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帆:她爱做归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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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帆:她爱做归家的人
作者:魏小雯
来源:《大学生》2021年第11期
“你一个人在外地也赚不了多少钱,我们辛苦一点,把你的那份赚回来,你就回来照顾弟弟吧。
”听着电话那头父母的声音,刘帆打消了自己想要留在这里的念头。
1998年,刘帆中专毕业后到广州某电子加工厂工作,从闭塞的小镇来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满怀期待的她却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美好。
“工资每月两三百,加班费每小时一块五,感觉那个时候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枯燥、疲倦,很快,她的命运将会通向流水线上的麻木机器。
恰好这时候,远在宜都的父母打来电话,希望她能够回去照顾即将中考的弟弟。
“我在这儿确实赚得很少,家里需要我,那就回去吧。
”
1999年底,刘帆回村,在住房楼下开了一家日杂店,一边看店一边照顾弟弟。
弟弟上大学后,刘帆结婚成家,店铺也就不再经营,但她最初也并不打算以捕鱼为生。
中专时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她想在镇上找个跟专业技能相关的工作,却发现之前所学的已完全过时,连打字复印这样的工作自己都无法胜任。
而如果进镇上的工厂,工资比在广州打工还少,打零工更是无法维持生计。
这样一来,似乎捕鱼成为了最后的出路。
“刚开始捕鱼赚钱的时候是很高兴的,但还是不想一直过这种生活。
”寄人篱下的辛酸、外出捕鱼的艰苦、外人的误解调侃,像一根根扎进刘帆心底的刺,时不时带来一阵阵隐隐的痛楚。
作为家里的第三辈渔民,捕鱼的本领似乎生来就会,对于生长在渔船上的刘帆来说,父辈们的经验早已在耳濡目染中习得,而其中的辛酸艰难也一并铭记在心。
“以前老是有人说‘打鱼佬’就跟‘叫花子’一样,常年在水上漂,和家里都没什么往来,跟浮萍一样没有根。
”在刘帆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的渔船还没有机械动力,只能靠人力划船,从枝城到宜昌逆流而上,往往需要好几天。
所以刘帆和弟弟就成了留守儿童,被寄养在别人家。
捕鱼回来后,父母会提着鱼走街串巷吆喝叫卖,两三块一斤,卖不完就送人。
“因为我和弟弟是托人照顾的,爸妈就会送他们鱼,回馈别人的小菜,但其实鱼比青菜贵很多。
”看到父亲冬日里皲裂的双手、被渔网勒红的伤痕,听到母亲因常年在水上染上风湿的病痛呻吟,她觉得这些鱼就这么被贱卖和送出很可惜。
当刘帆自己也开始捕鱼时,渔船早已装上了发动机,鱼市行情也正好处在红利期。
在丈夫退伍之前,刘帆一直是独自出门捕鱼,有时候当天往返,有时候也会在江上过夜。
在刘帆父辈那个年代,村里一起出发捕鱼的几条渔船会挨在一起过夜,几户人家轮岗值夜,以防出现意外的危险情况。
“江上什么都有,有时候甚至还会有死尸睡在船边。
”刘帆的语气略带惊恐,因为她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在江上过夜的危险她也有所体会。
“在江上过夜,船上必不可少的是手电筒,当大船离你还有几千米的时候就需要用手电照去射它,因为如果你觉得还有几百米的时候,大船劈开的浪就会把你卷进去了。
”
长夜漫漫,黑寂无边,也不知曾有多少次,小小渔船上的刘帆举着手电筒向远处射去,惴惴不安。
刘帆的上岸比村里的其他渔民要早,因为她在2013年患上了罕见的局限性硬皮病。
气血不和、四肢出现乌青,刘帆察觉到身体异样后,便开始辗转于各地医院进行检查。
“老是抽血化验,在宜都没检查出来,在宜昌又没有好的药,后来只好去了武汉。
”由于治疗药物含有激素,刘帆老是全身乏力、呼吸困难,无法再上江捕鱼,只有在鱼市行情好的时候,丈夫会和雇佣的人一起去捕鱼。
刘帆这一场病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病情好转后,她在2016年租下镇上的一个店铺,经营日杂用品。
“2013年在武汉看病,基本上每个月去一次,当时经常去我老公战友开的布品店所在的市场闲逛,逐渐确定了之后在枝城要开一家什么样的店。
”
按照刘帆的设想,她的小店有二十多平米,专门卖沙发垫、浴室垫、地毯等家居日用品。
小店月收入只有兩千左右,受疫情影响生意更是不好。
好在,刘帆倒也想得通透,在枝城这个小镇上,她很清楚自己所做的是“底层人的生意”,也是“熟人的生意”。
“我们不像超市明码标价,顾客来了都要讨价还价的,而且枝城总体也是中老年人居多,他们会把价格压到很低。
不过顾客也主要是熟人过来,盼回头客。
”
每天下午5点多,刘帆就关门回家了。
为家人准备晚餐,是令刘帆感到幸福的事情。
“以前捕鱼的时候吃晚饭,总是会挂念家里的人还没回来,会去看天气预报有没有大风大雨,现在就更安心、更踏实。
”经历过寄人篱下的童年,“顾家”的性格特质在她身上显露,也成为一剂良药治愈着她。
最初,刘帆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是家里第三辈打鱼的人,小时候经常跟着父辈出去打过鱼,长大之后又以打鱼为生,是地道的打鱼人。
”
但她又说:“我还是从小希望改变命运,不希望过上漂泊的生活。
”
打鱼生活是刻进她灵魂的记忆,因此10年之后,她愿意重返江上,给那份情结一个完满的交代。
但她更渴望,不再漂泊,因为她更爱做那归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