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精神自治》精选摘录（5篇）

王开岭《精神自治》精选摘录（5篇）
第一篇：王开岭《精神自治》精选摘录
作者简介：王开岭，男，山东滕州人，王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架马车之一。

他是个用心灵说话的人。

著有想随笔集和文学评论集《激动的舌头》、《黑暗中的锐角》、《有毒的情人》、《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

写作以关注体制文化和国民生态为主，同时兼顾文学性思考。

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策划，指导《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24小时》等栏目。

人物评价：就像一份丰盛大餐，它的丰饶和美味，几乎照顾到了我肠胃的每一层褶纹。

题材之丰浩、细节之精准、纹理之细密、精神发现之独特、关怀视野之阔大、言说的锐度和思路的延展性……盖超乎我的想象。

王开岭的文本显然属于一种手工，属于一种慢活。

这使他的笔调又多了一种罕见的诚实和耐性。

更要命的是，除了要求理性的精准，他还唯美。

如果用形象表达的话，我想说，王开岭的文本散发着一种鲜见的紫檀气质。

在王开岭理性精神的背后，我感受强烈的的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浪漫，性情的浪漫，心灵的浪漫，目光的浪漫，这浪漫就像菌种，极大生动了他的体悟和才华，看得出，王开岭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在他最具现实性和批判性的文本中，也影影绰绰闪烁着生命审美。

王开岭使你很难重复他，你可以重复其材料，搬运其观点，但你无法模仿其纹理和气质，它不仅贡献了思想，还贡献了思想的最好的形式——摘自《精神自治（序）》—阅读的盛宴
-吴散人
王开岭开始独自作战，他的价值指向，始终都在瞄准良知、正义和尊严。

这些本属常识范畴的东西，之所以被他频频提起，正是因了世人对它们的日渐疏远和淡忘。

王开岭对此表现出了深深的不满和忧虑，他以自己的激情赋予这些―词语‖以血性，用自己的青春助延它们
的生命，从而感召更多人的生命。

当人们沉浸在安逸里而日渐冷漠、麻木之时，王开岭们必然地出现了，一种抗争的姿态必然地出现了。

面对一颗正在滴血的心，他没有转身离去，而是勇敢地正视它，开始探察最深的伤口；当找到真实的伤口后，他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激动地说出了它们……
——摘自《王开岭思想随笔读札》—循着那样的声音–王月鹏寻找痛苦，剖析痛苦，医治痛苦，这无疑是王开岭的写作要义之所在。

在一个措辞不清的黄昏里具有―罕见的说是与不是的坚决与彻底的能力‖，他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沙漠中以峭拔的姿态和锋利的目光守护着美与良心。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 杜甫的这句诗可以看作对王开岭其人其文的简单概括。

——摘自《王开岭：锋棱的瘦骨》—王刚
在王开岭的语汇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减法‖，一个叫―越过‖。

在地域生存系统中他使用―减法‖，在文学生存法则中他使用―越过‖，他绕过既定的文学和拥挤的文坛，和最远的诗意乌托邦、和最紧迫的时代情势与矛盾直接对话——从而一下子把复杂给简单化了，把深邃给纯真化了。

——摘自《当年的体温（后记）—王开岭印象：散漫与明亮》—张杰
他是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角色，与当下那些比嗓子和奖杯的明星写作者相比，他绕开了很多游戏和场合，显得寂静而隐蔽。

除了忧郁，他还明亮；除了锋利，他还温润；除了理性，他还唯美。

——摘自《当她十八岁的时候（简介）》—王开岭时代拉纤人，我习惯上又把他们叫做时代的输氧者。

——摘自《被扩展的思想根系――读王开岭《精神自治》—张杰
素材积累：《精神自治》：
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与世界坐标的参照—而愈发强烈，真挚。

左拉：“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
的，只有思想，只有真相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德雷福斯案之所以影响至深……在于它揭呈了现代文明的一个要义：生命正以高于国家神话；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和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法之精神的背叛，对生命的背叛。

又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质量。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威廉葛莱斯顿
“大”，永远先声夺人，不战而胜，永远象征着权威，全能，无限，光荣与真理，永远匹配垄断，覆盖，替代一切的图腾魅力。

