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情志理论相关研究进展与评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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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情志理论相关研究进展与评述
中医心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而情志理论则是这门学科当中最主要部分。

在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中医情志心理方面的论述,然未成体系。

近年来,随着心身疾病的剧增,医学模式的转变,广泛深入地研究中医情志心理学己成为振兴中医学的重要途径。

因此中医界的有志之士纷纷结合科研、教学、临床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现将本领域的研究现状从基础理论、与其他因素和学科之间的相关性等多角度予以简单的回顾与总结。

1 研究进展
1.1 情志基础理论研究
情志理论属于中医心理学的理论范畴,它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中医心理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梳理并了解中医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深入研究情志理论的基础。

王米渠[1]所著的《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从远古至清代几千年间祖国传统医学中的心理学思想的专门性著作。

全书除强调《黄帝内经》的体系外,对远古至战国、秦汉三国、晋至唐、五代至元、明、清等几个时期分章论述,并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51位医家分别立论。

张伯华[2]所著的《中医心理学》认为中医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这之前却有着数千年的孕育过程。

它的主脉发自中医学,而其孕育、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支脉伸向相关学科,吸收着中国历代文化的养分。

本书将中医古代心理学的发展史分为六个阶段进行论述即远古至春秋时期、春秋至西汉时期、东汉三国时期、晋至唐代、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

徐川[3]将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分为三个时期即萌芽、形成和发展时期。

裴业明[4]认为中医古代心理疗法是以《内经》为基础的,经后世各家的补充、发挥,内容愈臻完善。

在远古时期,中医情志心理医学是和巫术分不开的。

那个时候医生、巫师、心理治疗师三位一体。

王米渠[5]所著的《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中从甲骨文的文字中来探讨巫与医的关系。

他认为在巫术文化中,心理治疗是其主要的医疗形式,从甲骨文“巫”,“祝”的字义中可见一斑。

蒋信昌[6]在《有关巫的几点看法》一文中谈到了巫的产生及其作用。

他认为巫在早期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提出了巫的产生是当时的必然文化现象,不能将医与巫截然分开,也不能一开始就人为地将“巫”填满唯心、迷信、荒诞等字眼。

蔡景峰[7]认为在巫术等原始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原始疗法只是作为巫术治疗的附庸,精神疗法在这个阶段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情志的概念与定义从古到今一直没有确定的说法。

为了准确揭示其内涵及外延,很多研究者做了很多探讨性的工作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乔明琦等[8]通过对
情志含义演变和概念深化过程考察,对照现代情绪理论的发展,得出如下认识:情志是中医学对现代意义上的情绪的特有称谓。

它蕴含现代情绪理论所认识的主要内容。

情志不是机体的精神状态,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包含意志;它是由内外环境刺激引起的涉及心理、生理两大系统的复杂反应,情志体验、表情及相应的生理、行为变化是其复杂反应的核心内容;先天自发性和体验主观性是情志有别于神志的主要特征。

并进一步指出,澄清情志概念上的含混现象,给出相对严格可具操作性的定义,有利于保障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并逻辑地引出情志研究的方法学要求。

现代的金光亮[9]认为情志是一种内心的体验,是在外界刺激因素作用下,五脏精气发生变动而产生的具有某种倾向性的态度表现,是通过心神的感应,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所产生。

武刚[10]则指出:情志是机体的精神状态,机体在心神的主导和调节下,以五脏精气作为物质条件,在外界环境的刺激和影响下,通过内外综合作用而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己欲望而产生的体验。

1.2 情志与其他心身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情志作为心神主导下五脏化气产生的功能性活动,与人体的体质、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同体质的人具有不同的情志心理,而情志异常又会相应的给人体脏腑的机能病变可由情志改变而来,也可以导致情志的改变。

情志与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都有着很高的相关性。

而对此进行探讨也正是情志理论用于临床实践的桥梁纽带。

1.2.1 情志与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在先秦两汉的哲学典籍中我们可以寻找到许多关于情志因素与人体脏腑功能、病理变化之间关系的论述。

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中医理论形成的里程碑。

《内经》中蕴涵着丰富的医学心理学思想,其病因病机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聂世茂[11]编著的《黄帝内经心理学概要》中对于躯体疾病的心理性病因及病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张伯华[12]对于情志因素的致病作用及过程予以了概括性论述。

