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史视域下先秦城市防御文化探索的心路历程——以张国硕先生

考古学史视域下先秦城市防御文化探索的心路历程——以张国硕先生对先秦城市防御问题的研究为例史筑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市　250100）摘 要：先秦时期城市的防御文化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张国硕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末关注先秦城市防御问题起，致力于此问题的研究。

在过去20多年里，他先后提出了防御、防御体系、防御文化、防御模式等术语，是中国先秦城市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他个人的实践，为中国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规范的研究范式与路径，并带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进展。

关键词：先秦城市 防御文化 考古学史 张国硕Abstract：City defen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pre-Qin cities. Since 1980's professor Zhang Guoshuo has focused on city defense culture of pre_Qin. And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he first used the terminology defense, defense system, defense culture and defense model. Zhang's studies are important for they provide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city defense sulture of pre-Qin.Keywords：pre-Qin cities; defense cultur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Zhang Guoshuo先秦时期城市的相关问题是先秦考古学者、先秦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乃至古建筑学者集中探讨的重要领域，城市防御状况又是其中重难点交织的所在。

近20余年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国硕先生坚定于此重难点课题的攻坚，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硕果，也使得先秦城市尤其是中原地区先秦城市的防御面貌逐渐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笔者不揣冒昧，以张先生的研究为个案，期对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的探索历程作以阶段性梳理。

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对先秦时期城市遗址的梳理与考证经由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城址为数不少，文献记载的先秦城市数量尤巨。

这些城市遗址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先秦城市防御状况研究的重要资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先秦城市遗址的梳理与确定，是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欲求先秦城市防御的状况，必须先确定考古工作中哪些遗址属于先秦城址。

一般认为，先秦时期的城址可以分为史前城址、夏商西周城址、东周城址等三大发展阶段。

张国硕先生对这些城市遗址的梳理、考证与确定大致也是按照这三大阶段逐渐进行的。

20世纪90年代，张先生对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而逐渐增多的史前城址进行了阶段性的梳理。

据他统计，截至1996年8月，中国大陆地区已发现史前城址近50座，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18座，长江中游地区5座，四川盆地4座，内蒙古地区18座，长江下游地区2座[1]。

这一统计数据基本涵盖了当时已经发现的全部史前城址，需要注意的是，张先生已经认识到，史前城址的确定，不能以城墙为唯一证据，所以他十分认同车广锦先生倡导的江苏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为史前城址[2]的观点，认为这两座城址内部建筑物规格较高，外部以河道代替用作防御的城墙。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张先生在21世纪初对已发现的史前城址进行了重新统计，据他的考证，其时史前城址数量已逾70座。

其中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境内10座、山东省境内17座，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二省境内9座，四川成都平原地区6座，晋陕地区2座，内蒙古地区23座以上，江浙地区4座[3]。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张先生将连云港藤花落城址计入江浙地区城址之列。

近年来史前城址的发现又有所增加，张先生新近统计的史前城址数量如下：中原地区24座，其中河南14座，山东9座，山西1座；海岱地区13座，其中山东11座，安徽1座，江苏1座；长江上游地区6座；中游地区16座；下游地区4座；北方地区至少26座，其中内蒙古23座，陕西北部2座，山西北部1座[4]。

与史前城址的甄别与统计相似，对于夏商西周时期的城址，张先生的统计也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而不断更新。

21世纪初，张先生梳理的夏商城址达23座，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

夏代城址计8座，河南、山东两省各4座；商代城址15座，其中河南6座，陕西2座，山西2座，江西2座，湖北1座，江苏1座，四川1座。

此外还有内蒙古东南部已勘察出的100多座石城址，英金河、阴河流域发现的43座石城址[5]。

近年来张先生更新了这个数据：中原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城址至少有29座，其中夏代7座，商代10座，西周12座；海岱地区夏商城址3座，西周4座；长江流域属于夏代的城垣材料1处，商代城址5座，其中上游四川1座，中游湖北1座、江苏1座、江西2座；长江流域西周城址4座，其中江西2座，湖南1座，湖北1座；北方地区夏商西周城址较多，除却英金河、阴河、内蒙古东南部的100多座石城址外，还有陕西境内的李家崖城址1座[6]。

东周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式微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步入了新的高潮期[7]。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基本都已被发现，而且大多经过调查、勘探和发掘。

与之相较，东周时期的普通城市遗址工作还有待加强。

张先生在研究中没有明确统计已发现或者被发掘的东周时期城址数量，但基本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遗址和能代表当时营建方向与最高水平的重要地方城址都涵盖到了研究样本中。

综上不难发现，张先生对先秦城市遗址数量的统计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而不断更新的，这样就增加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此外，张先生对先秦城址尤其是史前城址的定义颇具代表性。

