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那一湾文脉

注：在我看来，对文人来讲，最好的时代是两个，一个在遥远的战国初年，一个在不远的民国时期。

这篇文章虽带有作者比较强的主观认同，比如作者给当时文坛的活跃分子排位，“民国文才共一石，周氏兄弟除外，他们属于整个中国文学。

我的分配如下：梁启超、王国维得一斗，陈寅恪、陈独秀得一斗，沈从文、郁达夫、废名得一斗，梁实秋、钱钟书、林语堂得一斗，萧红、张爱玲得一斗，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曹禺得一斗，张恨水、徐志摩、郁达夫得一斗，钱穆、顾颉刚、梁漱溟得一斗，剩下的人共分了那三斗。

冰心没有，去晚了，田地已经分完，只能捡起洒落一地的秕谷。

”无疑会给爱好正统民国文学的年轻人指明省时省力的方向。

如果以这篇文章为底并有所幅射，其效益将是终身的。

记住那一湾文脉胡竹峰一那阵子我住在乡下，天天读民国人的作品。

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哪知道？吃饱了饭读书，读完书吃饭，以书佐饭，以饭养书。

乡下的风景，书中即有，两岸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蓑笠，天，云，竹……都倒映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个个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

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

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书中景色宜人，窗外风光无限，愈发读得亲切。

朋友打来电话，我说读民国呢。

电话那一端短暂地沉默，然后感叹，那代人都散了。

也是。

都散了。

巨星陨落。

梁启超走了，鲁迅也走了，周作人、郁达夫、胡适，那一袭袭青布衫的身影在时间的弧线上飘忽，留给后人的，只有黑白照片中清晰可见的一身文化，一脸学问，他们或站立微笑，或凝眸沉思，或不以为意，或郑重其事……但写在眉宇间的，有从未凋零的儒雅和永不褪色的风流。

很多年之后，一辈辈文人回望他们生活过的岁月，才发现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更是一湾文脉。

1912年的1月1日，似乎比历史上任何一天来得更加艰难。

街头巷尾，长袍马褂的前清遗民拖着长辫子，步履恍惚，入眼只让人感到滑稽可笑；西服衬衫的当朝新贵剪短了头发，意气风发。

秦淮河畔的六朝金粉地古都南京，到处张灯结彩，国民政府的礼堂人头攒动，孙中山身穿中山装，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这一天注定要写进历史，不仅仅是版图的改变，政权的更迭，更有文化的转移。

河流入海，先秦的虫鸣戛然而止，汨罗江畔的楚音消歇了，以宫刑为代价的著作《史记》成了史家之绝唱，唐诗宋词元曲背后的男男女女不复歌吟，两千年的诗云子曰纷纷萎落。

清代文坛最大流脉的桐城派，到此时已是座兵火四起的孤城，在新文化运动的四面夹击下，满面疮痍，摇摇欲坠。

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闭，新时代开始了，与隆隆崩溃的政权一起坍塌的还有之乎者也的文章，白话文诞生了。

白话文自唐宋以来在口语基础上逐渐形成，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像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之类，以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在社会上普遍应用。

二在谈到白话文之前，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民国人笔下的文言范。

那一代作家几乎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过文言文，但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

他们自身的古典素养，青少年时期已奠定得异乎寻常的扎实，成年后，再怎么反对文言文，自身所受文言的有益滋养反对不掉；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更不会因此而变薄。

陈寅恪甚至能写一手纯正漂亮的文言文。

林语堂曾说过：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

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

《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古者则有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

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

梳理汉语文脉，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自有各自的神采与风格，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的河流，或蜿蜒曲折，或顺势直下，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此起彼伏，彼起此伏，自然，也同经了无数灾厄。

但只要是一有间隙，文化之流不经意间又会秉天地灵气，激浪扬波，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景观。

魏晋动荡，但文章有一股郁郁之生机。

唐末大乱，诗风虽衰落，小品却放了光辉，罗隐的《谗书》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皮日休和陆龟蒙这样的隐士也没有忘记天下，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散发着光彩和锋芒。

明末的小品吟风弄月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更有接通先秦魏晋唐宋文脉的勃勃野心。

其实，这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民国诸子出场前的精神背景。

民国文化人物大批量出场，再次用文化的火炬组成一个轴心，进入中国文化的繁茂时代。

三民国作家所体现的精神气度、文化襟怀，从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来看，仍然算得上博大、恢弘。

鲁迅文章中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堪称超绝。

钱穆的质拙、顾颉刚的雍容、丰子恺的典丽，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绝唱与文化符号。

民国文人的作品有一种当下所看不到的宁静与舒展，足以冲淡尘世的疲惫，也能抵制精神的粗鄙。

写作这么多年，倘或下笔有一些静气的话，实在是得益于那些老派旧文的熏陶。

民国作家执着于强国兴邦之思，也更珍重固有的文脉。

文脉的传承从来就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时代使然。

文脉之兴，首先要写作者心存文脉。

民国作家的成功，首先是对传统的认同和尊敬。

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能看到或深或浅传统文化的底蕴，看到文脉流转的历历印迹，将汉语言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当然，单是传承远远不够，我们最不应该忘记民国作家身上的文化基因——一方面接通传统，一方面借鉴西方。

