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古代流散文学及其特点

东方古代流散文学及其特点
“流散(Diaspora)”已成为当下跨文化研究的热门，它是指离开母体文化而在另一文化环境中生存，由此而引起个体精神世界的文化冲突与抉择，文化身份认同与追寻等一系列问题的文化现象。

“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就是流散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文学理论）。

在“流散文学”中，流散中的生存体验与文化问题得到艺术的表现。

“东方流散文学”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以亚非地区和各民族传统文化为母体文化而徙居于异质文化的作家创作的文学。

而实际上它包括几种情况：一是亚非各民族作家移居到东方范围内的异国他乡后的创作；二是东方各国作家侨居西方（欧美）后创作的文学；三是具有西方血统和文化背景却长期侨居东方，已将东方文化深深融入精神世界的作家（如小泉八云、戈迪默、库切等人）的创作。

“东方古代流散文学”是指东方近代（19世纪中期）以前的流散文学。

从生存状态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考察“流散”和“东方流散文学”，对于认识当下全球化背景中的人生处境与民族文化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
人类历史进入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民族之间的相对阻隔状态被打破，历史进入到以世界为一个整体的发展阶段，人类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

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思潮汹涌泛滥。

在这种世界日趋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中，移民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而有论者认为“流散”是20世纪后半期“后”时代的现象，“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使用Diaspora这个词……更重要的是指‘后’时代里超出单一民族的范畴产生的文化现象，以及由此在美学和文化判断上引起的变化”②。

当然，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当下“全球化”的自觉意识的角度看，把“流散”现象理解为现代和当代的文化现象是有道理的。

但从具有文化层面上的“我与他”的不同族群的自觉意识上来看，应该说“流散”现象古已有之，“流散文学”在东方也很早产生。

从现存的文字材料来看，最早的流散文学作品是古埃及的《西努赫的叙说》。

作品被认为“是埃及中王国时代文学的一篇杰作”③。

这是一篇公元前19世纪的作品，主人公是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宫廷侍从，一次随王子（后来成为法老）远征，得知宫中发生政变，他担心殃及自己而离开埃及。

经过长途艰辛爬涉，来到叙利亚南部，因其英武和才干受到当地国王阿蒙尼士的赏识，成为驸马，拥有重权，却受到当地武士的挑战，他勇敢战胜了挑战者，占有了对方的全部财产，富有又权倾一切。

但他却感受到身在异乡的孤寂，益发眷恋故土。

向埃及当朝法老发出“叶落归根”的请求，法老欢迎他回归并加以礼遇。

《西努赫的述说》具备了“流散文学”的基本要素：漂泊途中的艰辛，身在异国的痛苦，回归故国的渴望，第一人称的叙述等。

作品中叙述当地武士向西努赫挑战，西努赫有一段向国王的述说：
我不认识他。

……我打开过他后室的门吗？我翻超过他的围栏吗？这只不过是嫉妒罢了，因为他看到我为您完成任务。

我其实像一头走散的公牛，进入陌生的牛群，这牛群中的公牛指控我，长角牛攻击我。

当一位本来处于劣势的人占了优势，他能受人爱戴吗？亚洲人不会与三角洲人交朋友。

谁能在山上种活纸草？④
作品以朴实而生动的比喻，说明流散异地者原有文化与居住地文化的冲突，他作为一个生长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人难以融合进亚洲土著社群，难免遭到“长角牛攻击”，而生长于三角洲沼泽的纸草，没法在山上种活。

当然这是一篇古老的作品，其中强调的是文化的冲突，而不像现代流散文学中强调的是冲突中的融合。

东方和西方的古代社会有着不同的演进路向。

西方以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源头而一脉相承地发展，现在西方的各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因而古代西方尽管有人员迁移，但不会有跨越民族文化的强烈感受。

东方古代的几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
印度、中国、希伯来、波斯等）都是各自独立发展，都有自己的古老传统，发展到中古演变成东亚、南亚和西亚北非的三大文化圈，每个文化圈又是以某一古老文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自然又形成文化圈内的中心与边缘的文化递差层。

这样，东方古代各民族之间成员的迁徙，其文化差异的感受自然强烈，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也更为突出。

