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认识的层次：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

第二节历史认识的层次：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
像其他学科的认识一样，历史认识也是由一个一个的判断构成的。

历史认识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可以称之为考实性认识，它是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批判来历史事实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在第六章说的“确定事实”或弄清楚“是什么”那个层次上的认识；第二个层次可以称之为因果关系或规律性的认识，它是在已经确认的事实基础上对各个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联系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在第六章说的“解释事实”或弄清楚“为什么”的认识。

第三个层次可以称之为评价性认识，它是在前两个层次的认识基础上对历史上出现的事件、人物、制度和过程等进行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的评价以借鉴于现实的认识。

与这三个层次的历史认识相对应，历史判断也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即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

考察这三种历史判断各自的特点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本节的任务。

一，事实判断
事实判断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事实之真相，为进行其它两个层次的判断打下坚实基础。

因此，事实判断是历史判断中最基础的判断。

离开了事实判断这个基础，其他各种历史判断都会成为无本之木。

郭沫若[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郭沫若[1892～1978]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

四川乐山人。

1907年秋至1913年夏，先后在嘉定府中学、四川省高等分设中学堂、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就学，曾多次带头参加反抗旧教育制度的学潮，并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

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

次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1918年8月,往福冈，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五四运动爆发后,和几位留日学生组织“夏社”,搜集日本各报章杂志有关列强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投寄国内各学校、报馆，并撰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宣传的文章。

1921年6月,与郁达夫等人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

1923年3月,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

1924年5月，译完〔日〕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此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林伯渠等推荐，任广东大学（次年改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等职。

“四·一二”政变后，撰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罪行。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旅居日本十年（1928年2月至1937年7月），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

1930年至1939年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著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1949年8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名誉会长等职。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

数十年间，他未曾间断过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身后留下《郭沫若全集》38卷。

)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

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

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第三页。

）只有将进一步的判断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以依据坚实的事实基础立论而充满自信、感到自豪。

马克思曾说：“我的《资本论》一书
引起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65页。

）恩格斯也曾说：“这本书（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谈到的。

……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象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页。

）进行事实判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方法属于技术性方法。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指出，研究者实际上总是在一定的导向性方法或理论指导原则主导下运用那些技术性方法。

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考证史料、确定事实不需要什么理论指导原则，只需严格遵循形式逻辑规则去做，就足够了。

这是很片面的。

要确定事实，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事实？史料和事实浩如烟海，无边无涯，研究者除非下定狠心只研究极细微的问题，不会为如何筛选史料和事实发愁，研究稍许复杂的问题，都要面临怎样确定必须搜集的史料和事实的范围问题。

这就不是一个单纯技术性问题，而是要由研究者的社会历史观和与之相应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来确定的问题。

例如，以兰克和兰克学派位代表的传统史学家，由于信奉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认为历史只不过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意志的展现过程，因此他们认为最珍贵的史料就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留下的书信、日记和其他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档案材料和文字资料。

因此，他们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搜集和辨识此类史料。

与此不同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学者们由于相信普通大众比领袖或精英人物在更大程度上起着决定历史进程的作用，这种历史观驱使他们特别注重搜集整理反映普通大众生活状况的史料，诸如有关居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教区纪录、法庭档案、土地登记册、征兵征税资料、契约、租约、遗嘱、财产清单、帐簿、食谱、墓葬、宗教和世俗生活图像、教堂和民居的建构、设置和装饰、私人藏书目录、有关物价、工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资料……等等，传统史学家不屑一顾的东西，他们认为是最珍贵的史料资源宝藏。

而且，事实有不同的种类。

有的是单一事实，如“北魏统治者于太和9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有的是复合事实，如“北魏实行均田制的经过”；有的还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事实，如说“北魏实行均田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对于单一事实，运用技术性方法即可确定。

但是对于复合事实和带有价值评价的事实的确定，就必然会有社会历史观和与之相应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在其中发挥导向作用了。

二，成因判断
研究者完成了事实判断以后，一般都要接着追问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事情会是那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就是说，要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实做出解释。

对事实的这种解释，我们称之为成因判断。

成因判断就是对历史事实出现的原因做出判断，实际上就是对事实出现的因果规律性做出判断。

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讲，人们解释事实不外乎采取三种方式：用“常理”解释，用经验规律解释，以及用因果必然性规律作解释。

这三种解释方式也就是常见的三种成因判断方式。

亦如第六章所讲，这三种解释方式或成因判断方式实际上代表着三种不同社会历史观和与之相应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

用“常理”作解释，就是用“人性”、“人之常情”或“理性人的正常理智”作解释，一般说来，倾向人本主义的人们多倾向于用“常理”解释历史事实——事件出现的原因；倾向于科学主义的人们多倾向于用经验规律解释历史事实——事件出现的原因；奉行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的人们一般都力求用因果必然性规律解
释历史事实——事件出现的原因。

持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观的学者，对于同一个历史现象可能做出同样的事实判断，却不大可能做出同样的成因判断。