他们不仅阅读域外的作品，很多作家更是亲自翻译推荐这些作品。

即便是严复、林琴南这一类老夫子也孜孜不倦引进国外先进文化。

鲁迅在《木刻纪程》一文的小引中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鲁迅的观点，为有识者所首肯。

民国作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形成了不拘一格、广采博取、闳其中而肆其外的作风。

民国人懂得崇拜，懂得向前朝学习，懂得向国外学习，知道《神曲》的价值与《红楼梦》一样，知道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一样，这是民国文人里大家辈出的最重要原因。

一群文化人对另外一群文化人谦逊到这个地步，不由不让人感动。

民国的很多文人，面对前辈，没有一点自以为是，尽管对古代文章说了那么多不客气的话，然而一下笔，隐约可见老庄、孔孟、司马迁、王羲之、韩愈、柳宗元、苏东坡、张岱、龚自珍的影子在纸上流动，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群对传统文化的崇拜者。

那些处在时代交替时候的一张张面孔是何等意气风发，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断然不敢轻薄无礼。

就连鲁迅与周作人，这样睥睨百世的文化巨匠，还在做梳理中国小说史、整理并校点古籍的工作，他们知道，万里江山变变幻幻，文化经典却永远是文化经典。

1930年秋，许寿裳的儿子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即转入中国文学系读书。

老朋友的孩子，鲁迅破例为他开列了一份应读文学书目。

有兴趣的可以翻《鲁迅全集》中那篇《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无独有偶，梁启超、胡适也曾开过书单，三份书单全是传统读物，浸染着中国古汉语的芳香。

四阅读民国文章，我特别看重鲁迅，多次在文章中表达了好感，因此在他书中停留的次数非常之多。

《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等且不说了，杂文集《花边文学》、《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也曾数次通读。

对于这个生活在民国年间的文人，我常常产生一些遐想。

走在深秋的北京或者上海，月色淡淡，灯光朦胧，我路过鲁迅先生的楼下，远远地看着朦胧在纸窗上那个握笔写字或者读书闲谈的人影，久久伫立，看一眼再看一眼，直到灯灭。

然后返回栖身的小屋，读读《孔乙己》、《阿Q正传》。

当然，这只是遐想。

倘或能潜回到过去，会不会去找鲁迅呢？到底还是不会去吧。

追着报纸阅读他的文章，在字里行间寻找文学上的亲近，这样就很好。

对鲁迅的阐述，后人已经做了太多的工作。

一拨拨专家学者用巨大的热诚解构了鲁迅。

可惜的是，很多评价，常常因激情而忘形，因仰望而放大，因排斥而偏见，因隔膜而恍惚，因久远而混沌，更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文章的滋养，论述常常不得要旨。

可不可以抛开思想包袱，抛开意识形态，仅仅从文学上谈论鲁迅呢？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鲁迅的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还不好说。

和鲁迅一样，周作人也创作了一座高峰，他的作品不要说在整个民国首屈一指，放到古今中外，也是浓浓的一笔重彩，轻描淡写出古国文化的意境与情韵。

虽然自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其实却是“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他的文章，非常老到，没有酣畅的视觉快感，却能引发内心的哲思，其文字深美闳约，波澜老成，人所共知。

周作人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从容地展示了一个中年男人心性之平和、安详、家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的放松，尽管没有鲁迅的犀利，没有林语堂的幽默，没有废名的玄幻，没有郭沫若的喷薄。

在文章的高下上，鲁迅和周作人究竟谁领先？排列起来实在非常困难。

钟叔河先生就曾在电话里旗帜鲜明地认为周作人应该放到第一。

鲁迅的声音，铿锵断语，刀砍斧劈，有如刻在青铜鼎上的律令，以中年人的洞达，驰骋神思，摹尽东方人性之极景，使听者惊悚，让读者铭记。

相比之下，周作人的文章，差不多是温文尔雅，浑厚恳切一路，弥漫其中的人间炊烟气，令听者亲切萦怀，字里行间点到为止的弦外之音常常引得读者会心地沉思。

鲁迅、周作人的出现，给了现代汉语一个语惊四座的开端。

鲁迅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他的厚重并不是一味端庄，很多时候以充满人情味的方式保持着一个智者的潇洒，尽管偶尔有失偏颇，但不妨碍整体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文风是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大行其道一个很好的矫正，那种朴实的正气，直接传承并发展了中国文学的进程。

我不止数十次听到当代一些作家朋友说：“读来读去，只有鲁迅、周作人常读常新。

”常读常新，正是关乎文学高下的最重要原因。

就我去过的当代文化人的书房，迄今为止还没有谁的书架会缺席他们的著作。

我一直主张，一切有志于汉语写作的人，都应该虔诚地翻开周氏兄弟的著作，而不要在当代那些层级不高的文字排列上停留太久。

五“五四”运动后，带有旧学风云之色的那帮人固然宝刀未老，而迅速崛起的一批文章高手，陡然使得沉潜的文脉有了兴旺之气象。

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民国文才共一石，周氏兄弟除外，他们属于整个中国文学。

我的分配如下：梁启超、王国维得一斗，陈寅恪、陈独秀得一斗，沈从文、郁达夫、废名得一斗，梁实秋、钱钟书、林语堂得一斗，萧红、张爱玲得一斗，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曹禺得一斗，张恨水、徐志摩、郁达夫得一斗，钱穆、顾颉刚、梁漱溟得一斗，剩下的人共分了那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