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档案及其价值

秦汉简牍档案及其价值
摘要：简牍档案内容丰富，是秦汉时期最重要的文字记录形式。

文章在分析秦汉简牍出土概况及简牍档案内容的基础上，从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三个方面探究简牍档案的价值。

关键词：简牍简牍档案价值
一、何谓简牍
在纸张发明以前，简牍档案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文字记录形式之一，对后世的典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简，从竹，间声。

牍，书版也，从片。

”“片”即是剖开的木材。

简是竹片，牍是写字用的木片。

可见，竹制的称为竹简或简，木制的为木牍或牍，合称简牍，是指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

据文献记载，殷商时期业已存在简牍。

《尚书·多土篇》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册”即是简牍。

秦汉时期的简牍基本标准：长23cm，宽lcm。

按照档案文献记载内容的性质，简牍的标准并不是统一的。

例如“尺一之诏”的诏书、“二尺四寸之律”、“三尺法”的法典和一节二尺长的“檄”。

至于尺寸较小的简牍，主要包括算筹、传符的六寸简、作注释的笺以及类似于具体标签的“榻”。

其中“榻”，《说文解字》中解释：“楬，褐桀也”，即标签、签牌。

如将若干简牍捆在一起，就成了“册”；将许多册栓在一起，谓之“编”。

另外，简牍具有凭证的作用，例如制威“符”，可以作为通过特定关口的凭证。

汉代出现的竹符、木符，即“符卷”或“契”，起到凭信的作用。

“契”在某种意义上更为特殊，据《老子》中记载：“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可见，“契”具有法律效应，必须严格遵守。

简牍初始于殷商，战国至东汉时期盛行，后随着纸张发明与应用而衰微，直至东晋时期被完全废止。

二、简牍的出土
简牍出土发现的文献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尚书正义序》及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欲广其宫”而“坏孔子宅”，偶然从孔宅壁中“得古文《论语》《孝经》《尚书》《礼记》凡数十篇，皆古文字也”。

这批简牍文字在当时不再流行，故称为“古文字”。

出土的简上每支记20至25字不等。

之后简牍不断有所出土，以晋武帝太原二年(公元281年)出土的“汲家书”较为重要。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汲郡（河南汲县）曾挖掘了战国魏襄王的墓地，从墓中挖掘出许多有文字的竹简，除了用作照明烧掉的之外，出土竹简还有数十车。

官府把这批竹简予以没收，并集中当时著名学者，如束皙、荀勖、卫恒、王庭坚、和峤等进行分类整理。

他们逐渐整理出古书75篇，被后人称为《汲家书》。

近代以后，简牍出土发掘跨入一个崭新历史时期。

简牍发掘工作经过周密计划，采用科学方法，使大部分出土实物得以完好保存。

从1 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中外学者在中国西北居延等地区发掘出许多汉代时期的简牍，即“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被誉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其中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

居延汉简的内容涉及很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等。

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发行《居延汉简甲编》。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发行了关于居延汉简比较完整的资料一一《居延汉简甲、乙编》。

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湖北江陵云梦县睡虎地Ⅱ号秦墓中挖掘出土1100多枚竹简，这是首次发现秦代时期的简牍，其中包括秦国和秦朝的简牍。

这次发现意义重大，堪称考古界重大发现，也为秦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

三，简牍档案的内容
简牍档案是指古代书写或刻画在竹木上的档案。

需要区别的是：简牍档案是书写、刻画在竹木上的，而刻画在玉石、骨头上的就不能称为简牍档案，只应属于甲骨文的范畴，刻
画在石头上的则是石刻档案。

简牍档案是我国古代非纸质载体中数量较大、流传最广的一种珍贵历史档案。

现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大部分都属于档案范畴。

从简牍档案的内容考察，其大部分都是公私文书，包括：(1)律令。

睡虎地秦墓1100余枚秦代竹简，为研究秦代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材料。

例如：《秦律十八种》反映了秦代时期贸易、农业、货币、置史、徭役、军功爵、粮仓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效律》翔实地规定了核验县和都官衙的物资账目制度；《秦律杂抄》是根据需要从完整的秦律中摘抄出来的片断，主要与军事有关；《法律问答》即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某些条文、术语加以诠释；《封诊式》记录了诸多案例，是供官吏处理案件时的参考条文。

(2)诏书。

诏书是最高等级的下行文书，即以皇帝名义下达的文书，初始于秦朝。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秦王朝施行“命为制，令为诏”的文书制度。

