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诗”创作目的及成就

韩愈“以⽂为诗”创作⽬的及成就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统治者信佛佞道,更加重了唐朝社会的动荡不安。

出于政治上的责任感,韩愈以知识分⼦忧患之⼠特有的政治触⾓，探究中唐以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

他认为国家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的封建伦理等级秩序的失序造成的。

因此在韩愈看来,代表现实秩序的“道”才是个⼈、国家得以安宁、稳定的更为现实的主宰⼒量。

因为⽂章是宣扬思想的载体,古⽂更是古圣贤们⽤来传达个⼈见解的⼯具,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韩愈认为恢复儒家道统只有通过倡导古⽂运动才能得以实现,为此,他正式提出“修辞以明道”的⽂学主张。

他认为⽂章是志的显露,是道的载体形
式,即“道”与“志”应该⽤“⽂”来发扬,⽽不本于“道”、不表现“志”的“⽂”是⽆⽤的。

从⽂学的社会功能⾓度提出了为教化⽽复兴“古⽂”的主张。

所以韩愈提倡古⽂运动的⽬的是为了复兴道统,恢复儒家所提倡的政治伦理秩序,其现实意义是使唐代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封建王朝得以复兴,社会得以保持安定。

也就是说,是经世致⽤的儒家思想促成了韩愈进⾏⽂体⽂风改⾰,强调道统思想则是韩愈倡导古⽂运动的核⼼思想。

由此,他提出⽂以传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韩愈认为要继承古⼈之道,恢复“道统”,明⽩易晓的古⽂是最佳⼯具,是载道之器,也就是说古⽂在宣传儒家思想⽅⾯,它的重要性是其他⽂体所⽆法替代的。

这样⼀来,韩愈所提出的古⽂理论以及他所有的创作实践都是为恢复儒家的道统服务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以⽂为诗”的创作实践。

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有积极创新的性格特征,加之他的深厚⽂学修养,所以,当韩愈投⼊古⽂复兴运动时,他在整个散⽂理论,特别在变⾰⽂风、推进创作⽅⾯,却增添了许多新的更为合理的内容。

古⽂运动获得推进,不仅由于韩愈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韩愈创作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奠定了散体⽂在唐代的⽂学地位。

韩愈的“以⽂为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的笔法和形式进⾏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诗,概括起来主要指以下⼏个特征:第⼀,在创作中将散⽂的章法、句法、字法引⼊诗歌。

韩愈试图改变在唐代已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整的诗歌外在形式,摒除骈句,使诗歌松动变形,达到跌宕跳跃、变化多端的艺术效果,进⽽使诗句可长可短,⼒求造成错落之美。

像《谁⽒⼦》“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诛未晚⽿”等等,读起来让⼈感到有散⽂的味道。

第⼆,将散⽂的谋篇、布局、结构,加之起承转合的⽓脉,贯彻到诗歌创作中,把散⽂描绘事件、刻画⼈物、摹写物状的笔法运⽤到诗歌创作之中。

如著名的《⼭⽯》诗,即采⽤⼀般⼭⽔游记散⽂的叙述顺序,从⾏⾄⼭寺、周围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直写到下⼭观感,娓娓道来,让⼈有如历其境的感觉。

以宾为主,借张署之⼝叙⾃⼰的愤懑情绪,章法安排独具匠⼼。

第三,忽视平仄、⾳韵等声律,因为五⾔诗的⾳节⼀般是上⼆下三,七⾔诗的⾳节⼀般是上四下三,韩愈却有意打破这种常规,努⼒营造⼀种别出⼼裁的反均衡、反圆润的美,打乱原有的节奏感,使诗歌具有先秦散⽂的风格。

在创作中,韩愈有时甚⾄突破诗的⼀般⾳节,直接⽤散⽂的句法叙写。

第四,以议论直⾔个⼈的感受和情绪,将明⽩如话的议论糅⼊诗歌。

韩愈以议论⼊诗这⼀点对宋代诗歌影响最⼤。

严⽻《沧浪诗话》指责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宋⼈即直接承袭韩愈的艺术风格⽽来。

以上这些都显⽰出韩愈诗歌的“散⽂化”特点,具体说即表现出了强烈的先秦古⽂笔法特征,正是这种古⽂特征,才使韩愈诗歌形成了独特的⼀⾯。

韩愈诗歌所具有的古⽂特征,前⼈也早已有所觉察,如⾦赵秉⽂《答李天英书》云:“杜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

⽽韩愈⼜以古⽂之浑浩溢⽽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

”朱彝尊《批韩诗》评韩愈《琴操》诗⽈:“《琴操》果⾮《诗》、《骚》,微近乐府,⼤抵稍涉散⽂⽓。

昌黎以⽂为诗,是⽤独绝。

”⽑先舒也说:“昌黎《琴操》,以⽂为诗,⾮绝诣,昔⼈尝赏之过当,未为知⾳。

”翁⽅纲概⽽括之云:“韩⽂公‘约六经之旨⽽成⽂’,其诗亦每于极琐碎、极质实处直接六经之脉。

”等等。

这些评论都揭⽰出韩愈诗歌所具有的古⽂艺术特征,并隐约道出韩愈“以⽂为诗”与其古⽂创作的某种特殊关系。

从韩愈诗歌所表现出的与古⽂的特殊关系中,可以充分揭⽰出韩愈“以⽂为诗”的真正动机———为古⽂运动服务。

后代学者对韩愈“以⽂为诗”的阐释主要着眼于其艺术⼿段和表现⽅法,然⽽,从更⼴泛的范围看,韩愈“以⽂为诗”的价值应不限于此。

韩愈的“以⽂为诗”是对诗歌传统表现⼿法的⼀种⾰新,在矫正中唐以来柔弱浮荡的诗风⽅⾯起到了⼀定作⽤,为诗坛注⼊了新的活⼒,以致影响到后来宋代某些流派诗歌风格的形成;韩愈的诗歌因其古⽂⽽取得了很⼤成就,同时,其古⽂对于诗歌的响也是巨⼤的。

在对韩愈“以⽂为诗”的动机和根源进⾏深⼊挖掘后,我们更加认识到韩愈对于提倡古⽂运动的积极性和⾃觉意识,他很好地利⽤了在唐代家喻户晓的诗歌这⼀⽂学样式来宣扬古⽂,其结果在唐代⽂学史上不仅使古⽂得到了发展,也使诗歌在中唐时期因古⽂⽽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艺术风格。

《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元和已后,为⽂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

……⼤抵天宝之风尚党,⼤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所谓“元和之风”即与韩愈“以⽂为诗”有极⼤关系。

韩愈的古⽂创作之所以对宋代及后代⽂学产⽣了巨⼤影响,就在于他能够独树⼀帜、打破常规,调⼀切创作理论和⽅法,⽤各种⽂学形式去宣传带动它,试想⼀下,如果没有韩愈通过“以⽂为诗”的⼿段⼤⼒提倡古⽂运动,那么,在中国⽂学史上,不仅没有唐、宋古⽂的⾄⾼地位,恐怕连唐、宋时期诗歌风格、流派的发达繁盛也不会如此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