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之“乐”与“醉”再解

收稿日期:2015-12-19作者简介:赵晶晶(1989-),女,河南新郑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

赵晶晶
《醉翁亭记》之“乐”与“醉”再解
摘要: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欧阳修作为北宋一代文豪的精神世界,文章以欧阳修的经典名作《醉翁亭记》为例,通过
对作品中的“乐”与“醉”的重新解读,发现,这里其实隐含着醉翁与太守两个不同的主体,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主体出发,看
到的是欧阳修作为个体孤独的呐喊和作为社会一份子身份角色的担当。

同时,欧阳修为了更好地履行作为太守的职责,不得不压抑他的醉翁个体的悲凉内心,从他的这种分裂里,我们也可以大致窥见宋代文人相似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欧阳修;醉翁;太守;分裂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06-0042-04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欧阳修是毫无争议的北宋文坛领袖,其领导的古文运动影响了北宋一代文风,他自己在文学创作上也不断革新,在散文、诗歌和词赋等各种文学体裁上均取得了不错成绩;而其中尤以散文成就最高,他的文章纡徐委备、情感充沛、语言传神凝练,后人总结其为“六一风神”。

《醉翁亭记》一文是欧阳修散文的代表作,全文短短400余字,却展示了琅琊美景、滁人游玩和太守与民同乐等丰富的内容,当时此文一出就洛阳纸贵,而历来对该文的分析更是不计其数。

但人们在分析时往往更多关注太守欧阳修与民同乐的人本精神,对欧阳修这个独立主体却缺乏足够的关注。

本文试从文章中的“乐”与“醉”出发,研究隐藏在“醉翁”和“太守”身份背后的欧阳修的精神世界。

一、乐:山水之乐得之心
《醉翁亭记》一文中“乐”字共出现了十次,分别是“山水
之乐”“乐亦无穷也”“宴酣之乐”“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禽鸟知山林之乐”“人之乐”“从太守游而乐”“太守之乐其乐”“醉能同其乐”。

一般人们习惯将这些“乐”分为“山水之乐”“游人之乐”“太守之乐”三种,这是从第三者,即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划分;而如果尝试转换视角,从欧阳修,即作者本人的角度来划分,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乐”按照角色身份的不同应该分为两种———醉翁之乐和太守之乐。

首先是醉翁之乐,包括“山水之乐”和“乐亦无穷也”。

作者在第一段就以精炼传神的笔触描写了滁地风景的美丽:“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琅琊山“蔚然而深秀”,酿泉“水声
潺潺”,醉翁亭“翼然临于泉上”,一派山清水秀、恬静怡然之色。

醉翁陶醉于这样的美景中,不是因为美酒而是被山水之美打动,并且说山水之乐是“得之心”的,足可见其对于此地
风景的倾心。

紧接着第二段,作者又详细描写了此地一年四季与一天四时的景色变化。

这一段是散文史上的经典,欧阳修用短短九句话就将这些变化传神地概括出来,足可见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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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学院学报2016年6月Vol.36
No.6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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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景色的喜爱与熟悉程度。

结尾,他写道:“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有研究者认为这句话中的“乐”不能被认为是醉翁的乐,因为它并没有标明句子的主语,而这风景又是人人所共见的,所以可以将其宽泛地理解为是大家的乐而不必特指太守。

但联系前文,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首先这段话很明显是接着上段“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说的,而这种“山水之乐”正是让醉翁所陶醉的;其次,在53个字里就将琅琊山一天之中和一年之内的景色变化写出来,可见观察者对此地山水的倾心程度。

风景的确人人都可以看见,但此等欣赏的眼光却非人人都有。

惟有真正热爱这方山水,所见之景才能呈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变化,观者也才能真正享受其中的乐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能欣赏“四时之景不同”的“乐”应是醉心此地的醉翁之乐。

不管是“山水之乐”还是四时之景的变化之乐,这“乐”都是与自然山水有关的,是放情山水之乐。

在欧阳修的笔下,我们透过醉翁的眼看到了一个美丽的滁州。

而实际上,滁地环境恶劣非常,欧阳修本人就曾写诗记载:“江淮卑湿殊北地,岁不苦寒常疫疠”[1](P97)“穷山荒僻人罕顾”[1](P98)“贬所僻远,不与人通”[1](P271)。

但就是这样一个穷僻闭塞的地方,醉翁却于山水之中发现其独特的美,并从中得到慰藉。

在《与梅圣俞》其十八中,欧阳修告诉自己的朋友:“某居此久,日渐有趣。

群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射饮,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