但问题是：这个大，是否真正含有那个“小‖,若是，那么“大”对“小”该负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呢？它对“小”所承诺的庇护与保障是否履行？若未履行，或履行不好，那么它还有什么资格与底气从对方那儿领取信任和拥戴？它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呢？
人往往可以承接命运的残酷，但却受不了人生的奚落和捉弄。

让一个曾经“失足”的人有颜面地活着，难道给谁丢脸？是什么让艺术变得这样苛刻和脆弱？这样吝啬和不宽容？
世人竟臆造了那么多凌驾于生命之上—乃至可随意取代它的东西—甚至铸造出了命运的公式！任何一名被俘的士兵都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

”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无条件无节制地牺牲—不应以绝对方式随意的勒索个体，动辄以性命去做赌注，去换取什么。

人，是社会文明的唯一和全部的目的。

人，有害怕和惜命的权利。

舒衡哲：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他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

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它结实的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真正归属者。

，对之而言，在这个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

死了的人彻底死了，活着的人懒懒的活着。

我更清楚，夺走她的不仅仅是海水，还有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
的一切，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们。

……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人的反应更多的瞄准了那些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

他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说，他不是指向实体，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苍白，空洞，模糊的概念。

多么可怕的数学，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

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

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最正常态度。

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个”，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觉。

尤其在“目标正义”面前，“程序正义”享有优先地位。

通过对程序正义的捍卫，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法的尊严——进而从这个意义上，保护了公民的自由和安全。

只有目标不讲程序，只顾正义不顾人权，自以为正义在手即随心所欲，这些做法会把民族拖入怎样的灾难和迷狂。

正因为它是“个”，它那么势单，讨伐它围剿它的力量那么庞大，它才显得珍贵而悲壮！若没了这些“个”的闪光，若没这些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的异数，中国现代文化史、人物史和思想史该多么的萎缩。

是啊，对同胞幸福的责任，这正是一个大写的人的标志。

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达和拯救的都是人，服务的都是生命。

那隐藏在思想和艺术最深处最本质的东西，一定是个体的自由愿望和权利诉求，一定是神圣的生命特征和最广泛的人道主义。

爱因斯坦还发出过此类声音——“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

”
若知识带给知识者的信仰与人格保险不足以成为他们关心“人类事务”最有力的武器和驱动，那么，科学和艺术究竟有何用呢？她用什么来答谢人间寄予的期冀和伟大赞誉？仅仅是产品、技术和娱乐吗？仅仅是在细节上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吗？
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取决于时代大势对他的召唤和录用，即便像
陈独秀这样对语言学和教育大业情有独钟者、像章大炎这样精湛于国学经史和中医者，不也把生命的大部分能量倾注于了社会变革吗？
伏尔泰：“只有一种伟力，那就是为正义服务的良心，只有一种光荣，那就是为真理服务的天才。

” 艺术只有在最广阔的生命范围内找到了自己的责任、服务对象和价值对立面，才会诞生深刻的主题——人的命运，否则她在精神上即不会受孕，即只会停留在手艺阶段。

艺术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艺术的敌人，就是生活的全部敌人。

知识分子不能幻想以对权力的沉默与旁观求得独立和清白！过度的洁癖，不仅是一种病，还是一种脏。

科学与艺术一样，服务的是生命，是公共事务，是人、民族和世界的前途。

体现美国人的一种主流精神：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包容与宽待——拒绝意识垄断和权力化。

有时，你不免疑虑，除了遮体的兽皮换成了化纤织物，人到底进化了多少？
法国人古.勒庞的《乌合之众》：“群体氛围下，人的心理比平时更有武断、粗暴、专横的倾向，更易滋生犯罪和极端行为。

个人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之生出杀人越货的念头，并屈从于该诱惑。

”
黑格尔早就说：“人们以为，当他说出人性是善这句话时，就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

但他们忘了，当最终说出人性是恶这句话时，却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

”
中国人的生命豪迈、能量、谋略、胆魄和激情，似乎唯在举杯撞盏的刹那才石破天惊地迸溅出来，似乎只有在酒精的升腾中方可抵达人生的沸点。

西方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远离饭局，即便生活小聚，也风格简易。

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萎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方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欲望的膨胀与张扬，比如饮食。