她指出中医不但重视情绪因素的致病作用,而且对于情绪有关的其他因素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也有充分的认识。

闵范忠[13]认为情志致病的条件有两方面:一是情志刺激的性质、强度、持续时间;二是个性反应的差异性。

对于情志致病的机理主要有直接损伤脏腑、导致气机失常、导致精血亏损、导致神志异常等四方面。

另外有些学者从专科的角度探讨了情志因素与疾病的关系。

如黎烈荣[14]指出心理因素作为病因学中的情志因素起的作用已为人共知。

女性特有的生理和性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独特的心理特征。

女体属阴,血常不足,心神柔弱,不耐情伤是导致妇科心因性疾患的常见原因,各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在经、带、胎、产、杂病的发病学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唐学曾[15]回顾了历史上有关情志与目疾的记载,结合临床阐述了情志与
目疾的病理关系,从而指出在眼科疾病中,情志是致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蔡建安[16]在古典医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认为心理因素是造成男性不育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的情志与疾病的相关研究也很多。

如情志与胃肠道疾病发面,王伯军等[17]对明确诊断为各种胃肠疾病(GID)的1523例门诊患者,用自我评定焦虑量表(简称“SAS”)进行评定,得其中有情绪障碍者498例,发生率32.7%,与100
例健康人(发生率3%)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发生焦虑23.8%(363/1523),抑郁16.9%(257/1523),焦虑抑郁兼有者8.0%(122/1523)。

且症状积分与情绪障碍评分呈正相关(X=0.905,P<0.01)。

石美森等[18]
统计显示A型性格(个性强、过分的抱负、固执、易激动、紧张匆忙、具有攻击性)、情绪差(自我调节差、不易适应环境)、人际关系差、精神压抑及重大精神创伤史等因素均显著增强胃癌危险性。

吕美农等[19]则认为,更年期妇女慢性胃炎患者患病的主要病因是情志抑郁、易躁,其临床症状、发作与加重均与肝郁呈正相关,故以忌刚用柔,治肝安胃为治疗更年期妇女胃脘痛的原则,治疗94例萎缩性胃炎患者(均为更年期妇女,年龄45~55岁),治愈3O例,好转61例,总有效率为96.8%。

在对胆石症和胆囊炎的调查中表明[20]:本病患者中70.2%的患者性格内向,87%的患者情绪不稳定,其中躯体化、抑郁、疑病、人际关系敏感等特点显著。

38.9%的患者出现神经质的表现,有的患者焦虑、恐惧、急躁、敌对等情绪障碍明显。

还有报道[21],肿瘤患者在罹患后也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恶性肿瘤晚期。

随着肿瘤细胞损害程度的日益严重、病情恶化,各种器官、组织生理功能严重衰竭,加之晚期各种治疗的副作用,患者的负性情绪反应更而复杂、强烈,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1.2.2 情志与体质的相关性研究
早在7O年代,以王琦[22]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开始了体质的研究,认为体质与心理性格具有相关性。

作为体质学说的基本原理之一的“心身构成论”指出:体质是特定躯体素质与一定心理素质的综合体,不同体质的人具有相应不同的心
理性格特征。

这深刻体现了“形神合一”的思想,在心身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情志因素中人的个性体质是致病的内因[23-24]。

机体的机能状态会影响机体对精神刺激的敏感性和耐受性[25-26-27]。

如《灵枢·通天》云“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故而在针灸治疗不同类型的人时:“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泻其阳,阴重脱者易狂。

”在针灸治疗太阳型人时,要注意护阴而泻其阳气,否则会造成火上浇油的后果。

又云:“火型之人,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

”将人的个性、体质、体型及疾病联系在了一起。

这也是中医因人治宜的重要体现,是历代中医辩证治疗中始终遵循的。

楚更五、何裕民[28]等对冠心病和消化性溃疡易患者的情志个性进行了研究。

发现个性体质的相关性:如焦虑抑郁与体虚体质呈正相关,具有强烈时间紧迫感
的个体与形盛质、阳热质呈正相关等。

表明某一种疾病都有其特定的个性和体质特征,两者共同作用构成了引发不同疾病的始基。

提示了综合个性与体质探讨疾病发生机理的科学性。

刘艳娇[29]通过调研肥胖人群个性及神经质类型发现:糖尿病肥胖人痰湿体质中内向性格之人占36.4%,中间型占53%,神经质稳定占50.69%,中间型占45.16%,说明肥胖人痰湿体质具有因郁致病的潜在倾向,提示了个性心理因素在病理体质形成中的作用。

