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研究文集第二部分 (2)

丁宝桢：一个颇有创造性的历史人物
1886年6月6日（光绪十二年五月五日），勋勤懋著而又宦海沉浮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任所辞世。

这位晚清时代，从贵州织金步入清廷政治舞台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吏治腐败、灾患频仍、朝局纷争，及各种矛盾沉疴百结的历史背景下，却在众多的清朝王公大臣中卓尔不群，创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历史事功，成为晚清时代一位颇具创造力的代表人物。

今年是丁宝桢诞辰180周年，对丁宝桢其人其事进行学术讨论，以史为鉴，无论对于他本人在晚清史上的定位，或是当今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创新”的主旋律，都是很有意义、很有启发的。

象丁宝桢这样的历史人物，论名气，他比不上同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他冠绝一时的创见力，却是这些占据中国近代历史很大篇幅的显赫人物无可比及的。

永远受到后人的赞赏和尊敬。

丁宝桢的创造力，贯穿在他立朝卅余年的宦海生涯中，涉及到他任事的各个方面。

其荦荦大者，可举数端。

一、创改盐制
中国管理产盐运盐的制度，源于春秋战国。

但历代盐制各异。

到清朝时，承袭的仍是明朝的管理制度：凡列名纲册有专利权的盐商，均可自行赴盐场向灶户购盐运盐直销。

盐制史上称为商运商销制度。

这种盐制沿习时间较长，盐务积沉因此混乱弊多。

清朝道光廿九年时，“因商多疲累、改为官商并运。

”同治元年，曾有一段时间独为官办，后因“销数迟滞，仍归商办。

”到同治六年时旧盐制的症结更趋严重。

丁宝桢创改盐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当时，丁氏任山东巡抚。

面对商邱等九州岛县盐务“废弛已久”，引岸销引“瘐弊已极”的状况，深感整治盐务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晚清时，盐在国课中的比例一直很高。

丁宝桢认为，对盐务若不迭加整顿，对财政困窘的清廷来说无疑是不利的。

为了“振颓起废”，他及时的上奏清廷，本着“理财以充裕国课为先，行盐以疏通滞岸为重”的思想，开始了盐务改革的第一步。

获旨后，他筹借运本，先课后盐，将商邱九处引岸改为官办。

同治十二年，山东郓城等十州县“盐务积疲日甚”、“各州县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包商办。

或觅友代办，参差不齐”，以致“裕课之道，全未讲求”。

时丁氏已在山东任职多年，对盐务积弊的后果更加忧虑，感到“畏难苟安，因循观望，”已经没有出路，必须尽快设法整理，否则日复一日，“势必引积课悬”，对库款空虚的清廷损失更大。

他于是又奏请：“筹借运本，督饬委员试办，以期整顿。

”得旨后，丁氏即在山东设立督销总局，在郓城等十州县设立分局委员经理，将原来五花八门的各种办盐形式全部统为官办。

然而丁氏改革盐制的主流不在山东，而是在四川。

光绪二年，丁宝祯任四川总督。

第二年即稽考四川盐政，着手巴蜀及周边盐制的改革。

是年七月，他在奏章中称：“黔滇两边盐务废弛已久”、“川省边岸旷废已二十余年”，“商人歇业、引滞岸悬，”使“川省之利尽失，”而“川省财赋惟以盐务为大宗，”丁氏深谙盐务与政府财源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官运商销”改革盐制的主张。

准旨
后，他果断地废除川盐“商运商销”的旧制，力改川盐原来各自为政的运销方式，并釆取措施，加快新盐制的运作。

丁氏先从藩库、盐库、川东道、州府各关厘税借银五十万两，作为运本；继而“于泸州居中置官运总局，于井灶所分置厂局，于各岸分置岸局。

厂局就井灶食盐、授之岸局，岸局授之商人。

凡黔边额引，皆令盐道移送总局，并清查以前各年积引，以次带销，配运出纳，皆管其权于总成。

又于总局置裕仓以平价；置火盈仓，以受各局之转输。

于厂局外设押运委员以转运，于岸局外设分长以查验，其引课，税厘皆销纳于成本中。

”同时制订章程十五条，强调“以局运商销，力裁浮费，疏通引岸，禁止需索，为扼要之图。

”并委候补道唐炯督办。

由于运筹得力，“官运商销”制度施行仅三年，就理顺了旧盐制沉积下来的许多弊端，“官绅，士庶，商号，灶户人等，众口一词均称开办官运以来，民皆食贱，商皆获利，私贩稀少，实无稍害。