例如，持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观的许多中国和西方学者可能都认同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比较崇尚和谐、均平，厌弃竞争、取胜，西方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则比较崇尚竞争、取胜，厌弃和谐、均平。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倾向人本主义的学者可能认为是不同的“文化基因”或“文化积淀”造成的“人性”差异或“文化根性”差异的结果；倾向科学主义的学者可能列举一些同类或相似情况，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归纳出一些经验规律，人文的差异是由多种因素的随机组合造成的；运用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的学者，则可能要从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和实际生活过程决定价值观念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来解释，可能认为中华先民从远古就依靠宗法——家长制组织大协作之下的小生产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需要在一个大共同体内保持统一和安定，最怕受到竞争和相互争夺的伤害，由此产生了崇尚和谐、均平，厌弃竞争、取胜的价值观念；而西方大多数民族经历长期充满迁徙、征战的游牧、游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定居下来以后，由于种种自然的和人文的条件制约，也没有形成中国那样需要大共同体组织大协作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形成一些仍然充满竞争和相互争夺的小共同体，由此产生了崇尚竞争、取胜，厌弃和谐、均平的传统价值观念。

怎样评价这三种解释方式或成因判断的是非得失呢？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怎样检验历史认识的是非时，再探讨这个问题。

三，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研究者对他所研究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或过程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做出评价。

标榜客观主义的学者声称历史学家必须保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不能对他的著述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或过程做出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的评价。

如我们在前面谈到兰克的客观主义主张时指出，那是根本作不到的。

任何人对待任何事物都必然有一个判断其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的价值标准，而且必然会有意无意地、或隐或显地把他的价值判断表现出来。

如我们前已指出，历史学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人们鉴往知来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

如果它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而要满足人们鉴往知来的需求，历史学家就必须作价值判断。

当然，历史学家所作的价值判断是否都具有真理的价值，或是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那是另一回事。

在是否需要对历史做价值判断上，我国古代史学家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他们把史学的作用理解为劝善惩恶，训世资鉴。

《易经》里就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易·大畜》。

）孔子（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自觉地这样做了，相传他在《春秋》这部编年史里首创“褒贬义例”，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在字里行间“寓褒贬，别善恶”，对人们的言行作出价值判断。

例如，同样记载杀人，就有“诛”、“杀”、“弑”之分，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虽然孟子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带有很大夸张成分，但从此以后，《春秋》笔法却成为我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史官们记载史实，往往把鉴定善恶功过，进行劝惩的价值判断当作题中应有之义。

《礼记》则定出了应当歌颂的五种人物：“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礼记·祭法》）这就是说，有创作发明为大家所遵行使用的，献身于某种事业的，对安定国家有劳绩的，
能防止水旱等自然灾害的，能抵御外患、侵略的，都要被纪念、被歌颂。

司马迁[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写《史记》[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司马迁撰。

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

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曾有志编写古今通史，但未能如愿，去世前嘱咐司马迁继承其遗志。

元封三年（前108）, 司马迁继任父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

经十余年努力，终于成书。

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

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

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炼，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有良好的影响。

]入选的人物不仅有历代的圣君贤相、功臣名将，还有许多地位不高的中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日者、滑稽、名医、商贾富人等，说明司马迁的价值观念较前代有很大变化。

但是，不管他把历史记载的范围如何拓宽，所记的人物或事件都是从一定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反映着他对所记录的对象的一种价值评价，那就是要“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以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我国古代史学家在价值判断上，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德行的看重。

例如，没有事功表现的伯夷、叔齐仅仅因为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在《史记》里居于列传之首；《三国志》传记的开篇也是功劳不大、但却重义轻利而与同窗“割席”的管宁。

德高才会望重，即使是一般老百姓，只要道德上有过人之处，特别是孝子贤孙、节妇列女，都可以青史留名，从而流芳百世。

由此可见，史学家的价值判断是多么的鲜明。

近代以来的史学家也不例外。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陈垣先生[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陈垣(1880～1971)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广东新会人。

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

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

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

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著《通鉴胡注表微》。

这是一本考据性著作，其旨义在于阐发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的微言大义。

宋元之际人胡三省亲历宋亡之祸，借注《资治通鉴》抒发自己对故国的感情。

《通鉴》注里埋藏着他的全部精神寄托。

但是，以往读《通鉴》胡注的人，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地理学家、考据学家，而从未注意过胡三省注《通鉴》时的心情、思想。

抗日战争中，陈垣先生生活在敌伪统治下的沦陷区，重读《通鉴》胡注，豁然领悟到胡三省当时的心境，于是发愤作《通鉴胡注表微》，将胡三省对故国的热忱、情感揭示出来，以宣扬他忠于祖国的思想。

陈垣先生在沦陷区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显然有他明确的价值性选择。

其实，不独这本《通鉴胡注表微》，陈垣先生在抗战期间的所有考据性著作，如《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都具有明确的价值目的。