这是我们研究“流散”现象和“流散文学”必须充分注意到的文化史实。

基于上述史实，东方古代文学中至少有几个“点”具有从“流散文学”角度加以深入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随着佛教从印度向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传播，一些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学者来到中国，中国的一些僧人学者赴印度求法取经，这是以宗教为枢纽的人类文化交流的大事件。

从东汉到北宋的九百余年里，中、印的僧人学者不断远离故土，在异域翻译佛教经典，弘扬佛法，也有人著述、创作文学作品。

如竺法护（3-4世纪之间）、鸠摩罗什(343-413)、昙无谶(385-433)、求那跋陀罗(394-468)、佛驮跋陀罗(359-429)、菩提达摩(?-536)、波罗木陀(499-569)等从印度或西域入汉土，译经著述，圆寂于中华。

法显(?-422)、玄奘(600-664)、义净(635-713)等人都求学流徙国外十几年或二十多年，历经种种艰难，取回真经加以译介，还创作了《历游天竺记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作品。

对于这些跨越文化阻隔，经历文化冲突的学僧的译作和创作，以往学界只看到其宗教的或史学的意义，对其宗教和史料价值的理解遮蔽了它们蕴含的由不同文化冲突而带来的生存体验。

从“流散文学”的视角，对佛典翻译文学和高僧们的著述、创作加以研究，能把握到这些文化宝藏新的价值含量。

还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流散”研究视角。

作为学术概念，“佛典翻译文学”的提法在学界已不鲜见⑤，“翻译”本身是两种文化的渗透和迁移，而佛典文学的翻译更具有其特殊性：主要是一批印度或西域的学僧在中国进行的翻译，而且翻译过程往往是他们与一批中国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果。

这样的“翻译”，无疑有着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深深融凝其中。

三
希伯来（犹太）民族的文学是典型的流散文学。

在希伯来民族历史上，犹太人几次举族迁移，屡遭亡国流徙的苦难，从阿拉伯沙漠的游牧部落到苏美尔平原的乌尔，从乌尔沿河北上至哈兰，越过叙利亚平原进入迦南（巴勒斯坦），从迦南客居埃及几百年，出埃及返回迦南，以后为亚述、新巴比伦所灭，公元前586年有“巴比伦之囚”的民族灾难，后经波斯、马其顿、罗马的统治。

公元135年罗马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犹太人的最后一次起义，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

散居世界的犹太人坚守民族传统，又与各居住地文化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希伯来民族文化的内涵，也在各流散地创作了希伯来民族的流散文学。

从希伯来的文学和历史演变看，其流散文学有几个阶段：
（一）“巴比伦之囚”后，囚居巴比伦和波斯期间的创作，收进《旧约》中的流散文学。

表现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生活情况，抒写返回故土重建家园的愿望。

如《列王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等作品。

（二）流散初期的《塔木德》文学，尤其是5世纪末完成的《巴比伦塔木德》。

《巴比伦塔木德》是流散到巴比伦的拉比们结合流散地的现实而对《托拉》经典加以解释形成的大型作品集，其中包含了巴比伦犹太人收集整理和创作的宗教训诫、历史、神话故事和寓言等。

（三）从8世纪至14世纪由流散西班牙的犹太人创作的“塞法尔迪文学”。

在11-12世纪里“塞法尔迪文学”有四位著名诗人：所罗门·伊本·加布里埃尔(1021-1057)、犹大·哈列维
(1075-1141)、萨缪尔·伊本·纳格雷拉(993-1056)、亚伯拉罕·伊本·以斯拉(1089-1164)。

尤其是其中的哈列维，有论者认为：“哈列维的诗歌是中世纪希伯来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他的诗作涉及了世俗和宗教的各个主题：酒和友谊给人的快乐，爱的热情，自然的美，礼拜日的高尚含义——他创造了一种缅怀锡安的诗歌体裁。

”⑥他的诗集《锡安山颂》，创作了大量对圣地故园热烈赞颂的诗作，在其宗教情感之中包含着流散诗人对母体文化和精神家园的追寻。

如其中有一节写道：
我的心在东方，我处在西方的底层。

我的食物原本无味，它怎会变得香甜？
当罗马人占领了锡安，
而我戴上了阿拉伯人的镣铐，
我怎能兑现我的保证和誓言？
对我来说，离开西班牙的仁慈毫不足惜，
看到荒芜的圣地的尘埃，
将使我感到无比富足。