”足见成效之显著、影响之大，是此前所没有的。

据记载，仅黔滇边岸盐行，由于减少了斤盐购价，民间一年中就减少数百万缗的负担，国家收入数倍于前。

光绪六年，丁氏又将湖北十八州县纳入“官运商销”的范围。

七年，“为久远遵守之计”，尽管自创办盐运以来，“纲纪秩然，百弊略尽，然事久则变，不可不防。

”丁宝桢又与唐炯等悉心稽考，拟纂盐法。

八年，经“悉心考究，稽古准今”，《四川盐法志》成书，并刊行。

“官运商销”制度从理论和实践上趋于完善。

仔细研究丁宝桢改革盐制的全过程，其突出的特点有以下几个：
1.治乱。

即将商办、官办、官包商办、觅友代办等各种参差不齐
的办盐形式统为官办：裁革漏规浮费；抑制奸商营私、私贩漏透、官吏婪索；撤封各地私设的盐道，卡局；严禁地方官需索苛派；惩治不法官吏，如革职灶绅王余照，贪劣盐官蔡逢年等。

为新盐制的改革和施行创造了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

2.扶商。

川滇黔自然条件恶劣，水陆险远，运输艰难；加之盐道年久失修，社会政事弊乱，法度废弛，民风浮靡；盐务经营举步维艰，商人畏累裹足。

为保证新盐能够施行，以防“病民病国”，丁宝桢将扶持盐商、疏通盐道放在首要。

他熟知商人多为穷民，小本谋生、糊口倍难，于是先为盐商减免税厘，以解商人之困；同时为商人制作“护票”，以期无阻通行。

随后，拨解经费，整治河道、口岸，并在地棍盗匪经常出没的险要地段，添派师船护航巡逻，大大提高了盐运的安全度。

盐路的畅通，保障和刺激了商人经销的积极性，多年的积滞引张因此逐渐消除，赋税收入也因此逐年增加。

3.立纲。

丁氏在创新盐制的同时，先为“官运商销”制订了章程十五条，后又补充六条盐务善后章程。

使“盐道衙门，办公有资，而成法可期，永远遵守”。

为防“事久则变”，光绪八年又在“悉心稽考”的基础上纂成《四川盐法志》，并成书刊行，“期为四川日后不易之定则”。

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盐制改革的继续进行。

4.勤督。

盐制改革所以著有成效，与丁氏的经常督查分不开。

凡盐务之事，他都亲自过问，甚至许多账务他都要参与核审，以致从中发现了代配代改之随意、贪劣盐官之枉法，引目混淆之流弊等问题，并分别采取措施，加以整治，为盐制改革投诸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体现了他为政的清廉和任事的负责。

然而，官运制度并非得到朝野的一致认同。

实施不久，即遭不少人士蜂起反对，并捏词弊端，指责丁宝桢“盐务出纳不实”等。

后经有关部门查核，仅办一年，成效显著，“核计边计各额引张全数销清，复带销积引一万余张，所收税羡截厘及各杂款至一百万余两。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北洋海防，就曾在光绪八年收耗过丁宝桢从四川拨解去的官运盐税厘银；川北收购积粮的粮库，也是丁氏从官运盐税中抽出的厘银修造的。

但是，由于清王朝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官运盐务制度未能施行几年便告失败，成为丁宝桢锐意改革的历史悲剧。

然而，铸成的真金是不惧怕再被投进锻造它的熔炉的。

中国盐政史上从此留下了丁宝桢光辉的一页。

二、“与水争胜”
“与水争胜”是丁宝桢的治水精神。

他的睿智和创造力，集中的体现在治理黄河和大修都江堰工程中，成为治水史上的奇迹和经典。

（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有史以来因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其泥沙量逐年增多，渐渐成为一条“害河”，尤其下游，十年九患，遗害苦不堪言。