王莉[30]发现,女性气质心理上的特点与体质生理特点互为因果,体质偏虚弱失调者情绪易激动,多抑郁焦虑,而这些消极的个性特点又通过心身机制干扰生理功能,进一步削弱了体质或促成了体质偏颇失调,这为我们从中医角度研究心身疾病的发病有着重要提示。

1.3 情志护理与治疗的研究
中医古代的医籍中有许多关于情志护理与治疗的医话医案,这些医话医案多是散见在各书当中,不成体系。

现代研究主要是在对这些医话医案整理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以情志基本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加以改进提高。

王翠萍等认为[31]对于不同的情志病症应采用不同的护理方法:首先从医护人员、病人乃至家属,能够正确认识情志护理的重要性。

其次,在情志护理中一定要辨证施护,同种疾病对于不同个体所表现情志变化并不一定相同,例如同是高血压眩晕病人可能表现为忧虑,也可能表现为悲伤和恐惧,在临床必须区分不同证型,采取相应治疗护理措施。

第三,情志致病特点引起内脏损伤,但情志护理不仅仅适用于内脏疾病,任何疾病均需要重视情志护理。

第四,情志护理不仅适用于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应贯穿于疾病的始终,甚至包括健康的人群。

王爱玲[32]依据中医整体观念,对病人进行情志护理。

针对不同因素的病人给予不同的情志护理,或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劝之;或以“与世无争”而劝之;或以“与人方便,与已方便”,“和为贵”等引导之;劝解患者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是“既来之,则安之”,防止出现悲观失望的情绪,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在临床上除了运用一些常见的情志护理及治疗方法如说理开导法,顺情从欲法之外,一些医生还采用音乐疗法及移情易性法来对情志病患者进行护理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武翠叶[33]在采用音乐疗法对不寐患者的情志护理时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不寐开出不同的音乐处方:忧郁时听带有忧郁感的音乐,性情急躁时听节奏舒缓的音乐,心境不佳时,听优美的轻音乐和严肃的古典音乐,惊恐时听柔和、轻松的音乐,悲观消极时,听宏伟、粗广的音乐。

武笑园[34]在护理失眠患者是指出:应重视对患者的四季情志调护,春夏,天地之气欣欣向荣,应鼓励患者多参加户外活动,以利阳气疏通;秋冬,阳气收敛,当宁静安逸,以使神气内收,可鼓励患者读书绘画,使精神舒畅怡然。

现在的中医情志护理,以同时采用多种方法和配合药物治疗为多。

情志护理与药物治疗两者或为主,或为辅,辩证施治。

唐铁军,刘键采用说理开导法、娱乐疗法、音乐疗法、移情易性法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并配以药物对不寐、头痛、心悸、梅核气、脏躁、奔豚气等情志相关病证进行护理治疗,取得较好效果。

[35] 曾忠良、张微微[36]以甘麦大枣汤为主方,辅以情志疗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后遣症、冠心病、心律失常和失眠疗效甚佳。

1.4 情志理论与现代心身理论的关系研究
情志医学是中国古老的心身医学,它与现代心身医学有许多的共识,对两种理论的对比结合研究是当今对情志理论研究的热点。

而情志内伤与心理应激的比较以及情志与心身疾病的相关性研究则是其中的两个主要方面。

1.4.1 情志内伤与心理应激的相关性研究
目前情志理论有关心理应激的研究多从肝、肾两脏入手,主要阐明神经-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方面的病理机制。

岳文浩[37]等认为怒伤肝的机制有5条途径:(1)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兴奋;(2)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兴奋;
(3)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4)垂体—甲状腺兴奋;(5)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加,胰岛素分泌减少。

王朝勋[38]等认为在激怒状态下,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功能失调,使肝脏缺血、缺氧、肝糖原耗竭,水钠潴留,免疫机能下降,肝细胞自溶、坏死。

