论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