到晚清时，黄水泛滥，已为司空见惯之事。

因此，整治黄河，成为清廷不可推诿的一大课题。

同治十年八月初七，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段决堤，运道受阻州县多被水淹，灾民田庐漂没，资粮无存，“荡折离居，极为可悯”。

当时丁宝桢任山东巡抚，面对灾民“栖身无所，糊口无赁”的惨景，和运输受阻，州县被淹的危情。

在河道总督乔松年任事推诿、延迟修堵日期的情况下，非常着急，认为“侯家林决口关系运道民生，亟应及
早堵筑。

”于是挺身而出，一面请旨自愿亲往督办，一面截留应征起运漕粮赈济灾民。

与乔松年形成鲜明对比。

得旨后，丁氏亲自驰至决口处视察，经仔细勘察，周密运筹，果断地作出：一堵侯家林决口；二筑官堤分汛的方案。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始免疏虞，不然上下游民堰断不足资捍御”。

堵筑开始后，他又为工程“酌定章程，分派段落”，“严饬在坝各员，敬慎将事……断不可因循以误机宜。

”一直将时间抓得很紧。

丁氏还采取了一些激励办法，对“谨慎从事，著有成效”者给予破格褒奖。

从工程开工起，丁宝桢就亲赴工次，督率河工，地方员弁，日夜在堤上与河工同甘苦。

“河工合龙，与河道约对坐口门，门进尺则尺，进寸则寸。

”指挥自如。

在他的鼓舞下，民众奋勇争先，堵塞决口。

堵侯家林决口，从备料到兴工只一月，而从开工至合龙仅二十五日。

完工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朝廷闻奏，嘉奖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艰巨独任、功成迅速。

”
同治十二年，黄河铜瓦厢又决口，丁宝桢因原籍先墓被盗，离任回乡，临行仍奏明朝廷，要求及时堵治，表现了他对治理黄河的严重关注。

同治十三年十月丁宝桢回任时，石庄户决口仍未动工，宿迁、济宁等十余州县悉遭淹没，许多湖泊连成一片，水面宽至数百里，灾民荡折四散，情势十分严重。

丁宝桢感到，如果时间再拖延下去，“置数百里运道的淤废、千百万民生之颠连不为补救，抚心何以自安!”他于是又主动请缨，历陈要宜：“此口不堵，为害滋烈，若犹观望因循，则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百姓，”并表示愿意抓紧时间，自任
工程督办。

朝廷准旨后，丁氏亲自率员详细确查石庄户决口选定方案，以石庄户下行十余里之贾庄口作坝基，堵合正溜，南口分溜，引归旧河，然后并筹上下游两岸堤工。

光绪元年正月，贾庄口工程动工，五十六岁的丁宝桢驻扎工地，昼夜督促抢修，终于在三月八日合龙。

全部工程预计用银98万两，实际只用了54万两。

为表彰丁宝桢的治水功绩，光绪帝又以“力任巨艰、督牵有方”给予嘉奖，并以优叙。

丁氏两次治理黄河，两次均得到朝廷的嘉奖，在治黄史上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和能力。

（二）光绪二年九月他刚任四川总督，十一月趁冬令水涸，就向清廷提出大修都江堰的要求。

都江堰工程前为秦时李冰父子修创，为解除成都平原十余州县的水患和灌溉立下了不朽勋业。

之后历代均须修葺。

从清雍正至光绪虽定有岁修之例，后因“经费短绌，顾此失彼”，百余年都江堰一直失修。

“江底愈淤愈髙，水涨辄多泛滥。

”光绪元年“淹毙人口二百余人”。

丁宝桢悉知都江堰的历史，清楚地知道：“水患频仍如此，皆因都江堰失修之故”。

因而在其奏章中，他要求大修“万不可缓，”“应及时兴工”。

获准后，他借鉴李冰“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思想，提出：“外江之淤宜淘，内江之深漕宜垫，无使内低外高，系为均平两江水则起见”的主张，保证内六外四的分水定则不受影响。