他在建国后致友人书中说：“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振国之道止矣。

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

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斥当政者。

”作为历史考据学大师的陈垣先生尚且如此看重史学的价值内涵，讳言价值者何以自解。

外国史学家也同样重价值判断、重借鉴于后世。

例如希腊、罗马的一些大史
学家的著作，象希罗多德[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的《历史》、修昔底德[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01）是古代希腊历史学家。

生于雅典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庭。

公元前424年当选为将军。

同年冬，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进攻雅典在爱琴海北岸的重要据点安菲波利斯，修昔底德指挥色雷斯舰队驰援被围困者不力，城陷后获罪流放，凡20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返回雅典，不久去世。

流传至今的按编年体记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用30余年的时间编写的一部未完成之作，记述的事件止于公元前411年。

全书共8卷，书名和分卷方法均出自希腊化时代学者之手。

]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李维[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李维（Titus Livius ，公元前59～公元17)是古代罗马历史学家。

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塔维乌姆（今帕多瓦）。

早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

后移居罗马，与奥古斯都过从甚密。

公元17年在帕塔维翁逝世。

李维著述丰富，但流传下来的只有《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一书。

他用40年左右时间写成的这部罗马史巨著，共142卷，记述自传说中的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至公元前9年的史事]的《罗马史》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希罗多德尤其重价值判断和道德教诲，他认为国家兴亡与人事成败都与君主的品德有关；历史上那些专制暴君都如过眼云烟，最后兵败身死，为天下笑；而那些在历史上多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则遗爱在民，永为后世景仰。

总之，古今中外史学家的一切历史著作，实际上都含有价值判断。

至于如何评价那些价值判断的是非得失，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四，三个层次判断的相互关系
事实、成因和价值这三个层次的判断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简略地归结为：事实判断是基础，成因判断是关键，价值判断是目的和归宿。

事实判断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成因判断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价值判断是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三个层次的判断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

或者说，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应该甚至必然会包含着这样三个层次的判断。

固然，在实践中，有的历史学家往往只做出其中一种或两种判断。

例如，侧重于考实性研究的学者，可能主要做事实判断，而不做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或者只做实事判断和成因判断，不做价值判断。

但这只是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只完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的一部分工作，就好像一个工人只完成一个产品中的某一个组件的制作一样。

为什么说价值判断是目的或归宿呢？这是因为如我们在前一节所说，人们决不会无缘无故去研究历史，总是带着要解决某个问题的目的去研究历史，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历史的考察寻求某种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这说明，他在动手研究历史之前，已经确定了做那样的研究的价值目标。

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他的考察涉及到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和过程做出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的评价。

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实际上事先已经有了某种价值评价的假设，然后才去考察相应的事实和成因。

也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之所以要去小心求证，一是为了测试自己的假设是否能够成立，二是为了获取充分的事实和因果论证，以增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说服力。

例如，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中西文化优劣的论战中，新文化派中的某些极端西化主张者显然事先就有“中劣西优”的价值评价和“弃中从西”的价值选择主张，然后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和成因判断；东方文化派显然也大都事先就存有“中西各有优劣短长”的价值评价和相应价值选择主张，然后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和成因判断。

（参见庞卓恒著：《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八章：《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为什么说成因判断是关键呢？这是因为，如我们在前面指出，成因判断是对
历史事实——事件出现的原因做出解释，而怎样解释历史事实——事件出现的原因，却决定于研究者持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

社会历史观转化为研究者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首先制约着研究者认定需要研究和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还制约着他在动手研究之前提出什么样的理论假设。

那假设中不但包含着他对所要研究的对象的价值及其成因的预设，还包含着他对价值选择的预设。

一旦他经过考察或研究做出了明确的成因判断，那里面包含的价值选择主张就更加明确了。

例如，如果他认为中西传统价值观念差异的原因在于历史地积淀起来的“文化根性”或“国民性”的差异，就意味着他主张首先需要改造中国人的“文化根性”或“国民性”；如果他认为中西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原因在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差异，那就意味着他会主张首先需要改造制度和社会环境；如果他认为中西传统价值观念差异的最终原因在于生产生活方式和实际生活过程的差异，就意味着他会主张首先需要考虑如何促进生产生生活方式和实际生活过程的改善。

最后，为什么说事实判断是基础呢？因为它是研究者进行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起点和初始依据。

事实判断如果出了错，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必然要跟着出错。

例如，中西文化论争中的全盘西化主张者，实际上首先有一个“西方自古先进，中国自古落后”的事实判断作为初始依据，然后去寻找造成那个“事实”的原因，最后证明他们要求按照西方模式改造“文化根性”或“国民性”，或根本改造制度、环境，有理有据。

这一系列判断错误的最初的额起点，就是“西方自古先进，中国自古落后”这个事实判断的错误。

因为事实是：西方原来落后，后来先进；中国原来先进，后来落后。

因此要找原因就的寻找“西方原来落后，后来先进；中国原来先进，后来落后”的原因。

找准了这样的原因，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判断。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事实判断不出错呢？这就要依靠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了，特别是前一节提到的复合事实和带有价值评价的事实，更是需要依靠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导向，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事实判断。

可见，社会历史观对三个层次的判断都起着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