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与文化5.6概要1

台湾建省
西方列强对台湾的窥视和赤裸裸的军事挑衅，引起了清朝统治阶层的警觉。

他们在彻底否定了“台湾之乱率由内生”的错误看法的同时，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清朝船政大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等人，把台湾称为“七省之藩篱”、“南洋之枢纽”、“中国第一门户”，一再反复强调台湾地位的重要性。

他们还多次上奏折，认为必须加强台湾吏政，有效管理孤悬海外的台澎地区，巩固海防，刻不容缓。

关于台湾建省一事，早在1874年日本出兵侵占中国台湾琅峤后就提出来了。

琅峤事件是台湾原住民牡丹社为保卫国土浴血奋战的一段悲壮故事。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遇难事件, 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攻台，在社寮登陆。

牡丹社首领阿禄父子率领30多名勇士在石门天险浴血抗敌，壮烈殉国。

为处理“琅峤事件”，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奉命赴台。

经实地勘查，于当年12月奏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于台湾，以便就近管理。

此奏折呈报清廷后，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是建议分省，以专责成；一是专派重臣，驻台督办，数年后再设省。

后经谕准，实行“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两地兼顾。

丁日昌也提出：台湾可另设一省，以固夷夏之防，以收自然之利。

1876年春新任福建巡抚丁日昌无法按期驻台湾，奏请朝廷另派重臣常驻台湾，但未被批准。

闽台兼顾又困难重重，分驻也名不副实，最后又回到先前督抚轮赴台湾巡查的方法。

这样实行3年的“冬
春驻台”被取消了。

沈葆桢丁日昌
1883年，法国蓄意挑起侵华战争，次年将战火引烧到东南沿海，并确定台湾为侵占目标。

此次战争暴露出清政府海军力量薄弱、台湾防御不强的弱点。

兵力不足、武器陈旧、防务废弛、饷糈匮乏、指挥不灵、交通受阻。

不仅海军力量十分薄弱，而且整个防务系统不堪一击。

清政府从战争中切实认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台湾不能过于依赖福建，必须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加强海防的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创建海军，加强海防的问题，台湾问题成为此次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围绕台湾问题，大家都提出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开辟台疆，加强海防，建省分治，是防止外敌入侵，加固藩篱门户最有效的措施。

其中，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上折，分析了台湾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的形势，比较了十年中先后提出的“巡抚分驻”、“兼顾省台”、“简派重臣”、“建省分治”诸方案，建议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

大臣们赞成台湾建省的居多数。

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十二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下旨创建海军的同时，下旨诏准左宗棠的奏请，福建政务由闽浙总督兼管，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下诏在台湾建省。

“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

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

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即以抗法有功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充任台湾巡抚。

从下诏建省到闽台实现分治，历时近3年。

这既与分治需要解决诸多问题有关，也与刘铭传的暂缓建省主张有关。

台湾建省“懿旨”传到福建，闽浙总督杨昌浚遵旨奏请颁关防，声明一切改设事宜会商抚臣督同司道，悉心筹议。

但传到台湾后，刘铭传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中法战争结束后，“驻台办防”的刘铭传曾要求巡抚开缺，专办台湾。

后来奉旨不准开缺，而是令闽浙总督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刘铭传则负责整顿台湾善后问题。

建省谕旨颁布后，刘铭传上“台湾暂难改省折”，认为建省的条件尚未成熟，主张先办防务、练兵、清赋等，待财政充裕，条件成熟再行改省。

刘铭传的奏折送至京城后，1886年1月16日（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光绪帝谕曰：“台湾为南洋门户，业经钦奉懿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所请从缓改设巡抚，着毋庸议。

……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

着杨昌浚、刘铭传详细会商，奏明办理。

”这是清廷关于台湾建省的第二次重要谕旨，不仅坚持台湾必须立即改省，而且采纳了刘铭传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建省原则，即“必须与
福建联成一气”。

后来台湾曾被称为“福建台湾省”，就是以此为据的。

同年3月，杨昌浚赴台探望刘铭传，并就分省事宜与刘铭传交换意见。

杨、刘这次会商的最大成果是就内地协济台湾款项达成了一致。

不久，杨昌浚提出台湾经费已有着落，闽、台应于4月1日即行分省，但刘铭传未予同意。

4月27日，清廷见福建督抚迟迟未将分省事宜会商具奏，再次谕之，令将台湾改设之事，妥速议奏，毋稍迟延。

5月25日，刘铭传病愈后赴福建会晤杨昌浚，继续商谈分省事务。

6月7日，刘铭传上折表示将遵旨筹办建省事务。

7月14日，刘、杨会衔上《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提出商定的台湾建省事宜16条，经谕准施行。