都江堰大修从光绪二年十二月开始，赶在大汛到来之前，于三年四月竣工。

在工程进行期间，“丁宝桢除派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灌县知县陆葆德等督工办理外，还经常‘轻骑减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

整
个外江、中江、内江施工里程达70余里，挖土方40余万方，修复人字堤130余丈，修理分水鱼嘴3个。

此外，还修了白马漕、平水漕等导水工程。

工程花费银120000两。

”
大修后的都江堰，第二年夏即遇特大洪水，新建各鱼嘴完好，仅人字堤之金刚墙及各段堤身被冲垮37丈。

后又及时修复。

之后，洪水“从金刚墙冲决而出，晏然顺轨各堰，层层消纳，但有灌溉之利，绝无泛滥之患。

”
治理黄河和大修都江堰，既是丁宝桢勤政殚力的典范，更是他治水创新的杰作，其治水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1.抢时间。

即尽快治理，把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

丁宝桢几个奏章的共同点都是强调时间对于治水的重要；使用的措词也都是：“亟图办理”，“及时兴工”，“不致误时”，“万不可缓”等字眼。

如侯家林工程，乔松年要推迟办理，他则认为必须及时堵塞，否则会祸及以下数百万人民；工程开工后，他又每日“至坝顶督视”，并为阴雨之日，“土塘甚淫，料土上坝未能迅速”而殊深焦灼。

铜瓦厢决口，尽管丁氏得假回籍修墓，而临行时也要绘图具说，要求朝廷派人及时整治。

他的时间观念比谁都强。

尤其是石庄户工程已经延误了一年，灾情已经堪为严重，再拖不治“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百姓”、“抚心何以自安。

”他于是又抢时间上奏，又抢时间将工程完成。

如果用“惜时如金”来形容丁氏的治水观念并不为过。

2.善创新。

主要表现在都江堰的大修工程中，丁宝桢除继承李冰父子的治水之法外，还有不少创新之处：一是易笼为石。

将原来的由石竹笼构成的堰堤改为条石砌切，以桐油石灰塞缝，再用铁
链加固；二是疏淤除塞。

将堰区河道一律疏淘，河道普遍加深一丈多，洪水时节，不再浸溢。

三是坚持分水大鱼嘴不能上移四十多丈的说法，丁宝桢一方面坚持秦时李冰凿分内外江以杀水势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分水大鱼嘴要移回原址的作法（即上移四十丈）。

丁氏据理力陈：“宣泄之要法，不外源流界划分明，以均水利，而期通畅；……若上流之水势既愈刷愈宽，而下流之分水鱼嘴复向后退缩，诸分水情势，实觉无此办法。

”他而且用光绪四年，经特大洪水检验过，安然无恙的都江堰，洪水“顺轨各堰，层层消纳”的事实，作为不容置疑的证据，坚持分水大鱼嘴只能在现址而不能上移的观点。

3.巧组织。

在各地的治水中，丁宝桢的组织能力令人称道。

用兵法部署河工是其一。

整治侯家林决口时，他调集了300多名勇丁，连同民工及文武员弁共600余人。

丁氏用兵法组织编排，并为其“酌定章程，分派段落。

”都江堰工程他又“分拨驻省之靖武营勇丁，前往工所，帮同夫役，并力淘淤。

”由于巧于用兵治水，工程效率大为提高。

其二，用利益、荣誉激励官工。

如堵筑侯家林决口，丁氏不仅亲赴工地督率，而且向在场各员宣布，果能“谨慎从事，著有成效”者，给予破格褒奖。

工程结束后，他确实开单请旨，破格奖励了一批工程人员。

4.重节省。

清政府本来就财政困窘，库款空虚。

丁宝桢在治水过程中，一直贯穿着崇尚节约的思想，他在几个奏折中多次这样说：“臣于款项，极知慎重，断不使分毫浮滥。

”对每项资金的安排使用，向来十分注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侯家林工程节约近4万两银；贾庄户堵筑节约44万两银，节约率约在45%左右，是治水史上很少有的；就是都江
堰工程，他也想方设法抽出2万两银，为宝瓶口下两岸人民修建了一座石桥，方便了他们的往来。

