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的启示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的启示摘要：实施以德治国战略，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搞好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吸收，使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德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四点启示：一、建立道德存在的现实基础；二、广泛树立道德榜样，使人们对道德产生敬仰；三、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四、德治与礼治相统一。

关键词：传统文化；以德治国；启示江泽民同志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①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与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搞好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合理吸收，使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以德治国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朝着符合基本国情的正确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笔者就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理解和体会阐述一点个人的看法，以期古为今用，加深对”以德治国”方略的领会和掌握。

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东方大国。

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以”四大发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且也以具有优秀文化和美德的”礼仪之邦”享誉世界。

”以德治国”的思想，在中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伦理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而以德治国思想则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部分。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力图以其独特的关于以德治国的政治哲学和管理思想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

主张对西周以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既有承接又有变革，希望通过进行道德、礼仪、制度、规范等意识形态建设，来结束社会的急剧动荡形势，实现社会的平稳发展。

因此，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学说的实质就是要求统治者以道德治理国家。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主要包含在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之中。

从先秦时期到清朝末年，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家奠定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经过汉代学者初步系统的整理和认证，再经过宋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理论思辩和逻辑论证，最终形成了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主体内容就是关于以德治国的思想。

德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道，在我国是从儒家思想开始的，儒家也叫做”礼治”。

它的基本思想主张是”为政以德”。

在儒家那里，这种德治的思想主张，的确有排斥法治的倾向，是说统治者和臣民，都要成为正人君子，特别是要求统治者自身先正，而后正人。

可见，这实际是一种贤人政治的主张，因此，必然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的”德治”实质上是一种”人治”的思想主张。

但是，对儒家的这种”德治”或者说”人治”思想主张的价值，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而是应当进行历史的分析，看到它所包含的合理的思想内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反对对普通的老百姓一味地用严刑峻法进行统治，而主张要用礼去引导他们，用教化的办法来治理社会和国家。

从历史上看，当时儒家的这种政治主张，收到了比一味单纯用刑罚的办法要好得多的效果。

我们现在所说的德治思想，既继承了历史上的”德治”思想的有价值成果，又克服了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德治就是建设有利于道德形成的社会环境，就是在对社会和国家进行治理的总体活动中，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分发挥思想道德因素的作用，不断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素质，推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一个人道德的形成，是由良好的社会风尚、社会舆论、习俗、教育、政治风气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人，通过个人的接受和转化，才形成的。

因此，德治就是要建立、完善、发挥上述有利于人的道德形成的种种因素，改造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使之有利于人的良好德性的养成，有利于丑恶之性的消除。

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道德对国家的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幸福、民心归顺的重要作用。

因此，他们关于德治的思想，非常注重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对道德品质的形成。

在去除封建糟粕之后，仍然对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启示一：建立道德存在的现实基础客观现实因素是道德存在的重要基础。

一个人的行为，不是凭空产生的，现实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而有恒心，无恒产而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

”①一个人要有良好的道德行为，必须具备的前提是：确保他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不是说，人们物质生活条件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

孟子说过：”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之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②因此，道德的存在，除了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外，还要从文化、教育、法制、社会风气、家庭诸方面，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这对于今天我们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启示二：在社会上广泛树立道德榜样，使人们对道德产生敬仰孔子把国家统治方式加以道德化，首先要求统治者自身要一身正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③这表明国家统治者本身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百姓是否服从统治，取决于统治者本人是否正确、公正以及有没有道德感召力。

中国古代的”德治”，要求国家的君主和所有官吏，都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们要身体力行道德标准，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广大的老百姓。

这就是孔子对从政者的要求。

今天，领导者、社会活动家以及社会上各类有影响的人物，都应具备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民众。

颜之推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

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④。

孔子的德治思想，是在宏扬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伦理型管理哲学，其基本立场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但是，这种思想一经产生，其作用就绝不仅仅限于此，而是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对后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启示三：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在阐述德治主张的时候，虽然强调道德的重要作用，认为德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或根本手段，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法律手段的作用，也不主张以道德来代替法律，而是认为应当德、法并举，宽猛相济。

《左传》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要求统治者一方面应以道德教育、感化民众积极向善，使他们自觉遵守各种社会规范和秩序；另一方面又必须以法律来制裁、矫正越轨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国家统治必须是建立在以德治国基础之上的德与法的结合。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作出了发展，主张国家统治应”礼法并施、以礼为本”的德治思想，既重礼又重法。

法治只能作用于人的外在行为，并以威慑力作用于人的心理，但不能从根本上培养人的品德和人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③。

预防人的犯罪行为，还应从人的品德修养方面入手，”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⑤因为，法治的内在精神与德治的精神应该是相通的。

有礼法无依，又能领悟礼法之后的精神实质，才能坦然自若。

今天的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建设则是重在教育那些没有违法犯罪的人。

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起作用，一个靠人们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起作用，二者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

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治国之道的深刻论述，对于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治理社会和国家的过程中，道德因素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没有道德规范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但如果道德单独起作用，就往往会显得软弱无力。

因为道德困素发挥作用，最主要的是靠人的自觉性，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的力量。

道德规范在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要表现出的是软约束，没有制度那样硬性的约束。

实践证明，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没有政治、文化等因素的有机配合，道德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是无能为力的。

同样道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特别对那些微观的领域，对那些特殊的人际关系矛盾，法律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因此，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从这点来看，古今对法治与德治的一致性认识是一致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启示四：德治与礼治相统一何谓礼？《左传》中说：”礼，国之干（躯）也。

敬，礼之舆（载礼的车）也。

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乱），何以长（治）世？”。

《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

”义就是人人各得其宜。

荀子认为：”隆（崇尚）礼贵义者其国治，简（轻视）礼贱义者其国乱。

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

”可见，礼仪与国势强弱有很大的联系。

礼治，即是通过人的外在的良好的行为，有序的行为规范、训导来促进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

礼治，就是将道德要求规范化、制度化，使道德要求变为可以直接操作的具体规定。

我国传统道德和礼仪中就有大量的礼仪规范，至今仍有普遍意义和指导意义。

例如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今天我们还必须奉行这个道德礼仪准则，待人要恭敬热诚，礼让尊重；对老幼弱病残及不幸的人，尤应倍加关爱。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待人要和善宽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创造一种互助合作、亲睦、祥和的社会氛围。

总之，中国古代传统”德治”思想，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作为封建社会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哲学，不可能不带有当时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传统”德治”思想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但是，在这些政治道德观念中，确也存在着反映国家统治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共同性的精华成分。

它们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起到指导作用，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些政治道德观念，对于当今的道德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