唯有给城市设定标准，方能在研究中甄别哪些遗址属于城市遗址，进而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他肯定了城墙对于判断城址的重要作用，但又并未将城墙的有无作为判定城市与否的唯一标准，在他看来，有些没有城垣的大型聚落遗址，如果挖有壕沟等大型防御设施，建造有大型宫殿或宗庙建筑，设置有王陵区，出土各类精美的遗物，具有较高的规格和等级，也应纳入城市之列[8]，这样就保证了研究对象的多元化，不至于将可能的城市遗址因墙垣的未发现或不存在而忽略掉。

在他的研究中，将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这种不被公认的环水聚落作为龙山时代的城市正是对这种理念的实践。

二、对先秦时期部分城市防御问题研究的尝试在厘定了先秦城市的数量后，张先生开始了对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尝试，始于对先秦城市防御问题的关注，经历了对单个城址防御状况的关注、对早期城市防御设施的分析、对早期城市选址的考察、对军事防御制度的阐释几个阶段。

（一）对单个城址防御状况的关注张先生对先秦城市的防御体系研究，最早是从单个城市防御状况的分析入手的。

20世纪80年代末，张先生开始注意到先秦城市的防御问题，他的最早尝试始于殷墟。

当时距离这座晚商王都的首次发掘已经有60年之久，但考古工作者一直没有找到城墙存在的证据。

国外学界主张小屯殷墟非商都说者就此大做文章，如日本学人宫崎市定就认为商都殷墟地望另有所指[9]，国内也有学者开始了对殷墟作为晚商都城的质疑[10]。

在这种背景下，张先生提出殷墟宫城的防卫圈是由1959年发现于小屯西的南北向壕沟、1986年发现的东西向壕沟与宫庙区北、东二侧的洹水相连构成的，并认为这座商都从建设伊始就没有筑造城墙[11]。

（二）对早期城市防御设施的分析有了殷墟防御问题探索的经验，张先生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早期城市的防御设施问题，并在国内较早提出了“早期城市”的概念，从概念上讲，早期城市是城市的初创或萌芽阶段，从时间上看，则包括了史前和夏商时期。

他根据当时国内已经发现的龙山与夏商时代诸城，将龙山城址防御设施归纳为城墙、城门及门卫房、护城壕、台地等，并据此认为，龙山时代城市具有防御设施种类少、城墙夯筑技术落后、城垣规模不大、防御设施简陋、防水功能薄弱等特点；将夏商城市防御设施总结为城墙、郭城、拱卫城、城门、马道与大道、护城河、壕沟、天然屏障等，并提出夏商城市防御特点如下：防御设施种类多、城墙夯筑技术提高、防御设施规模增大、军事防御能力加强、防水功能提高。

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造成龙山、夏商城市防御特点的原因，诸如日渐发展的生产力、政治军事生活、人口、社会、经济等[12]。

由于城墙是古代城市防御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设施，张先生的《我国早期城市的防御设施研究》（下文简称《设施》）一文对城墙问题泼墨良多。

在梳理了早期城市的城墙建筑方法后，他将龙山时期城市分为三个类型：城子崖型，城墙由基槽和墙体两部分组成；平粮台型，无基槽，或在地面直接堆筑墙体，或在地面版筑的墙基上堆筑墙体；老虎山型，石砌城墙。

至于夏商时期的城墙，则分为两种类型：偃师商城型，沿袭城子崖型城墙筑造技术，有主干墙而无护城坡；郑州商城型，墙体由主干墙和护城坡两部分组成[13]。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路径不同，张先生不但专文研究先秦城市的防御设施，而且在城市自身人工设施之外，注意到了城市之外的天然屏障。

他将城外的天然屏障分为大范围的自然防御和小范围的自然防御两部分，其中大范围的自然防御主要指利用大河、高山作为城市周围的防御屏障，小范围的自然屏障则是以河流充当城墙或壕沟，作为城市防御的组成部分[14]。

可以说，对早期城市防御设施的研究为先生日后研究城市防御体系、防御文化奠定了基础，这篇《设施》文开考古学者关注早期城市防御设施探究的先例，揭开了张先生关于城市防御文化研究的序幕。

先生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在国内较早明确提出了“早期城市”的概念；第二，在国内较早归纳了史前夏商时期城市遗址的防御设施及特点；第三，分析了这些城址防御设施及防御特点形成的原因。

（三）对早期城市选址问题的考察如果说，1992年那篇《设施》文正式揭开了先生关于古代城市防御体系研究的序幕，那么四年后他发表的《试论我国早期城市的选址问题》[15]则为防御体系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

因为古代聚落、城市的防御，人工设施是后建的，是可以改变的，但地理位置则是一旦选定就难以改迁的。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地理位置对于防御起着最基础性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里，先生通过对史前城址的分析，归纳了史前城市的选址原则：第一，选择高台或高岗之地；第二，选择紧邻自然水源之地；第三，选择周围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原或小块盆地之地；第四，选择河流、湖泊沿岸或距离河、湖岸边不远的地方[16]。

这三条原则，可以说都与城市的防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