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小说中的宗教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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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小说中的宗教文化现象
攀枝花大学中文系唐世贵
[摘要]根据当代小说创作实绩,分析了小说与宗教的关系,从文化学的角度,透视了当代小说中的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对小说的影响与规范,在此基础上提出,宗教这块绿洲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主题词]当代小说,宗教文化,现象
宗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可能感受到。
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曾断言:“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
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
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
”①(205)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主题、题材以及表达手法等方面都受其规范和制约。
同样,中国的宗教文化也曾对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中国的宗教主要有四种,即儒教、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教文化,也有四个部分:一是儒教文化、二是道教文化;三是佛教文化;四是伊斯兰教文化。
在四种宗教文化中,只有儒、道文化的根是深扎在中国的土地上的。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稣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②(285)鲁迅的话从侧面道出了中国宗教间的斗争与融合。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国教来说,它与儒教是紧密相连的。
而佛教、伊斯兰教却是外来宗教,它们在与儒道合流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站住了脚,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宗教文化现象,共同对中国文学产生一种综合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至今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由於对宗教文化的排斥,长期以来人们对宗教文化持有一种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
在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英雄主义语境中,由鲁迅、郭沫若、冰心、许地山、老舍、周作人等拓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便隐没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岁月中,宗教文化更是成为受批判遭鄙视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各种宗教活动的逐渐走向正常,在文学创作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带有宗教文化韵味的作品: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贾平凹的《废都》;汪曾祺的《受戒》;陈忠实的《白鹿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的《心灵史》;竹林的《地狱与天堂》;史铁生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等。
在这些小说中,或描述在磨难中以宗教信仰获得心灵的慰藉,或叙写在歧视宗教的氛围中对於宗教的反省与决裂,或表现在罪孽深重中对於宗教的皈依而得到拯救,或把宗教作为描写的背景反映中华民族的命运及民族间的沟通,展现出在中国社会世俗化语境中的宗教文化的独特情境。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原本就相当复杂,文学服务着宗教,宗教规范了文学。
但宗教的统治权威却不是绝对巩固的,道教、小乘佛教、藏传佛教信徒一面信仰神灵,一面又坚持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追求;无神论与科学的进步无时不在撼掘宗教的根基,而文学也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启示并鼓舞人们向宗教发起攻击。
我们知道文学的发生与宗教的创建在时间上有着巨大的差距,显然,文学的历史要比上述宗教更加久远,没有宗教,早就有文学,而宗教却要借助文学进行广泛的传播,反过来才影响文学。
在当代小说中,除了那些“先锋派”的“零度写作”,我们看不到中国宗教有什么影响外,其他任何作品都有儒、道宗教文化的影子。
因为,凡是用汉语写作,或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都逃不脱儒、道宗教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编写的《宗教词典》,有“儒教”条目,肯定中国存在着作为宗教的儒教,认为“孔子是教主”,“天地君亲师”的“师”相当于“神职人员”,儒生实即“教徒”,并说:“它(指儒教)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