上折后，刘铭传到台湾诸岛屿实地查勘，之后拟定了一份《筹议改设台湾郡县疏》，于10月3日会同杨昌浚上报朝廷。

获准后颁布实行。

新的行政区划方案，“建置之法，恃险与势，分治之道，贵均而平”，且按“防务为治台要领”的原则，将全台湾分为南、中、北及后山四路，由原来的2府8县4厅改为3府1州11县5厅。

期间，刘铭传还奏请吏部颁发新铸关防、印信，以便应用。

并派新任布库大使沈锡荣专程至京领取。

闽、台分省后，台湾省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1888年3月1日（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刘铭传接受“福建台湾巡抚关防”。

5月11日，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杨昌浚开始启用新关防。

至此，台湾建省工作宣告结束。

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的第20个行省。

台湾建省后，对外主要是为了巩固东南海防，防御外国列强的侵
略，加强军事防务。

对内则开始近代工业化过程，开矿业、通邮政、重交通、劝垦荒、办教育、促商贸，各种事业都相继发展起来。

从此，台湾社会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

慈禧太后
刘铭传与近代台湾
丁日昌，（1823年—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

广东丰顺人。

20岁中秀才。

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

1861年为曾国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次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

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

1868年任江苏巡抚，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

1882年2月27日，逝世于广东丰顺家中。

清朝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军事家，政治家。

丁日昌任福建巡抚期间，仍实行“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体
制，更早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

他以中医的道理作比方，“中气充则外感不入”。

他将经济和国防联系在一起，认为经济发展了才能捍卫领土主权，极力主张全面开发台湾。

他看到台湾自然资源富饶，必须很好开发利用，以利于国计民生。

他认为：台湾大宗物产有米、糖、煤、茶，还有硫磺、樟脑，可资军需民用。

我们不开发，外国人却在觊觎。

何况要巩固台防就必须练兵，练兵需要经费；经费与其靠内地提供，不如在台湾开辟财源。

资源开发了，人口自然增多；人口多了，海防自然巩固。

他不但议论而已，而且采取实际措施，派人在台经办矿务，筹划开采煤，提炼硫磺、煤油、樟脑。

他力主购置铁甲船，提高海上防御的能力。

他要求练水雷军、增造新式炮台、练枪炮队。

作为开明的洋务派，他对电报、铁路的建设也很热心。

他极力推崇各项近代化事业，修筑铁路、架设电线、采购机器、开矿挖山、垦荒拓殖。

1887年丁日昌决定架设从台南府城到凤山之旗后（今高雄），派军官带领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完成这一计划，这是台湾南部有电报线之始。

丁日昌先后在台湾铺设安平至台湾府的电线，设立台南、安平、旗后等三个电报所。

还使基隆煤矿真正运作起来，日产原煤30至40吨。

治台期间，丁日昌关心人民疾苦，免除苛捐杂税，整顿吏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肃清了吏治。

刘铭传（1836年9月7日－1896年1月12日），字省三，汉族，安徽合肥人。

淮军将领，洋务派骨干，台湾省首任巡抚，率军击败法国舰队的进犯，且编练新军，从事建设铁路等一系列洋务改革，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1884年，刘铭传奉命前往台湾督办
台湾事务，刘铭传是洋务运动中比较有政治远光，锐意改革，具有实干精神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

1885年，台湾诏准建省后，他更是以全面推行近代化为中心，以整顿海防和兴筑铁路为具体目标，对台湾的海防、吏治、财政、农业、工业、交通、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以建成自立之省为目标的自强新政，使台湾面貌焕然一新，其改革内容如下：
刘铭传
⒈海防建设
深知清政府置台湾省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东南防务,防务建设成为刘铭传开发建设台湾的核心内容。

台湾军备废弛已久，刘铭传称台湾军队是“将贪兵猾”，战斗力极差。

中法战争暴露了台湾海防的问题也体现出台湾的重要性，联闽防台是刘铭传建设台湾防务的基本战略思想,“全恃闽疆为根本,声气联络,痛痒相关”。

“闽台本为一省,今虽分疆划界,仍需唇齿相依,方可以资臂助。

应遵旨内外相维,不分畛域,乃能相与有成”。

而且福建每年还向台湾提供白银45万两。

正是有了福建的支持和帮助,才为刘铭传在台的防务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在“御外侮”思想的指导下,刘铭传把设防的重点放在澎湖、台北和台南地区。