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珠算化”，生
命品格中罕见更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目标。

口腹之嗜，暴露的是人生的物质化崇尚。

不知不觉，人的成功标志即对物和权的占有程度（权，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控物能力）。

“自然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

”（霍.罗尔斯顿）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重创和削弱，都是自虐行为。

“任何事物，只要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它刘是对的。

否则，就是错的。

”（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
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执拗的实用和拜物情结。

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已性的基因。

“毁灭物种就像从一本尚未读过的书中撕掉一些书页，而这是用一种人类很难读懂的语言写成的关于人类生存之地的书。

”（霍.罗尔斯顿）
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坚定地做信仰之事！我们也缺乏这样的常态：尊重、维护别人（包括子女、眷属）做信仰之事的权利。

我们发明的是栅栏，是囚牢。

我们总喜欢把爱变成虐，把欣赏变成占有，把“吻”变成“咬”。

教育家说过：如果一个孩子在7岁时知道了什么是美，他就会用一生去寻找美！“现代化”，更是一个旨在表现成人属性和规则的概念，它本质上忽视儿童。

童话上伟大的。

其伟大即在于它让每个孩子都相信每个梦想都可成真。

“热爱生活”，它不仅是一种信念和态度，更是一个答案——一个人对自身生存系统的审美结论。

将无奈和沮丧标榜成修身养性、立命存身的豁达，确乃中国特色了。

法国诗人阿兰说：“对消沉焦虑的人，我只有一个建议，往远处看！只有眼睛自由了，精神才是自由的。

”
单之蔷：“科学是一种事实崇拜，但科学并不能给人生以更多意义。

其实神秘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神秘完全丧失，剩下的就是无聊和虚无。

”
“变”是一种伟大。

而有时候，“不变”是一种更大的伟大。

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主流无疑是“入世”和“功利”的，其内容蕴涵着高度的物用性、臣民性和家庭性。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面忽视个体价值和私人生活内容，一面却拼命地维护一已所有，精神的灭已性和物欲的狭私性形成强烈反差。

莫.梅特克林说：“我们只是那活着的死者......生存，即是遗忘死亡；死亡，即是遗忘生存。

”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实的功用传统和崇尚使用价值的习性，“实”一直被奉为正统高高矗立。

以实为本、以物为大、以形为据、以效为能——物用性，尤其是否显著和速效有用，从来充当着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估的砝码。

人往往犯如是毛病：在经验逻辑上搭建一个一元博弈、你死我活的价值擂台——将“非理性”视为理性之敌。

其实，双方并非一元式矛盾，非实用不是反实用，非理性不是反理性，非科学也不是反科学（或伪科学）。

消解价值等级和价值权威，推崇价值民主与价值和谐，鼓吹“我思故我在”的生命自治，挥洒“谁都可以说了算”的精神自信。

牛顿是典型的天真到老，也正是在他晚年的所谓“失足”上，我看到了一种孩子的伟大品质，所谓的科学或神学、唯物和唯心，所谓的真理与谬误、正果或涩果，于之而言，都是一种“伪”，他只是牛顿，一个生活者，一个上帝的孩子。

康德的一句话：若一个人除了法律，无须再遵循别的什么人，那他就是自由的。

何为幽默？它是一种生活才情，是一种价值魔方的自由转体。

不仅取决于智力，更源于内心的活跃和松弛，源于思维的弹性和张力。

它代表精神的舒适度。

我们的智力榜样和文化英雄几乎全是愤怒型、悲苦型、伤痕型的，你找不到西方脸上那种生动与光艳、明亮与充盈的气质......宽容（实乃“价值和解”）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只有真正宽容和释怀了的人，只有精神上真正与外部达成了和解之人才能获得自由。

否则，压迫别人的东西反过来会压迫自己，所谓的“自由”也就成了一种统治，既支配别人，也奴役自我。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诗意，必定和价值的自由与宽容有关，和人的精神通畅有关，和人类的童年状态有关。

唯有生命通透和自然至极的人，唯有精神彻底解放和释怀，对命运不再做任何抱怨的人，才会流露出这种童性来。

古人云：义，利也。

道德确有利可图，但该利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心的获益。

道德的回报形式和道德本身应是对称的、同质的。

道德是金子，但当金子变成资本，即不再早道德。

许多民间精神的主体，并非人群中的多数，而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极少的零星和异端。

