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

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作者：张荣臣来源：《中共石家庄市党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5期[摘要]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战略部署，体现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体现了执政党自身建设步入新常态。

“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强调的是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强调的是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全面从严治党”之“治党”在于把党锻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深刻内涵[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05-0004-07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这里习近平同志把“全面从严治党”也作为治国理政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准确把握。

一、“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强调的是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时起，就开始了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探索。

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毛泽东从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提出了党的建设工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论断，从而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指出，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党的历史证明，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时，党的发展、巩固就前进一步，就能领导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的发展、巩固就后退一步，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联系党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实践，成功地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形成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基本格局。

到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全面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完整地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创造了整风运动这一思想教育的形式，卓有成效地指导了党的建设的过程。

延安整风以后，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普遍提高，思想路线更加端正，党的干部成长起来，党员遍及全国，党已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执政党的特点，从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

通过20世纪末后半期所发生的波匈事件，斯大林问题的被揭露，特别是苏东剧变，中国共产党不断吸取其中的深刻教训，力求解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执政党如何使自己的决策和运行机制更适应执政的特点，如何按照执政的要求建立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恰恰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

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是邓小平。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1]333他还说：“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329在这里，邓小平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看作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性道路。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党建理论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制度建设成为党的建设重要方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不仅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开始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移。

这也是对我们党的挑战，即要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市场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关系。

党既要具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又要具备协调利益、整合社会，进而巩固群众基础的本领。

这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和历史性的课题。

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市场经济改革在前，但制度建设滞后，一个正在领导市场经济的执政党怎样解决权力腐败的大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

尽管我们反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2]。

但不得不承认，腐败的浪潮接踵而至。

1984年以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迅猛发展，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法制的不健全，思想道德观念的缺失，导致转型期腐败现象不断滋长、蔓延，成为“多发”“高发”时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领导党中央结合新的反腐倡廉形势，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继承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反腐倡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并结合新的反腐败形势，深刻阐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新要求新观点新论断，指导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

胡锦涛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由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反腐倡廉建设上升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强调，“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3]39。

这里只是把制度建设放在五大建设的最后，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并没有改变。

全面从严治党强调的是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

在这个总体布局中，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为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党的组织建设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和提供组织保证；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关系党的形象和肌体健康，既为党的建设提供纪律和作风保障，又反映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成效；党的制度建设为党内生活提供运行机制，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制度保证。

二、“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强调的是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应该明确的是，今天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不是说以往我们党的建设没有“从严”，实际上，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党的建设历程时起，就强调了从严的要求。

那么这里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从严”是指出什么呢？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4]。

党的制度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以文件形态或习惯传统形态传承下来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

我们通常把党的制度分为五大类型，即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监督制度等。

党的制度建设，是指通过完善党章和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使党的工作和活动逐步实现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

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党内制度建设，为我们党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有利于调节党内关系，指导党内生活，规范领导行为，保证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

制度建设总是从政党一诞生就开始存在，并始终伴随着党的发展在进行着。

我们党也不例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的制度建设也逐渐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制度上与各国共产党保持了共性，而且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这样一些极富中国共产党个性的东西。

这些制度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党的战斗力的不断增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也为党取得政权提供了保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党的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制定了诸如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党内选举、党的组织生活、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轮换、职务任期以及离休、退休、党的纪律、党内监督等制度，对巩固党的建设的各项成果起了重大的作用。

而且党还强调，加强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并加强监督和检查。

如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恢复和加强了纪检监察制度建设。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江泽民领导下，党的制度建设成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一条新思路，它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手段和途径，也是党的建设的目的和根本出路，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大创造。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党的“五大建设”的思想，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

党的“十七大”以党章形式确立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根本性”地位。

到了党的十八大，“五大建设”的排序又有了变化，就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更加体现了制度建设在“五大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党的建设及国家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

因此，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必须积极而又稳妥，既要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要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实际；既要着眼于党内的实际情况，又要与国家法制建设互相衔接；既要勇于创新，又要脚踏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