”[2](P408)即使多年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欧阳修的笔下也都是些轻松美好的事情,比如游玩、种花、酣睡,“吾尝思丰乐,魂梦不在身。

……春至换群物,花开思故人。

”[1](P463)现实的滁州与欧阳修笔下、醉翁眼里的滁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该说,欧阳修笔下的滁州是一个由他构建起来的理想空间,在这里,他放下贬谪的愁苦、丧子的悲痛,将自己全情投入山水自然之中,获得心理的归依与抚慰。

在这种归依中所产生的“乐”是他真正的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乐,没有外界身份的限制,没有丝毫功利心,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将自己完全放纵于自然山水之中,在自然的变幻多端里感悟生命的变化和内心的回归。

这种乐,是山水之乐,是醉翁之乐,也是欧阳修之乐。

而第二种“乐”与前者完全不同。

它包括后文提到的种种乐趣,将其总结起来有四种:太守之乐和与之相关的宴酣之乐、人之乐、禽鸟之乐。

这四种乐都是外在的、与欧阳修生命个体无关的乐。

下面我们一一进行分析。

“宴酣之乐,非丝非竹。

……觥筹交错,起座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幅宾主尽欢、其乐融融的画面,但仔细分析,这画面里的太守其实是独立于众人的。

宴酣之乐并没有主语,而后面的描写也都是众宾在宴会上如何尽情尽兴的场面。

此时我们的太守呢?“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此时欧阳修年仅40,却已是苍颜白发,在众宾欢愉的时刻,作为主办者的他只是坐在众人当中,喝着酒看着他人尽情欢乐;自己看似也是一副乐陶陶熏熏然的样子,但这种欢乐是真的乐吗?在喧闹当中人的孤独感往往会更加强烈,大概观看别人欢笑的欧阳修,于假醉中感悟到的是更深的孤独。

这种独立于众人的孤独感在后三种乐里表现的更明显。

游人随太守归去,林中的禽鸟雀跃不已。

禽鸟不懂游人的乐趣,就像游人不懂太守的乐趣一样,这里,禽鸟、游人和太守是三个孤独的意象,他们各自陶醉在自己的欢乐中,却丝毫不能体悟对方的心境。

禽鸟尚且是结群的,游人也是前呼后应的,而太守只有一个。

如果说禽鸟可以理解禽鸟的心情,游人可以理解游人的心情,那有谁能理解太守的心情呢?最终,我们的太守还是冷眼看着别人的欢乐来自娱自乐。

“醉能同其乐”看似是融入其中,但“醒能述以文”又分明说明太守并非真正同乐了、陶醉了,否则如何能这样理智传神地描述出他人的表现?就像人在真正的狂欢后第二天醒来往往什么都记不得、只能回忆起当时的氛围一样,太守的描述越客观全面,越说明了他当时真正个体的抽离和孤独。

此外,这三种乐明明是无法相互理解的,而太守却将另两种乐都写了出来。

恰如惠子与庄子在濠梁之上的争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太守非禽鸟,何以知禽鸟之乐?太守又是凭什么认为游人离去时禽鸟的鸣叫是欢乐的表现?当然,这可以被解释为移情,太守自己是欢乐的,所以看周围的一切便觉得他们也都是欢乐的。

但如果说游人去禽鸟就乐了,那是否就是说游人在禽鸟便不乐,即游人的乐破坏了禽鸟的乐?禽鸟之乐是山林之乐,游人之乐是从太守游而乐,这里,作者隐隐将禽鸟与游人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也将他们各自的乐趣,即山林之乐和游人之乐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他们不仅无法相互理解,而且不能并存。

那我们不禁要问:欣赏并醉心于山林之乐的醉翁(其实与太守是一人)能欣赏游人之乐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太守与醉翁虽然是同一人,但又不再是一个人。

这从文章中作者自称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从第三段负者与行者出现开始,作者的自称便是“太守”而不再是“醉翁”。

之后画面里的人物越来越多,“太守”一词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一个与民同乐、为民着想的好太守的形象随之越来越鲜明。

但直到最后,作者都未再使用“醉翁”这一自称,更不要说“余”“吾”等,这种第一人称的说法在文中从头至尾都未出现。

第三人称自指其实已经将作者本人与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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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拉开了距离,作者在这里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其心境因角色的变化而悄悄发生转变。