养方法,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渗透到每一个家庭。
”谌容的《人到中年》、《献上一枝夜来香》就贯穿了这种儒教文化思想,当然这两部小说不是要反映什么儒教,而是儒教文化不自觉的深深扎根于此。
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用儒教文化来抒写民族的命运的。
孔子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时有浮沉,并非如上帝、神灵那样永远处于绝对无可怀疑的境地。
所以,儒教只能算作一种准宗教而已,但儒学的教化体系却成为指导人们生活的主要规则。
最早出现的知青小说对知青的插队生活都是取批判态度的,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等,但其后很快就转入了对知青插队生活的怀念、赞颂、重返农村的冲动与愿望,如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
知青文学的转变正是儒教不留痕迹的对其规范。
道教作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包含着哲理思辨、人生理想、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等内容,当代文学自然要受到它的影响。
道教认为生活是乐事,活着是好事,死亡最痛苦,乐生、重生、贵术,热衷于“人如何不死”、“如何长生”的问题。
张贤亮在其早期小说《灵与肉》中,就写了李秀芝顽强的生存能力对许灵均在生命、精神上的支持,最后许灵均之所以拒绝了出国的选择,也正是因为以为在李秀芝的身上找到了最终可以依靠的力量。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寻求生命力的焦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章永嶙与贾平凹的《废都》中的庄之蝶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贤亮在其两部小说中写道,当章永嶙初到乡下为首要的物质生存所困时,他对马樱花、黄香久是发母亲般地依恋。
一旦解决了最基本的物质生存这一问题时,但一旦他的精神世界不完全依附在物质世界时,马樱花、黄香久就不能满足他的生命张力了。
他对马、黄的背弃、逃离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因为章永嶙不是一个弘扬基督精神的基督徒,而是追求个人快乐的庄之蝶式的世俗人物。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快乐、幸福的权力,庄之蝶出走了,他将回到自然中去过一个渺茫的、现实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的“清教徒”式的生活。
当代小说中,具有基督教文化意味的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品不同,作家们并没有鲜明的启蒙意识,也并不努力弘扬基督的精神,而是生动地展现出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坎坷命运,无论是竹林的《地狱与天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在“文化革命”中的磨难,对於基督的皈依,还是史铁生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牧师放弃宗教信仰的描写,抑或是北村的《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对于基督信仰力量的推崇与礼赞,都生动地展示出基督教在20世纪后半叶的曲折与沉浮,使自新中国成立后被割断的文学脉络得到了延续。
“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残着人们的肉体,还摧残着人们的心灵。
一切善的、美的事物都被否定了、被打倒了,在丑陋的与美好的事物被彻底颠倒转换之后,人们的心灵往往失去了平衡,人们企图保持自我内心的一点清净与平衡,宗教往往就成为一些人内心对於世俗抗争的十字架。
竹林的《地狱与天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就以主人公对於基督教的依恋,来抗拒动乱的世俗社会的压抑与摧残。
在当代作家中,史铁生是一位具有基督精神的作家,由於其后天残疾使他常常思考生与死的重大问题,他常常以一种宗教意味的话语解悟人生。
他的《关於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是描写基督教牧师生活的小说,沁出浓郁的宗教的色彩,从对於历史的回溯中展示主人公放弃宗教信仰而投入马克思主义怀抱的过程,在人物尴尬的处境与不幸的经历中展现主人公这种转变的无奈与无助,以揭示荒谬年代中的荒谬思维与举措,从而反思了时代氛围对於宗教信仰的沉重压力,以及展示出在这种压力下基督徒复杂的内心世界。
现代人日渐干涸的心灵荒漠,需要的不是从当代文学中再一次复印和感受生活的迷失和无奈,而是需要一种能给心灵带来宁静与祥和、善良与美好、光明与希望的关怀和润泽,为此,便在佛教经典中去寻求一种慰藉和答案。
著名武侠作家金庸曾经在一次电视谈话会上说:“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探求人的生与死的问题,它不仅是老年人的渴望,同时也是心灵荒漠的一种表现。
金庸的几十部武侠小说都贯穿了佛教文化思想,说到底仍然是对人的生死的探求的一种艺术表现。
如果把佛教文化从他的小说中抽掉,那么也就没有了金庸的武侠小说。
他的《射雕英雄传》中的段皇爷,从金銮宝座上下来,躲进了山中进行修炼。
《鹿鼎记》写的却是清顺治皇帝脱下了皇袍,披上了袈裟。
《笑傲江湖》写的是不同教派间的血淋淋的残杀。
金庸的小说也有涉及到藏传佛教的地方,藏传佛教与中原大乘佛教有许多不同点,它更加接近印度原始佛教,也更加世俗化,小说中的喇嘛就是藏传佛教的象征。