首先是军队的驻防情况:经过裁汰,兵士被编为三十五营。

当时刘铭传十分重视澎湖防守,他认为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

其次是海口炮台设置情况:澎湖设四座,分别在西屿东西、金龟头、大域北,这样使澎湖防务面貌一新,在基隆、沪尾各设炮台两座,台南地区安平旗后,大坪山各设炮台一座。

同时用铁水泥加固炮台,购置火力大的新式钢炮装备炮台,以沉雷、碰雷分布各海口,使炮台防守力量得到加强。

第三是海上力量的建设:在全台仅有一艘专用的“海镜”号兵船的情况下,刘铭传四处筹款,花费巨资购买了威利、威定、南通、北达、前美等轮船,分置于澎湖、安平、沪尾等海口,使台湾的海上力量得到加强。

经过几年的努力,刘铭传在台基本上建起了陆地、海口、海上相结合的近代化防御体系。

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建设台湾防务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下，刘铭传标本兼治、有的放矢、以人为本，为台湾近代防务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⒉增设府县
沈葆桢治台期间,台湾的建置为2府8县4厅。

刘铭传按建省的规制，上任后重新整饬了台湾的行政建制，在台湾设3府1直隶州,领11县5厅,将台湾分为南、中、北和后山四路。

中路为台湾府,下设台湾、云林、苗粟、彰化4县及埔里社厅。

南路为台南府,下设安平、嘉义、凤山、恒春4县及澎湖厅。

北路设台北府,下设淡水、宜
兰、新竹3县和基隆厅。

后山设台东直隶州,下设卑南、花莲两厅。

他以彰化为省会，定为台湾府。

原来的台湾府为台南府，旧台湾县改为安平县。

另又增设了云林县，苗栗县。

升卑南县为台东直隶州。

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这套行政建制覆盖了整个台湾地区,奠定了今天台湾省行政区划的基础。

⒊发展交通
1886年，刘铭传苦于台湾的通讯落后，与内地的联系困难，上奏朝廷，提出：“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旬，不通音信。

水陆电报，实为目前万不可缓之急图。

”在此之前，刘铭传已对台湾的电报通讯建设工程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

1886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引进外资,由德商泰来洋行承办台北至基隆和台北至台南的电话线路。

又铺设两条海下电缆,由上海英商怡和洋行承办,一条自淡水到福州,一条从安平到澎湖,最终架设水陆电缆计有1400余里，设水线局4所，还在澎湖、台北、彰化、基隆、沪尾等地设电报局。

至此, “台湾以濒海要区,(光绪)十四年,亦水陆线并设焉”。

刘铭传紧接着又开始筹办新邮政。

1888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这比中国邮政总局的正式开办还早9年。

各地设支局。

总局以候补道张维卿任总办,颁立章程,发行邮票,计程收费。

原驿站的站丁则录用为邮递人员。

又将购置的两艘轮船“南通”和“飞捷”作邮船,往来于上海、福州、厦门、香港等埠,传信递物,平均每月出入的邮件达一万三四千件。

电讯、邮政事业的发展,使台湾内部及与大陆各省之间的通讯面貌大为改观,促进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
系。

刘铭传还于1886年设招商局于新加坡，先后购置8艘轮船，开通了台湾至上海、香港、吕宋、西贡、新加坡等地。

在刘铭传的积极扶植下，台湾海上交通日趋发达。

铁路是近代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富强的象征。

早在1880年,刘铭传便上《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奏请修铁路。

这是清大臣公开向朝廷建言修铁路的第一个专折,但是在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下,刘铭传修铁路的计划没有实现。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后,1887年4月13日,他又奏请在台湾修铁路,并明确指出铁路对台湾的重要性，此次上奏在朝廷重臣的支持下终于得到允许。

1887年,在台湾修筑铁路的计划正式启动。

铁路分为南北两路,北路由基隆至台北,1887年动工;南路由台北至台南,1888年开始勘测,1893年当铁路修至新竹时,因资金、技术等原因停工,未能直下台南,全长约99.2公里。

尽管如此,台湾铁路成功铺设对台湾近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铁路兴建后,极大地改善了北部地区人民的交通状况,加强了北部地区的防务。

台湾对外贸易额由1886年的800万两上升到1890年的900万两,同时与大陆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

刘铭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倡兴修铁路的第一人。

⒋兴办企业
在刘铭传抚台的短短7年中,工矿企业兴办了十几项,其中最重要的是基隆煤矿。

基隆煤矿最早由沈葆桢主持创办。

中法战争期间,基隆煤矿遭到破坏。

1887年刘铭传仿开平矿务局之例,设立煤务局,
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继续开发基隆煤矿,他还购买了新式机器,使煤矿的生产逐渐恢复,每日可出煤百吨。