“诏，告也，自秦汉以下唯天子独称之。

”诏书实际上体现了皇帝君临天下、独一无二的思想。

诏书简牍，主要出土于居延、敦煌。

例如汉成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册”以及王莽《诏书辑录》残册等。

诏书的内容反映了汉代有关帝王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措施方案。

(3)官文。

官府文书依照其传递的特点，可划分为下行文、上行文和平行文三种，均在简牍档案中有所体现。

如居延汉简中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和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语书》是官府下行文，前者是以丞相、御史名义发布的，内容为追捕一个逃亡的人犯，因其所犯之罪涉及王府；后者是以郡一级太守名义发布的，内容是告诫臣民遵守法律，不得违纪犯法。

居延汉简中的“×x×变事书”、“x x×敢言书”等均属于上行文，是下属机关向皇帝、中央政府及上级官吏递呈的公文。

简牍档案中的平行文最具典型的是居延汉简中的《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郡尉下属的两个边塞共同订立的关于在发现敌情时烽火相告的公约。

(4)簿籍。

簿籍指官府文书。

簿是簿书，是古代征收赋税的依据。

从出土居延汉简考察，凡记财谷、金钱、车马、衣服、兵器以及吏卒日常工作等均制成簿。

簿作为档案，须每年定期向上呈报，即是“上计”。

籍则是记人的档案，是用人、赋税、捕虏等的档案资料。

居延汉简中有大量名籍，如“奉名籍”、“吏卒名籍”等。

(5)书信。

简牍中的书信主要是私人信札，不包括公函。

在睡虎地秦简中，有两枚木牍，是两封家信。

信中内容涉及到秦统一六国及公元前224年的灭楚战争、泰国士兵的生活、军需供应等。

汉简中家书较多，其内容涉及当时的某些习俗称谓，也包括一些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等。

这些均是文献不曾记载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史书的缺陷。

(6)契约。

简牍中发现的契约有多种，如买卖、租赁、借贷、雇佣等契约，也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重要材料。

四、简牍档案的价值
1．史料价值
如同其它珍贵历史档案一样，简牍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勿容置疑，有关秦代的历史文献较为匮乏，仅存有《左传》《国语》《韩非子》《商君书》《战国策》《荀子》《吕氏春秋》《管子》等文献，而这些文献难免遭到后人的删削、补纂，关于该时期政治、经济、法律等情况的反映，难免有失偏颇。

云梦睡虎地秦简正好处于秦昭王到秦始皇这一时期，其记载内容不仅保存了许多秦代法律，而且还包括记事性质的《编年记》，即详细记述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内容。

因此，秦简在补史书记载之缺，或订史书记载之讹诸多方面，均是可资参考的第一手重要史料。

两汉历史历来是史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在历代文献中较少涉及该时期具俸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及下层人们日常生活等内容，造成史学研究难以深入。

汉简的大量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缺憾。

利用简牍，结合文献资料，在深入探讨汉代的边郡组织、屯田状况、烽燧制度、防御系统、戍卒工作、邮驿制度、农民起义与社会生活及民间的收支、借贷等一系列问题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汉史的内容，使人们可以对汉代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2．艺术价值
简牍档案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书法史研究方面。

简牍中保存着古人的原始手迹，对于研究古代书法艺术起到重要作用。

睡虎地秦墓1100余枚秦代竹简上的隶书，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时期的概况，彰显了秦汉时期绚烂多彩的书法艺术。

秦汉时期，书体的篆、隶、行、草形制已成雏形，尤其草书盛于汉代，又为碑碣所罕见。

例如，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中，其《急就篇》专写书体。

郑孝胥说：“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标举，禅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券而待也。

”李瑞清说：“世所传草书，自明以来，皆素师派耳。

其原出大令，及仿者为之，则粗犷而狂怪。

章草久已无传，余近见流沙坠简，欲以汉人笔法为此体中兴也。

”可见，简犊档案再现了秦汉书法墨迹的真面貌，为今天提供了研究的实物例证，促进了古代书法史研究的发展。

3．文化价值
简牍档案的出土还有助于推动其它文化现象的研究。

例如，古代一些需要寄送的简牍文书，在文书信件的上面都要放一片比一般简牍宽一些的简或牍，这片简或牍被称作“检”。

其作用，一是为了书写收件人的地址、姓名；二是防止旁人偷看文书信件的内容。

所以，“检”也具有禁止的意义。

在“检”的下端，一般均有一凹处，用以绑绳子。

绳子绑好后，再在行结的地方涂上粘土，这种粘土称为“封泥”。

然后，再在封泥上加盖明文印章，以防旁人开启。

所以，“检”可视为今日信封的起源，“封泥”则有助于对古代印章的研究。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郑州／4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