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大语文阅读之哲理篇：崇祯遗诏

崇祯遗诏
古代的皇帝死后，按照惯例，大臣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皇帝遗诏，公布皇帝对身后事作出的交代和安排。

所谓遗诏，顾名思义，就是皇帝临死时所写的诏书。

遗诏一般都是皇帝亲自所为，但在明朝，遗诏常常是在皇帝死后由大臣主持起草的，其内容和皇帝本人的意愿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

因此明朝的皇帝更替，往往能给久负重望的大臣们一个革除弊政、整饬朝纲的机会。

如明武宗和明世宗逝世后，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与徐阶，分别起草了他们的遗诏，把两朝弊政做了一个总清算，博得朝野一片称颂。

明朝有一份遗诏非常特殊，那就是末代皇帝崇祯的遗诏。

之所以说这份遗诏非常特殊，是因为和别的遗诏相比，它有许多不同之处：它虽然是崇祯自己写的，却是他在上吊自杀前写的；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衣襟上；它不是用笔墨写成的，而是崇祯咬破手指，以指当笔，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

这份遗诏的发布对象也很特别：它不是向自己的臣民交代后事，而是专门留给对手李自成看的。

当然，更独特的还是它的内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明通鉴》第九十卷）。

这哪里像一份遗诏，分明是一份自责忏悔书，是一份哀告和埋怨信。

这份遗诏写于农历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地点是煤山寿皇亭。

从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围攻北京城以来，崇祯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过眼。

十七日晚上，他是在“内外诸臣误我！误我！”的通宵叹息和埋怨中度过的；十八日夜间，农民军攻入北京城，精神已趋于崩溃的崇祯在连杀了几位嫔妃和亲人后曾试图出逃，失败后，便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响了许久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彻底失望的他，只好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

寿皇亭是新近才落成的一个亭子，是崇祯操练宫内士兵之处，如今却成了他要去见列祖列宗的地方。

此时天已破晓，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山穷水尽、万念俱灰的崇祯跌坐在亭子里，欲哭无泪。

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默默地告别这个世界。

他有满腹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诉说。

于是他脱下绛黄色的龙袍放在大腿上，咬破手指，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份遗诏。

做完这件事，他觉得可以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自缢而亡。

陪同他上吊自杀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

几天后，李自成的部队才找到这个僵死的国君。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只有崇祯一人。

本来，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已完全没有必要写什么遗诏了，因为遗诏通常要写的两项主要内容，一是指定嗣君，二是对后人提出希望，所以在那个时候写遗诏已没有任何意义，可崇祯不但写了遗诏，而且还是咬破手指用血写在衣襟之上，表明他是有话要说的，这就是这份遗诏的内容独特之所在。

崇祯的这份遗诏，从字面上可以归结为四层意思：一是责备自己德行不高；二是埋怨诸大臣不忠心报国，欺骗了他，误了国家大事；三是自认为无脸面见祖宗；四是请李自成不要杀害百姓。

而第一层意思只是虚晃一枪，关键是为了烘托第二层意思：“诸臣误朕”。

如果说，“无面目见祖宗”确实是一件令他痛心的事，那么，“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无疑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

所以，这份遗诏的落脚点，或者说崇祯最想表达的意思，还是“诸臣误朕”这四个字。

这不仅仅是为了推卸责任，还是发自崇祯内心的宣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
临死时发出的这句牢骚和呐喊，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

对于崇祯的这句牢骚话，史家历来见仁见智。

平心而论，崇祯对于明朝的灭亡固然难辞其咎，但他执政后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

他登基伊始，便当机立断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接着，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勉励各地督抚打起精神，努力为国效力，告诫大臣摒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

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使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

然而事实是：他只是一个孤独的勤政者，大臣们各怀心机，各有打算，堪当重任之才寥若晨星，多数时候是崇祯每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

究其原因，除了崇祯本人刚愎自用，用人失察之外，关键就在于明朝中后期在选人用人机制上出现了严重腐败和危机。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注意重典治国，在官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

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失灵，这些制度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当时，官场贿赂盛行，对官员的考核、监察名存实亡，连负责考核选拔官吏和惩治贪墨的吏部官员和监察官员，也大肆贪污受贿。

崇祯继位后，虽然以很大决心整饬朝纲，更新吏治，但积弊已难返，最后连他自己都不得不哀叹：“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

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明季北略》卷十三）。

明末的官场，已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

吏治腐败成了当时最大的腐败，是腐败的总根源。

这些通过走门子、塞票子上台的无耻之徒，其道德品性之低下不言自明。

指望他们忠心国事，有所作为，简直是痴心妄想。

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面对的又是这么一批贪官、庸才、蠢材，他怎能不陷入“任用一人，失望一人”的怪圈，并且直到临死还牢骚满腹呢？
不有效加强对吏治腐败这个“最大的腐败”的治理，确实危险至极。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解读崇祯的遗诏，恐怕不无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