作为醉翁的欧阳修是属于自己的,作为太守的欧阳修则是属于滁州人民和朝廷的;醉翁的乐是回归山水,太守的乐便是做一个为民造福的好官,治理好地方,让人民幸福。

但归根结底,这种太守的乐仍是他人的乐,是外在身份角色所有的乐,不是作者本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真正的快乐。

《丰乐亭记》里写道:“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

”[3](P489)可见欧阳修是有意识地将自己放在太守的位置上,从太守的职责出发做到与民同乐。

这种角色的自然转换与欧阳修自己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景祐三年,欧阳修被贬夷陵县令时就曾劝慰同样遭贬的余靖,“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

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

用此戒安道慎勿戚戚之文。

”[4](P105)可见,欧阳修不喜那种因为贬谪就沉沦,戚戚怨愤的形态。

在他看来,“知义者”无论何种处境下都是坦然淡然的,不会因为境况的变化就忧愤怨嗟。

而深究其原因,大概与有宋一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担当有关。

因为这种担当,无论在何种职位上,他们都尽心尽力做好,无所怨言;即使身处逆境,也要调整心态,做好本职。

正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如果说醉翁是欧阳修内在心理世界的写照,那么太守就是他必须要承担和做好的社会角色。

他的太守之乐是真乐,只是仅限于作为太守的欧阳修而已。

二、醉: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亭记》一文里除了“乐”字,“醉”字也出现次数颇多,吸引读者的注意。

不算题目,文章中共有六个“醉”字。

按照上文的思路,文章里的“醉”也同样可以分为醉翁之醉和太守之醉。

对于“醉翁”这一自称欧阳修解释为“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欧阳修早年在洛阳时自称为“达老”,被贬夷陵时却又毫不旷达地自称“迁客”,十年后再度被贬滁州时,他又改自称为“醉翁”。

从夷陵迁客到滁州醉翁,欧阳修似乎真正看淡了官位的升迁,但这一变化背后更多的是他半生沉浮的辛酸。

在《黄梦升墓志铭》里欧阳修回忆道:“时予谪夷陵令,遇之于江陵。

梦升颜色憔悴,初不可识,久而握手嘘唏,相饮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

予益悲梦升志虽衰,而少时意气尚在也。

”[1](P422)他在这里为黄梦升感到悲伤的是,梦升虽然还有
少年时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气概,但少年时伟大的志向却
已没有了,空留满腔豪情无处发泄。

而之所以没有了那样伟
大的志向与梦想,大概源于社会的压力、残酷的外部环境对
个人的挤压。

相比于有少年之志却已没有少时意气的情况,
这种遭遇更让人感到悲哀,因为这纯粹是被外部环境压迫
所致,是被世事的变化和残忍逼得不得不放弃当初的梦想,
而不是人自己被时间磨去了激情;这里面更多的是命运的
无情和不得不放弃的无奈。

而实际上,这样为黄梦升悲哀的
欧阳修,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于滁州时期的《朝中措》里
有“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
取衰翁”[5](P32)这样的话,可见他仍然有生命的激情和少年般的
豪情;但他同时又自称“翁”,其实当时他只有40岁。

这种自
称里有他的自嘲,更有对现实的无奈。

欧阳修4岁丧父,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

23岁即考中进
士,次年任西京留守推官,“以文章名冠天下”。

不料五年后,
因为为范仲淹辩护,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这一巨大的落
差对其冲击不可谓不大。

康定元年,他又被召回京参与庆历
新政;五年后即庆历五年,欧又被贬为滁州太守,之后几经贬
谪,直到皇祐元年才得以再度回朝。

可以想见,十年之间他经
历了贬谪、回京再贬谪的过程的欧阳修,在滁州时期会是怎
样的心境。

此外,到庆历六年(即写《醉翁亭记》之年)为止,40
岁的欧阳修已先后经历了父亲、两任夫人、妹夫和自己三位
儿女的死亡,“吾年未四十,三断哭子肠。

”[1](P96)可以说,此时的
欧阳修深深领悟了世事的无常和命运的无情,纵然他还有“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豪情,他又能向何处发泄呢?少年之志恐已衰矣。

