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流行视域下的女性成长模式建构

经典与流行视域下的女性成长模式建构

作者：詹凯丽张红雪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1期

摘要：《简·爱》和《呼啸山庄》是勃朗特姐妹用实践行动书写女性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经典范本，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对姐妹因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的不同，导致的女性话语建构的差异。在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生命轨迹下，两位女性作家因思想、个性、格局的差异而产生了对爱情、理想的构建标准和追求模式的独特思考与呈现;而从鲁迅到亦舒再到秦雯，三代“子君”面对人生困境后的或悲惨或逆袭的结局，探求了中国女性百年来从“逝去”到“新生”的心路历程。从经典到通俗，“女性成长”的背后投射出了整个社会心理的变迁与发展。女性成长书写模式虽各异，但都深入解析了女性的命运是其自我选择和行动的结果，决定女性出路与前途的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自我独立人格的建构。

关键词：女性成长;生存困境;个性化写作;自我建构

中图分类号：I25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133-04

热播大剧《我的前半生》以家庭主妇罗子君的人生逆袭与成长故事又唤起了人们对两性关系、婚姻生活及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关注与思考，这是一个古老又时新的永恒命题。其中，因社会身份、性别身份和女性经验的差异所导致的自我认知及女性话语表述方式的对比建构直击人心，折射出人类内心深处的身份焦虑、地位危机及理念更新。由流行回溯到经典，在女性自我之声的话语建构领域，19世纪英国文坛的著名姐妹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堪称领军人物。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目光和审美意识揭示社会现实，刻画女性新形象，并彰显出各自不同的女性情怀和生命意识。《简·爱》获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人们出于同理心，对一个现代灰姑娘的接受与认同;而《呼啸山庄》以凯瑟琳的情感抉择，谱写出了一曲“自然天性与文明人性”和谐共生共长的生命观。

让经典照进生活，解析不同时代女性的生存焦虑，感悟她们在人生沉浮中的蜕变与进化，通过解析简·爱、凯瑟琳和三代子君的人生轨迹与命运归宿，对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东西方女性在面对类似生存困境时的思考与行动，从而展现不同人格结构和自我意识的女性在生命价值追求过程中的异同。

一、简·爱的入世与凯瑟琳的出尘

众所周知，环境影响与个体经验对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有密切的影响。具体来说：少女的白日梦与沉重的生活责任感是构成《简·爱》的两大要素，而《呼啸山庄》则透视出艾米莉冷峻的现实思考和对荒原永恒的崇拜精神。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一个不畏苦难的靈魂的自白。女主人公简·爱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不屈的斗争意识。她以坚强、激越的个性闯过人生的每一道难关，努力逃离各种霸权的桎梏，勇敢地向世人诉说着“我爱、我恨、我痛苦”的心路历程。此外，这是一个可爱可亲、合乎人性的真实个体，既光彩照人，又有瑕疵缺点。夏洛蒂·勃朗特一反传统，塑造了一个尘世的女子而不是一个家中的天使。简·爱的一生如同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反抗与妥协并行，软弱与坚强共存，在自省与自立中建构了独特的女性形象。

简·爱坚韧、倔强的性格本质上是自卑感和“他者”状态下的产物，并推动其在逆境中不断完善自身。简·爱融入社会的努力与她不可估量的忍受痛苦的能力正是源于她对自我附属身份的认同，将取悦主体预设为自我存在的价值导向。为此，她一生以正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为坐标，慢慢艰辛地往这个标准靠拢。简·爱的抗争和她对现行社会结构的不满虽然有其真挚热烈之处，但很不彻底。她的弱点，尤其表现在思想和情感过程里的关键性缺陷，使她一方面痛恨和抗议传统因袭观念，一面却又依从和屈服。从小到大，她锲而不舍于追求平等和尊严，这个贫穷、卑微又矮小、平凡的简·爱却在身体的磨难、精神的紧绷中建构出顽强的意志和灵魂归一的平等意识，她的爱情理念是她对人权诠释的精华。基于上帝面前的众生平等，她向男权社会呐喊出了那个时代女性被蒙蔽的心声：“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跟你的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是平等的！”[1]简·爱的特殊人格关注灵魂、心和精神这些形而上领域，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与人的绝对平等，但这些虚幻的理念并不能消除她的自卑与不安全感，她念念不忘的正是与罗彻斯特之间的不平等。制度对身体的限制，身份对等级的界别迫使简·爱一面自律于自我外在行为的完善，一面自省于内心世界的审视，冷静处理着逾越规范的思想和感情，用严格的反思把迷失在幻想之乡的真情实意拉回到所谓的安全常识之中来。最终，桑菲尔德的一把大火彻底烧去了她心头不散的阴影，而她更以经济的独立、身体的健全像救世主一般重新站到罗彻斯特的面前。疲惫不堪的简·爱终于结束了一个人的斗争，以所谓的绝对平等回归爱情和幸福的新生活。

