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科举之路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
祖籍衡阳的曾家世代以农为生，几百年来一直忙于耕作，从来没有人去读书求取功名。

但是到了晚清时，这个家族却出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的曾国藩。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函。

曾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被清廷封为一等毅勇侯，死后谥号“文正”。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的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其家境并不是很富裕，在当时仅相当于一个中小地主的水平。

据曾国藩自己回忆，他小的时候也干过放牛、砍柴之类的杂活。

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父亲名麟书，字竹亭。

据史料记载，曾玉屏年少时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为乡里人所耻笑，后得人劝诫，方才浪子回头。

精明干练的曾玉屏十分善于经营，曾家产业也在他的治理下不断扩展。

在地方上，曾玉屏为人刚直，言论非凡，对乡里的公益事业尤为热心。

因此，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是既害怕又尊敬。

不过，尽管曾玉屏作为当地的乡绅，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由于早年弃学，他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顶多是粗通文墨而已。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曾玉屏自然深以为耻。

为此，他痛感没有功名的遗憾，于是转而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自己的长子曾麟书身上，“穷年磨砺，期于有成”。

但可惜的是，曾麟书读书虽然很用功，无奈悟性不高，先后赶考17次，总是落地而归。

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43年的曾麟书才勉强考上一个秀才。

曾麟书本人也自知仕进无望，遂“发愤教督诸子”，希望曾家子弟能够考取个功名来光宗耀祖，完成祖辈们的心愿。

这样，曾国藩作为曾麟书的长子，曾家的长孙，自然被寄予厚望。

童年的曾国藩自懵懂时便开始接受父辈们的启蒙教育，他从六岁时即开始上学，最初取名子城，字居武。

在七岁（虚岁为八岁）那年，他的父亲因为屡试不中，为维持生计，曾麟书便开馆授徒，从此，曾国藩便在其父所执教的私塾——“利见斋”中读书。

从日后曾国藩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曾麟书对儿子督责甚严：“晨夕讲授指划，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

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辄乃已。

”在父亲的苦心教育下，曾国藩很快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作八股文，准备应考。

14岁时，曾国藩跟随自己的父亲赴长沙参加当年的童子试，不料父子双双落第。

科考归来后，曾国藩仍然跟随其父诵读儒家经典。

但曾麟书并不想让儿子步自己的后尘，加之曾国藩在长沙童子试上成绩俱佳，被列为优等，他认为自己已不足以教授其子，遂谋划着让曾国藩去拜访名师。

道光十年（1830年），二十岁的曾国藩离开家乡，前赴衡阳的双桂书院学习，师从汪觉庵先生。

一年后（1831年）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进行深造。

在就学于涟滨书院期间，曾国藩由于勤奋好学，其才华为涟滨书院的山长（即院长）刘象履所赏识，刘断定曾国藩日后必能成大器。

此时，曾国藩已经改号“涤生”。

“涤”，照他自己的解释，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表示自己要洗涤旧习，求得新生。

这次改号充分彰显了曾国藩的上进心。

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曾国藩自第一次参加长沙府试之后，又连续六次参加了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没有成功。

这对年少时“急于科举”的他来说，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曾国藩却持另一种见解，他认为自己当时不但“未尝敢出一怨言”，还“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

他感悟到“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
埋没者”。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气度之大，他不但没有把屡次落第放在心上，反而以此作为鞭策，激励着自己更加注重磨练诗文的基本功。

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第七次参加科考，这次终于考中生员，成为秀才，从而获得了进入县学的资格。

第二年，他就读于长沙的岳麓书院，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是嘉庆年间的进士欧阳厚钧。

欧阳厚钧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曾国藩在他的教导下学识大进，每次考试，总是第一。

同时，他也受到了岳麓书院内湖南学风的熏陶，这对其思想和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求学长达一年，在此时期，他学习非常用功。

据说曾经因为晚上读书声音太大，遭到一位同学的呵斥，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好改为低声默诵。

正是凭借刻苦的努力，曾国藩通过了当年（1834）湖南省的乡试，考取了第三十六名举人，此时他年仅24岁。

乡试之后照例要在次年入京参加会试，曾国藩遂于同年十一月从湖南老家启程，赴京师赶考，但在次年（1835）的会试上落第，之后曾国藩便寓居京师的长沙会馆处读书，准备参加道光十六年（1836）的恩科会试。

但不幸的是，恩科会试，他再度名落孙山。

曾国藩深感自己“火候不够”，于是决定离开北京，启程回乡。

在返湘的途中，曾国藩因钱财告罄，便向时任睢宁县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

但路过金陵（今南京）时，曾国藩在书肆上偶遇一部《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此时银两已经所剩无几，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衣物当掉，从而购得此书。

当他回到湖南，把这件事禀告他的父亲时，曾麟书十分高兴，但又不无深意地告诫曾国藩，所借之款他可以代为偿还，但如果曾国藩能将这些书读完，也算不辜负他的期望了。

父亲的一席话令曾国藩大受感动，为此他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结果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曾国藩闭门不出，发奋苦读，不仅把《二十三史》给圈点一遍，学问也大有进步。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第二次进京赶考，临行前因家里年景不好，只好向别人借债方才凑够了去北京的盘缠。

所幸的是，在这一年的会考上，曾国藩终于考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而当时会试的总裁正是大学士穆彰阿。

张榜当晚，曾国藩依例登门拜谢，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学识和能力十分赞赏。

此时曾国藩因穆彰阿嫌他的名字太“鄙俗”，遂取“藩屏国家”之意，改名国藩，之后对穆彰阿也以门生自称。

有了穆彰阿的赏识，再加上自己的学识，曾国藩此后的科考“极为顺遂”。

在当年四月份的复试中，成绩被列为第一等。

接着在同年的殿试上，考取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曾国藩的功名心很盛，相传他在得知自己中了进士后，因名列三甲，为此羞愤难耐，“即日买车欲归”。

因为按照过去的惯例，三甲进士多半不能进入翰林院。

后来经劳崇光等人多方劝慰，并答应为他帮忙，曾国藩才回心转意，打消了早归的念头，按时参加了当年的朝考。

结果，朝考一等第三名，后由道光帝拔置为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三年之后（1840年），庶吉士散馆，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官秩从七品，从此结束了他十余年的科举之路，开始了其官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