⑦
（四）17世纪以来的意第绪语文学。

意第绪语是10世纪前后流散在德意志南部和法国北部的犹太人创造的语言，是一种用希伯来字母拼写，混融欧洲语汇和语法的语言，成为阿什肯那齐犹太人的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

17世纪前，意第绪语主要用于翻译改写《旧约》和《塔木德》故事，17世纪开始有作家创作。

保存下来最早的意第绪语作品是短篇小说集《意第绪故事集》（1602，作者不详），表现了犹太人流散欧洲的生活情景。

之后，意第绪语文学不断发展，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是意第绪语文学的鼎盛时期，在欧美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意第绪语作家。

四
中国唐朝(618-907)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性辉煌时期。

唐朝版图辽阔，极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

现代西方学者论述：“第7、8、9三个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宁、最文明的国家。

……这个新兴的中国与汉朝的旧中国不同，出现了新兴的有力量的文学流派，伟大的诗歌传统也复兴了，佛教改革了传统的哲学和宗教，美术也有很大进步，艺术活动、社会生活都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有了饮茶、造纸和木版印刷。

几百万中国人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而同时代的欧洲和西亚散居的人们还住在茅屋……或恐怖的山寨里。

这时的西方人正苦于神学禁锢的黑暗中，中国人却思想解放、精神宽松、富于探索。

”⑧
文化交流的流向是“人往高处走”。

唐代文化的繁荣，吸引了世界各国。

唐朝都城长安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

“从亚洲各处来的人——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和拜占庭人——充塞着它的街道，增添了他的国际色彩。

”⑨唐代统治者以博大的胸怀和全面开放的态势，广迎天下客人。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以迎外和仇外两种态度反复交替的中国（欧洲也如此）历史中，唐代确实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

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

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波斯人从西方来到长安同朝鲜人、日本人、西藏人和印度支那的东方人相会，并且同中国学者在渭河之滨那座古城的壮丽亭台一起讨论宗教和文学。

”
据史书记载，当时200万人居民的长安，有2%（即4万）是外国人。

他们主要包括在唐朝政府供职的外国人，来华经商的外国商人，来长安留学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长住长安的各国使节，来华的各国艺人、学者、旅行家等。

他们在这个国际文化都市中既追逐各自的利益，也传播着各自原有的文化，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贡献。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
中，有些久居中国的异域诗人、作家创作了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异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体验与感受，成为东方古代流散文学的又一聚集点。

崔致远(851-?)是朝鲜新罗诗人，12岁入唐留学，17岁中进士，任宣洲溧水县尉，后应聘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僚，用骈文为高骈撰写上万件表状书启。

他29岁回国，滞唐17年，在唐期间创作诗歌《桂苑笔耕录》20卷，诗作内容多有表现怀念故园的情怀：
知尔新从海外来，晓窗吟坐思难裁。

堪怜时复憾书幌，似报故园花欲开。

——《春风》
海内谁怜海外人，问津何处是通津。

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幸不为身。

客路虽求江上雨，故园归梦日边春。

——《陈情上太尉》诗作中远离祖国的孤寂，憧憬故土的美好未来都溢于言表。

唐朝同样留学中土的朝鲜诗人还有崔承祐、朴仁范、崔匡裕等，他们也有诗作传世。

唐时流居中国最著名的日本诗人是阿倍仲麻吕（朝衡，701- 770）。

《旧唐书》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五王友。

衡留东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

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

”⑩阿倍仲麻吕16岁入唐求学，学成后出仕唐室，与中国诗人有广泛交往，也有诗作入存《全唐诗》。

他在唐为官，但与国内联系不断，日本史籍有载：“仲麻吕尝作书，凭新罗宿卫王子金隐居寄乡亲；新罗使金初王持其书至。

仲麻吕在唐凡五十余年，身虽荣贵，思归不已，言及乡国，未尝不凄恻也。

”(11)阿倍仲麻吕在作为皇命的送使，准备随第十一次遣唐使返日时作的《衔命使本国》体现了一个长期旅居异乡的漂泊诗人的复杂心境：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使臣。

天中悬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此次归国未果，海上遇风浪，历经艰难又回到长安，最终逝于中土。

他的《望乡诗》更是强烈地表达他眷恋故土的情怀：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小编阳澄湖大闸蟹编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