樟脑和硫磺都是台湾著名的特产，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的硫磺厂。

自1886年至1890年4年间共生产硫磺122万斤,每年收纯利约4000两白银。

1893年有商人引进日本脑灶，进行樟脑生产。

刘铭传设脑磺总局，用新法熬制，年获利三万余两。

刘铭传还鼓励江浙商人投资，设煤油局，引进外国机器制造煤砖，引进外国造糖铁磨，供糖户使用。

此外,刘铭传还陆续设立蚕桑局、机器锯木厂等。

这一时期兴办的新式工矿企业数量虽然不多,而且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但毕竟给台湾带来崭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刘铭传还组织商家在台北投资建设商业街，装设电灯，建造公共引水工程，短短几年，把台北建设成近代化城市，俨如一个“小上海”。

⒌清赋理财
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而台湾田赋问题重重。

问题一：台赋高于内地；问题二：台赋复杂混乱；问题三：台地久未清丈。

“若能将各县赋税一律清查，以台湾之入供台湾之需，尚可有盈无绌，惟清赋一事要在”因此刘铭传决定清理田赋。

这样，三五年就可解决财政问题，“即当奏请停止协款”为了做到“三五年后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经费之用，庶可自成一省，永保岩疆”。

刘铭传于1886年5月奏请实行清赋。

清赋的步骤是“先行会查保甲，就户问粮；一俟户亩查明，再行逐田清丈”；“至于赋税重轻，应俟丈后再请饬部核议”。

清赋后，整整增加了491502银两。

此外，在税收
方面刘铭传也积极整顿，茶税增加了13万两、盐税增加了12万两、樟脑、硫磺增加了30万两、鸦片进口税增加40万两。

这一整顿，不但大大增加了台湾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台湾海防、交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保证。

⒍重视教育
兼理学政的台湾巡抚刘铭传注重发展台湾教育，尤其发展新式教育，办西学堂、电报学堂等，聘外籍教师任教。

虽然他的教育措施没有触及体制上的变革，但仍为台湾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刘铭传提倡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请设局译刻西书，引导后进，以广人才”。

随着铁路、电报、煤矿、邮政等各项新事业的实施和推广，刘铭传深感人才之缺乏；“台湾为海疆卫要之区，通商筹防动关交涉”，急需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台地缺此人才，而取才内地，“重洋遥隔，要挟多端”，因此刘铭传请求“就地育才”。

光绪十三年（1887 年）三月，设立西学堂，“延订英国人布茂林为教习，生童酌给膏火，厘定课程，并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余间，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通贯，亦以娴其礼法”。

西学主要学习英法文，还有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

光绪十二年（1886 年），设电报学堂于大稻埕，招台人子弟入学，聘西洋教习，以习其艺，为电报局培养技术人才。

电报学堂的开设，开启了近代台湾培养专业人才之先河。

刘铭传还设立番学，“饬令社长送子入学，与之衣食，教以语言，俾令粗识字义”，最初在大嵙崁抚垦局试办，招收番童二百余人，“乃
父若母时来探望，莫不鼓舞欢欣”。

为“启番童之颛”，刘铭传饬令其余抚垦十余局一律仿行，“力筹教养”。

刘铭传对传统教育也非常重视。

台湾建省分治，增设府县，需要增加文武学
额。

刘铭传认为“学校鼓励人才，不能不亟为筹议”，多次奏请增加学额。

刘铭传的大力倡导下，台湾教育“成效大著”，“为之一新”。

教育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素质乃至社会的发展，新式学堂的兴办，使西方科技知识部分得到传播，同时也培养了大批具有新知新识而又视野开阔的新知识分子，有效地推动了台湾近代产业的开发，为台湾近代化提供人才保障。

刘铭传在台湾的改革涉及的面很广，涉及到军事、行政、经济、文化等领域。

他所创办的海防设施、交通设施，诸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企业都是卓有成效的。

他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台湾一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希望以“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

然而在腐朽透顶的清朝统治格局下，要想坚持改革谈何容易。

在种种压力和重重阻力的干扰下，1891年刘铭传也只能选择告病辞官，他的继任台湾巡抚邵式濂缺乏远见，思想僵化，一上台就对台湾新政采取全面紧缩政策，台湾近代化只能用缓慢的步伐前进。