从几项工程中可以看出丁氏还是一位善于理财的行家里手。

他的“与水争胜”，精神和整治黄河、大修都江堰的伟绩，为他自己建造了一座看不见的丰碑，流芳百世。

三、智斩太监
在丁宝桢的政历中，诛杀慈桩宠信安得海是朝野轰动的非凡举动，充分表现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胆略。

安得海系河北青县人，从小就心存出人头地的野心，以致有不少怪异的言行举止；少时他就自割“老公”（生殖器）梦想入宫，后来经人介绍到慈禧身边当太监；凭借他的几分天赋和灵气，年纪轻轻就深得慈禧的赏识。

清末，宫廷内部权力分争激烈，“帝后”两党矛盾白热化。

由于安得海在辅佐慈禧废黜恭亲王的斗争中帮了忙成为慈禧为数不多的宠臣之一，并以“小安子”昵称他。

安得海也因此以慈禧的亲信自居，在宫中盛气凌人，恃宠骄横，为所欲为，连同治帝也得提防他，满朝官员无不恨之入骨。

同治八年七月，安得海自称受慈禧密遣，南下釆办御衣，沿途楼船侈丽，仪卫炫赫，“所带之人，举动桀骛，且女乐成队，品竹调丝。

”到处招摇煽惑；所到之处，收礼纳贿，无敢犯者。

以致民间震惊，官吏畏惧。

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不信邪，当接到德州知州赵新的禀报后，得知安得海已于七月廿日到达山东，随即命令省内各州县严密跟踪查访，务必将其迅速抓获。

廿九日，丁宝桢上奏同治帝，以该太监矫称奉旨采办龙衣，沿途“招摇煽惑，真伪不辨”为由，要将其查拿审办。

此时，安得海船队已改行陆路，并轻车减从，由临清至东平、
东阿，行走迅疾，形迹至为可疑。

丁宝桢“亟檄知东昌府程绳武追之，绳武躬簦口，驰骑烈日中，踵其后三日不敢动”。

即见程绳武相当惧怕。

丁氏又“复檄总兵王正起发兵追之，及泰安，围而守之”。

直至八月二日，泰安知县何毓福才将安得海抓获。

丁宝桢圣旨未到而先审。

在审讯过程中，安得海傲慢轻蔑，不但不回避掩饰，反而趾高气扬、主动亮明自己，并口出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

”凭丁宝桢的刚严个性，他怎么容得下安得海的这般放肆轻狂？！
丁宝桢为灭安得海的嚣张气焰，在庭审中，历数宦竖无制，太监不能出宫；既奉旨，为何一无传牌，二无圣谕等理由，针锋相对，紧紧抓住要言，迫使安得海哑口无言，只好低头认罚。

同治八年八月初六时亥时，同治皇帝（一说慈安太后）密谕：“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

”不可一世的慈禧宠信安得海，就这样落得个陈尸三日的下场。

丁宝桢所以敢于冒犯慈禧诛安得海，其过人之处在于：1.充分利用了清朝祖制关于太监的禁律。

丁氏在其奏章中这样说：“伏思我朝，列圣相承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派太监赴各省之事。

”他的矛头显然是指向慈禧，因为安得海娇称是慈禧派他南下采办的。

清廷收到丁的奏章后，“慈安以此问恭亲王奕欣及军机大臣，奕欣等答称，清朝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

”由此看出，丁宝桢的认定与奕欣一派的说法是合拍的。

凭此一条安得海就已经难逃厄运了，但是在奏章中他又继续奏陈：安得海妄用禁物、假冒
差使、捏词私出，携带女乐，招徭煽惑、震惊地方等妄为，更将安氏置于绝地。

即见他对太监禁律的谙熟和对安得海的不可饶恕。

所以，尽管安得海拉大旗作虎皮，许多地方官都很害怕，他则是胸有成竹，一定要拿办不赦的。

难怪晚清重臣薛福成在其记事中这样说：“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论杀，虽获重谴无憾。