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表面上写了翁波意西因为说真话,两次被麦其土司割了舌头,其实质表露的却是教派斗争。
因为翁波意西属于新教派的人物,当然不容于旧教派。
佛教中国化后又分南、北二宗,北宗(包括大乘佛教)恪守教义,谨行教规,主张通过苦行修炼彻悟“佛性”,寻求超脱。
南宗(包括小乘佛教)教派则认为人人心中皆存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通向“彻悟”、“佛”的道路上,人人是平等的。
这一教派并不苛求形式上的清心禁欲,苦行修练,而着重于精神灵魂上的启蒙、顿悟。
这种教义的盛行,与南方市民经济的普遍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
经济的发达引导的是生活上的享受需要,是世俗化的生活方式。
汪曾祺《受戒》中的主人公的家乡,佛教的“代言人”和尚除了念经、做法事,着僧衣、剃光头受烧戒之外,似乎并无严厉的教义约束。
在那里,和尚被视为同箍桶的、弹棉花的、花匠、婊子一样,是一种职业,一种物质的而非精神信仰的生存方式。
和尚们一样地娶妻养子,打牌赌博,唱山歌小调,一样地杀猪吃肉。
“禁止”规约的淡化或隐匿,使这一群本应寻求灵魂超脱的和尚,也同样依恋着世俗化的生活,他们一面浸淫于经验的、体验的世界中,过着“俗人”的生活,享受着人性、人情焕发出来的欢乐与愉悦,一面追求着超验的宗教理想,皈依于一种执著的信仰。
这些和尚试图寻求生活享受与超越追求的统一,现实与来世的统一。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总是要设置一个与社会现实世俗生活相对立、对抗的精神世界来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将一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亦或伊斯兰教信仰推向极致,形成了一种宗教意识、宗教情怀,也因此而将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对抗推向了巅峰。
张承志说:“不,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
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
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
③(9)张承志从《北方的河》走入《心灵史》的创作历程,正如他的宣言:“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
”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张承志就认为自己“已经不会改变本质”,“永远不会改变人民的千年苦难给我的真知,以及江山的万里辽阔给我的启示。
”在《心灵史》中,他书写了回民(哲合忍耶)的苦难和对神性的非理性追求,激烈地抗议了强权政治,叙述了人在追求神性的狂热中焕发的生存意义。
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群体。
“哲合忍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其特别点倒不在于它世世代代与官家血海似的深仇,而在于它对尘世的高度厌倦,这种厌倦产生在极度贫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极度专制的政治之下长期无望的心理忍受和生理挣扎,它以惊人的沉静和忍耐应付着现世的重压。
唯一的精神支撑力量就是对形而上的世界——与主的精神对话。
面对现实的是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作者要使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回族与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尤其是
汉族之间的思想相沟通,此与张承志的哲合忍耶理想又是不同的。
当代的宗教文化小说应是对中国现代宗教文学的一次回归,它的艺术表现却是呈综合性的,即某些作品以某种宗教文化为主,同时又与其他宗教文化相交叉。
文学与宗教是最能够潜移默化人心灵的两种事物,从某种角度看,文学和宗教都要求对人心灵的净化,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终极信仰的追问,要求教徒或者文学写作者保持一种庄重与虔诚;但在另一方面,文学要求表现的是人的全部的生活,而宗教只是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局部”,这就构成了文学与宗教的两重关系。
许多当代作家都喜欢在他们的小说中选择某个宗教题材由宗教来引发创作灵感,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后记中说:“只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中”。
在这种宗教氛围中,由于作家过分敏锐地感知到自己时代的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这让他们的灵魂变得不能安定,而宗教信仰又可以让他们得到心灵的平和以及忍耐和生存的勇气;同时,小说也是一门宗教,小说写作本身有时也被作家们称做某种修行的过程,一个认真而严肃的作家去亲近宗教也就变成了一种很自然的事——去打开对宗教感兴趣者的心灵窗户,看到在文学领域实际上可以发现一块创造性想象和勇於反省的绿洲,这片绿洲将为那些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新的时代活力,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
注释:
①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②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张承志.心灵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