所以面对滁地荒僻却颇具静雅的风景时,内心悲痛的欧
阳修自然而然选择将自己尽情放归于山水之中,向自然寻求
安慰和归依。

“醉翁之意不在酒”,醉人的不是美酒而是美景。

其实他的头脑很清醒,只是他需要在山水里安放自己在现实
中无处安放的志向与激情,在自然里抚慰自己因现实而失落
痛苦的心灵。

从这种观点出发再来看文中的太守之醉,我们也能更深
刻地理解欧阳修的悲凉。

恰如太守的乐不是欧阳修个人的
乐,太守的醉也不是欧阳修真正的醉。

喝醉的太守看似与众
宾打成一片,但众人的欢乐不代表个体的欢乐,“苍颜白发”“颓然”这样悲凉的用语分明将太守从众人中独立出来。

试想,若欧阳修真地从心底感到欢乐的话,他大概不应该自己在众人中孤独地饮酒,而是融入众人中一起玩乐,这种旁观者心态无形中将太守与众宾拉开了距离,此时的酒与醉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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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鲜明地展示出他的辛酸和在众人之中更深切地体悟到的孤独。

初到滁州时欧阳修就在《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里写道:“到今年才三十九,怕见新花羞白发。

”[1](P78)此时的欧阳修还不能做到完全的旷达,写不出“白发戴花君莫笑”[6](P97)这样的句子;但他表现得十分旷达,每日饮酒、修亭、与民同乐。

欧阳修用“太守”这个角色说服和压抑了自己,在旷达与大醉中,他完成了一个士大夫应做到的尽职尽责的好太守的形象,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福祉,为文人树立了楷模;而他自己的辛酸、沉浮、豪情壮志和命运无常种种,被消散在向自然山水的皈依之中,被隐藏在那位颓然于众人之间的醉酒白发老翁背后。

庆历八年闰正月,在滁州太守任上兢兢业业地干了近三年的欧阳修离开了这里。

临别前他写诗道:“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1](P452)欧阳修用“醉”概括其在滁州的常态,同时以“醉”结束了自己三年太守生涯。

不知对这方山水长达三年的一场大醉,压抑了欧阳修多少的悲痛与辛酸。

三、醉翁与太守的分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隐藏在《醉翁亭记》一文里醉翁与太守两个角色形象。

醉翁的“乐”与“醉”是面向自然山水和自身的,太守的“乐”与“醉”则是面向社会和百姓的。

醉翁更加接近欧阳修的真实心理,世事的残酷使他不得不放弃曾经的梦想,向自然山水寻求归依和慰藉并以此为乐;而太守是欧阳修的一个社会角色,不论官职如何低、境况如何艰难,他都要完成自己的角色,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使这其中有对自己的压抑,有孤独和抽离。

在“乐”里,这种分裂突出的是欧阳修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那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快乐,他也参与其中,主持宴会,给众宾营造一个欢乐的时间和空间;而在“醉”里,这种分裂突出的是欧阳修醉酒形象背后的压抑与辛酸,在众宾欢愉的时候,白发苍苍的醉翁隐隐透出他的孤寂。

这种分裂是欧阳修理性选择产生的无奈。

他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怨愤情绪的流露,要求自己要努力保持心境的平和旷达。

这种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源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角色担当意识。

个人的情绪只是自己的事情,而社会角色关乎其他人,不能因自己的情绪变化而怠慢自己角色内应承担的责任。

因为有这种对个人与社会角色的区别的理性认
识,欧阳修才会产生醉翁与太守的分裂。

这种自觉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不只欧阳修自己有,可
以说,这是宋代文人普遍的自觉意识和要求。

范仲淹、苏轼等
无不有这种担当,在中央积极进言,不屈服于党派实力;在地
方也认真对待工作,努力造福一方百姓。

如要深究宋代文人
这种意识产生的原因,首先与宋代文人地位之高有关。

宋代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高统治者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文人主政”“儒术治国”的调子,不杀士大夫、不以言罪人是朝廷的“祖宗家法”,在这种情况下,文人的地位大大提高,相
应地他们也产生了强烈的入世意识和家国天下责任感。

其
次,宋代社会动荡不安,外有少数民族入侵,内有不断的党派
之争。

传统文化强调的士大夫责任担当使他们自觉关注外部
社会变化,试图为社会变革贡献力量。

此外,在宋代社会这种
动荡的情况下,文人的命运也变得格外曲折,官位升迁变化
频繁,这促使了宋代儒学的“内转”,文人自觉将外在伦理规
范转化为内在心性修养,强调道德人格的构建。

这都促使宋
文人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结语
《醉翁亭记》全文短短400余字,但其内涵绝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太守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
—这固然是文章思想的
一个闪光点,但同时它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欧阳修的分裂与
无奈。

理解这种身份角色的区别和作者无奈的分裂,我们才
能更好理解欧阳修其人,理解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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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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