夏洛蒂·勃朗特在她那个时代是富有独创性的，因为她让“家里的天使”回归人间，恢复了她们的平凡人性。她定义的“幸福人生”是女性不仅要拥有称心如意的婚姻，还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尊。但简·爱始终徘徊在叛逆者对独立的追求和殉道者对命运的屈服之间，严格的理性束缚与浪漫的爱情冲动映衬出夏洛蒂的矛盾心理和摇摆心态，一一表明她缺乏艾米莉·勃朗特那种不同凡俗、卓然不群、特立独行的素质。

与自卑沉默、温柔冷静的简·爱相比，《呼啸山庄》里的凯瑟琳·欧肖却是生机勃勃且惊世骇俗的。她以短暂的一生抒写了反抗-抉择-死亡的生命历程，以更清醒的自我意识捍卫了女性的尊严，把维多利亚时代柔弱温顺、文雅多情的女性主流形象远远地抛在身后。

凯瑟琳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发根于自己的天性，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不仅不是阻止她行为的桎梏，反而是她为之嘲讽蔑视的对象。艾米莉两种爱情的演绎透视了两种生存轨迹。凯瑟琳终究以死逃脱人间天堂的画眉山庄，让灵魂回归呼啸山庄的书写彰显了艾米莉辩证的唯物主义认识观：别人眼中的天堂也许就是自己的地狱。凯瑟琳在她生活的画眉田庄，根本寻觅不到真爱和幸福;她无法违背自己的天性，为合乎传统道德，遵循社会规范而改变自我去迎合现

状。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多么地超凡脱俗！可见：凯瑟琳选择林顿是理性对感性的胜利，她唯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自然天性的不可逆转性。艾米丽没有维护社会表面上的道德与和谐秩序，而是努力维护她心中的理想生活和爱情。她不追求被理解、被认同，只求遵循自身的意志和理念，让自由精神飘荡在荒原，与自然合一共存。她的小说记录了世界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却道出了人类同一的本质与归宿。于是，夏洛蒂用她的私人化写作抒发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的个体内心波动与心灵感悟，而是展现“我们，整个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力量”[2]之间的无穷较量。

夏洛蒂·勃朗特的性格是浪漫气质和严谨作风的奇特组合。一方面，她追求个性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女儿和姐姐的责任感又制约着她。这一理想与现实、激情与冷静的落差使得夏洛蒂用细腻的笔触记录和还原了简·爱淡漠外表下暴风骤雨般的心路历程。而在艾米莉·勃朗特的书里，大自然起着比在多数小说家的作品里要大得多的作用[3]，在荒原这个由她单独支配的世界里，她坚信真爱的纯粹和天性的强悍。

二、当代女性独立与成长的书写模式

一度收视飙升的都市情感大剧《我的前半生》关注的焦点定位在新时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成长逆袭这一主题上。追根溯源，电视剧版本的《我的前半生》改编自香港女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我的前半生》，而小说中书写的“子君”亦是承继了鲁迅名篇《伤逝》中的人物及情节，探讨不同时代一个共同的人文思考与女性关怀：“娜拉们”出走后的命运与归宿。

鲁迅笔下20世纪20年代的“子君”为了爱忽略了生活，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又变回为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遭涓生遗弃后，她不得不回到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鲁迅先生认为爱情、生活、社会三大问题历来关系紧密，女性意识的觉醒至关重要。所以，只要社会上存在男女地位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只要社会习俗批准女人以妻子或主妇身份站在男人身后，从某些男人的特权那里获益，那么，女性不劳而获的梦想就会存在下去，就会依赖男人，阻碍她取得自己的成就[4]。从而，“子君”现象就不会消失，女性被生活抛弃的悲剧就会一直上演。亦舒笔下的“子君”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在这一经济发达、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大都市中，女性已更多地融入社会生活，她们的社会地位及人身权益越发受到重视。然而，二十岁就步入婚姻的子君还是遭遇了被夫遗弃，苦苦挣扎的不幸人生。电视剧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在编剧秦雯的再创作下，同样的悲剧延续到21世纪的上海，这个中国最为繁华、最具活力且生存压力最大的城市。全职太太罗子君在婚后的安逸中习惯了养尊处优，完全依附丈夫的生活，却突遭婚变被弃，历经艰难蜕变。三个“子君”的女性形象殊途同归，探讨的依旧是女性在缺失自我之后的人生历程和生命体验。子君们的悲剧源于她们自身深层的心理依附导致的经济依赖和自我丧失。这些“家庭就是全部”的全职太太们一旦被抛弃就会失去一切的事实证明了“妇女的解放，在于人格的独立与经济的独立。”[5]因而，从鲁迅到亦舒，女性解放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即依靠自身的力量，争取自强自立。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传统价值观中爱情和婚姻是女人的生命重心，普通女性在婚后丧失独立人格，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存在着时代的必然性。鲁迅从心理层面揭示出子君灵魂上的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