赵晓林等[39]认为慢性激怒应激可致淋巴细胞增值降低,形态异常、数量减少,肝脏多聚核糖体解聚,蛋白质合成率下降。

沈雁等[40]认为恐伤肾病理形态上的改变主要在垂体-性腺轴。

王米渠等[41]通过实验表明计算二便数量可作为恐的情绪度的客观表征。

刘晓伟等[42]发现“怒伤气”组大鼠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血清皮质醇的含量显著升高,血清白细胞介素2含量显著下降。

刘雁峰等[43]的研究表明“慢性疲劳”组大鼠脾脏B-肾上腺能受体数量比对照组明显下降。

王爱成等[44]发现与正常人比较肝气郁结证相关脑区多呈现葡萄糖代谢减低,如左侧额下回、扣带回前部、扣带回后部、颞中回、额中回、双侧颞上回及中央前回等,葡萄糖代谢增高的脑区域有脑干中脑、延桥交界、右侧楔叶、左侧小脑。

严灿等[45]的系列研究表明慢性心理应激反应大鼠血浆皮质酮、下丘脑和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含量均明显升高;下丘脑多巴胺、5-羟色胺含量明显降低,血浆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含量明显升高;海马谷氨酸、天冬氨酸含量明显升高,氨基丁酸和牛磺氨酸含量明显降低;下丘脑、垂体内啡呔水平明显降低,血浆含量明显升高;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mRNA的表达明显升高;下丘脑弓状核和腹内侧核酪氨酸羟化酶阳性细胞明显增多;下丘脑cAMP和cGMP含量均显著升高;慢性心理应激可诱导c-fos蛋白在海马、大脑皮质、杏仁核、下丘脑室旁核、室周核以及弓状核内广泛持续表达。

1.4.2 情志与心身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情志心理特征与很多的心身疾病有很高的相关性。

武成等对典型的心身疾病(冠心病、消化性溃疡、高血压、糖尿病、哮喘)进行了研究表明,患者的个性、行为类型、情绪稳定性差异与所患疾病的有高度相关性,是心身疾病发病的内在条件[46-49]。

孙氏通过对冠心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病、癌症等杂病及正常人群调查分析结果提示A型行为不但与冠心病有关,与其他疾病也有一定关系[50]。

谢氏等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46名恶性淋巴瘤患者和4名正常人进行测试,发现患者较正常人更具有内向型人格特征,这类人往往胆小怕事、逆来顺受而又对这些事耿耿于怀或妄自菲薄。

他们较难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在遇到一系列社会问题及重大精神创伤时,心理上更易产生应激、紧张与焦虑[51]。

心理情志因素与疾病的证型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王静怡[52]通过调查认为应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神经衰弱的中医辨证进行相关对照及量化评定有一定的可行性。

陈孝银[53]等研究发现肝阳上亢证者太阳型气质最多,其次为太阴型、少阴型,阴阳和平最少。

提示:不同气质心理特征的人其肝阳上亢证的发生率有明显的差异。

王东方[54]等对咽异感症患者的心理测验与辨证分型关系进行了探讨,显示:不同证型患者对心理社会刺激因素易感性存在明显差异。

郭克峰[55]等探讨了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个性与中医辨证分型的关系,发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以外向不稳定即胆汁气质类型多见,提示在原发性高血压病的辨证论治过程中应考虑个性因素。

2 评述
针对情志理论的研究,随着医学模式转变和心身疾病问题的日益突出,已经在各个层次上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古老的情志理论正处于第二个春天的繁荣发展期。

众多研究者在对古老情志理论进行文献整理挖掘的同时,也将其与现代的心身医学理论做深层次的相关比较,对情志理论的研究已经到了分子水平,古老理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研究已经得出了许多重大成果。

但应当注意的是,有许多的研究抛开了情志理论的本身的优势和特色,一味的拿情志理论去迎合现代的一些类似理论,与这些理论牵强附会,反而画虎不成反类犬,偏离了研究情志理论的正确轨道。

在保持情志理论的自身优势特色上,合理结合现代理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情志理论进行研究,互相借鉴,融会贯通,将情志理论当中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以适应现代社会,这才是对情志理论的正确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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