为了纪念刘铭传在台湾的建设，以其名命名的机关包括位在台北市的“铭传大学”及铭传国小，基隆市的铭传国中，以及基隆市的“刘铭传路”（在仁爱区爱七路、爱九路间）等。

台湾铁路管理局也曾在1950年代初，将纵贯线北上2次对号特快车命名为“铭传号”。

外国势力与近代台湾
1858年，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清廷先后与英、法、美、俄签定了《天津条约》，在各国签订的条约中，唯有中法天津条约载明“福建之台湾、淡水”准予通商。

英、美、俄援引最惠国条款使得台湾成为四国之通商口岸。

天津条约签定后，福建之台湾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潮水般地涌入台湾。

他们在台湾的活动主要有三大方面：外交方面，以领事制度的设立与发展为代表；经济发面，以台湾海关被外国人操纵为代表，同时包括采矿、铁路诸方面的经营；文化传播与冲突方面，以外国教会在台湾的活动为代表。

1860年，郇和（Rober Swinboe）出任英国首任驻台领事。

1861年夏，郇和乘舰至厦门抵高雄，转至台湾府。

由于台湾府较为脏乱，安平港的设施和贸易状况不如淡水，因此郇和又将领事馆迁至沪尾。

而郇和却在停泊洋面的怡和洋行“冒险号”的船上办理公务。

同治五年（1866年），郇和又在高雄设立领事馆。

台湾南北两地正式开港后，高雄进出口贸易额是淡水的两倍，而淡水距台湾府较远，故与官方交涉不便，郇和遂将领事馆迁至高雄。

先初其办公地点设在甸德洋行的鸦片船“德奈号”上，北部的淡水领事馆则由其助手负责。

两年后，郇和在高雄港口的哨船头山丘上建成了领事馆，这一建筑是目前台湾仅存的最古老的西式洋楼。

淡水英国领事馆
和英国领事一样，德国、荷兰、西班牙、挪威、丹麦、美国、日本都先后在台湾建立了领事馆。

外国领事制度在台湾的设立和健全，使得台湾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完全沦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控制之下，从而无法摆脱被外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命运。

外国人在台湾的经济活动，集中在海关、洋行、开采煤矿资源、修建铁路等方面。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十八日，淡水正式设关通商。

次年，福州海关英籍税务司美里登（Baron de Meritens）提议任用外人为税务司，并拟以基隆为淡水子口，高雄为台湾府子口。

十月一日，基隆开关，高雄及安平则于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开关。

值此，台湾通商口岸名为2口，实为4口。

淡水为本关，基隆、安平及高雄3港均为分关。

外国人在台湾的经济活动，除了海关外，还设立了洋行垄断台湾的樟脑、茶叶、米、糖等商品的对外贸易。

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外国洋行在台湾的设立，外国人凭借着雄厚的资金以及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的种种特权，轻而易举地排挤了华商
的势力，将进出口贸易控制在自己手中。

利用贷款预购、控制货源进而控制整个出口贸易，是他们的一贯伎俩。

这在台糖、茶叶、樟脑贸易方面尤为突出。

当时美国记者戴维逊（J.W.Davidson）就指出：台湾茶叶的贸易几乎由6家英、美洋行在进行，其贸易额多的时候每年超过700万元。

在进口贸易方面也具本上为外商所控制，因为占洋货进口总值2/3以上的鸦片贸易主要在外商之手。

从当时各国商人在台湾对外贸易的统计来看，“英国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 70%，英国商人在近代台湾对外贸易中的势力由此可见。

”
外国人在从事台湾贸易的同时，并投资改良台湾的贸易产品。

台湾北部种茶之发源甚早。

如嘉庆年间即自福建引入茶的种植。

至道光年间，石碇、文山等地居民多以种茶为业，并运销福州等地。

同治三年（1864年），英人陶德（John Dodd）移居台湾，即向淡农民了解茶叶贸易的可能性。

同治五年（1866年），陶德由福建安溪茶树之插枝入台，并提供贷款给茶农，鼓励其增加茶叶产量。

引进新的茶树后，陶德发现台湾茶叶收成后，运至厦门烘焙，再运销澳门等地利润更高。

因而陶德由厦门、福州等地聘请熟练制茶工人，在艋胛设立烘茶工场，从而使台湾茶叶贸易规模扩大。

咸丰十年（1861年），英国驻台领事郇和曾对台湾茶叶产销从事调查工作，并检测确认台湾茶叶最为优良。

外国人在台湾也十分注重矿产资源的开发。

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国人戈登就在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了他在台湾基隆勘察煤矿的报告。

戈登在报告中详尽描述了台湾煤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