……会朝旨未至，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得海于市。

”此说虽与其它记载有些出入，却更能佐证丁氏巧用典律，善抓要害和任事果断，坚定不移的作风。

使除安得海变得无懈可击，天衣无缝。

让“慈禧竟也无可奈何”。

2.巧妙地利用了慈禧与同治之间的矛盾。

慈禧与同治帝虽为母子，但关系一直不好。

同治立位十三年间，慈禧垂帘听政达十一年，其独揽朝权的欲望一直经久不衰。

当同治八年丁宝桢诛安得海时，同治还是一个难知来日，得过且过的浪荡王子。

因而，帝后之间的矛盾一直很深。

所以当丁宝桢的奏折送到他手中的时候，他首先不是去找慈禧议决，而是背着慈禧送恭亲王，慈安太后处。

一是提防慈禧发慈悲赦免安得海；二是也想借此显示一下自己的主政才能和尊严。

直到处决安得海的朱批送走之后，才象征性地将情况转告慈禧，弄得慈禧十分尴尬。

丁宝桢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了帝后之间的矛盾。

所以，当八月六日亥时接到圣旨，就在次日将安得海迅速处决，其中也有两层因素在内；一是担心慈禧会再干预此事；二是急于除掉这个朝野早就痛恨已久的太监。

据说后来慈禧果真有旨赦免安得海，但为时已晚，这当然是后话。

足见丁氏捕捉时机的精准和对整个过程的巧妙设计。

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3.善于顺应臣民对安得海的公愤。

安得海既然是慈禧的亲信宠臣，问
斩谈何容易？纵是证据确凿，也不免要遭慈禧怪罪；搞不好会弄巧成拙，在成功上遗臭万年。

丁宝桢善于抓住太后独掌朝权，宦官得宠霸道的现实，和安姓在满族亲贵之中的公愤；在汉族湘淮系官僚中的不得人心；以及出宫后在沿途百姓中臭名昭著的影响，自然地将安得海推在“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境地，顺理成章使之成为问斩的对象。

事实也是，丁氏诛安得海后，朝野轰动，满族亲贵全力支持，湘淮系官僚也极其称赞：“当李鸿章在《邸抄》中得知此事，矍然起，传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国藩得知此事后，也对薛福成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

稚璜，豪杰士也!”其轰动效应是罕见的，充分展现了丁宝桢的智慧和胆略。

丁宝桢立朝三十余年，其创造作为比比皆是，他对中国当时生产力的推动和社会风气的治理是有目共睹的。

综观丁氏一生的政治经历和所作所为，说他是晚清史上一位颇有创造性的人物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丁宝桢创办近代企业诸问题浅析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县（今织金县）人。

1853年（咸丰三年）考中进士。

1854年至1856年，在平远、平越等地参与镇压教军和苗民起义。

1860年授湖南岳州知府，后调长沙知府。

1863年（同治二年）授山东按察使，次年迁布政使。

丁宝桢耿直忠厚，为官清廉，办事练达，深得山东巡抚阎敬铭的推崇。

1867年（同治六年），阎敬铭因病退休，丁宝桢得其保举继任为山东巡抚。

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并筹划西南边防。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丁宝桢病逝于任所，清廷特赠他为太子太保，谥“文诚”。

有《丁文诚公遗集》26卷传世。

当时，满清统治十分腐朽，内忧外患，矛盾尖锐复杂。

为了消弥国内农民起义等不安定因素，有效地防止、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扰，丁宝桢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批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实业——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所以，他是我国早期的一位颇有影响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开拓者。

一、兴办山东机器局
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期，国内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国内，捻军四处出没，纵横数省；国外，资本主义列强到处进行殖民活动，加紧对华进行武装侵略。

山东为海防前哨，当天津教案爆发，中外关系顿显紧张时，丁宝桢密请清廷在山东沿海各地屯兵设防，指出“水师实为第一切务”，力主整顿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