特殊情势下，一个人要想做对一件事，须依赖几个条件：一是信息来源的可靠，二是独立判断的能力，三是承担风险和牺牲的勇气。

“若后世是公正的话，我想，任何时候，它都应该向那些参与过历史留存和延续的个体投去感激的一瞥。

没有那些情谊的呵护，没有那些无名尘土的覆盖，再伟大的墓碑也会死掉的。

”
“书生”的最大内涵就是“理想主义”。

作家不是一个技术名词，更非一项终身性职业，而是一具精神载体。

要使一个“作家”身份独立，除了对语言的熟悉，更在于他的思想内存、良知精神、独立人格和话语勇气；除了充当一个语言的调酒师，他更是一个精神发现者、一个理想守望者。

第二篇：我带着灵魂而来——读王开岭《精神自治》有感我带着灵魂而来
——读王开岭《精神自治》有感
南京29中民进支部莫春雷
关注“王开岭”这个名字源于教学，源于他被选进模考现代文阅读的《精神明亮的人》和《语文读本》中一篇《是“国家”错了》。

在眼前一亮，心中一惊之后，我开始深深思考我们的“精神境遇”，也开始追索他其他的文字，他细腻优美的语言的敏锐深刻的哲思。

是的，带着灵魂而来的独立的思想，在深刻博大的国度里游弋，所展开的丰富辽远的境界，令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每天清晨，我在厨房里准备早餐，开始一天忙忙碌碌的生活。

窗
外是初升的旭日和变幻莫测的云霞。

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柔的感动。

在第一篇《精神明亮的人》中，令作者“猝然绊倒”的，正是大文豪福楼拜写给女友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我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位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那种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庄严感令人肃然起敬。

于是作者感叹“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的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

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

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记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这些动情的文字让我为自然，为生命而深深感动，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觉到繁冗和枯燥，在升学压力造成的变形教育中渐渐丧失明亮的精神和清澈的目光，还有多少人注视到美丽与神奇的世界？
我深幸自己还没有忘记自己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城市，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眼前的，都有可观。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平常所言的上班族“八小时工作”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们上班总是很早，每天我下楼梯就和清洁工人撞个满怀，然后我们理解和安慰地互相问候；我们常常在中午12：30开会，常常在下午5：00之后开会；我们常常天黑下来才离开学校，甚至天黑下来也不能离开学校。

在所谓的“假期”里我们常常被要求补课，或开研讨会，写论文，课题，等等。

但是，现实生活让人忙忙碌碌也庸庸碌碌，但仍要告诉自己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关注自己的心情和思想，关注城市的花开花落，日升月落。

在这个城市，我关注每一个角落，四季的更替，与自然“相遇”，与生命“对视”，认真地打量自己，不要在烽烟滚滚刀光剑影的红尘里把自己弄丢了。

如果我连自己都丢了，我怎么和孩子们一起寻找前行的方向？
作为一个当代语文教育者，当我读到《古典之殇》中的以下文字时，心中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共鸣：
“一边是秃山童岭、雀兽绝迹，一边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脆音朗朗；一边是泉涸池干、枯禾赤野，一边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
鱼肥’的一遍遍抄写；一边是暴尘浊日、黄沙漫卷，一边却勒令孩子体味‘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盛况……何等艰远何等难为的遥想呀！”
是的，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一个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毕生追求的语文老师，对于祖国的大好河山自然是热爱着向往着的，然而的确当我行走四方的时候，我也深深感到曾经干净美好的世界正在风化消逝……
“语文教材中的众多游记，无论赏三峡、登黄山，还是临赤壁、游褒禅，徐霞客的地理图……除了传递水墨画般的自然意境外，更有着‘遗址’的凭吊和祭奠意义！更有着‘黄鹤一去不复返’的绝唱意味！阅读竟成了告别，竟成了永诀和追悼。

”
其实，告别的又何止是那个诗意的自然呢？许多作品中传递出来的古朴的人情风物之美似乎也成了现代社会中的稀缺，在时代快速奔驰的进程中，我们丢失了很多很多。

作为一个传道受业解惑的当代教育者，我们在教他们解剖文章操练题目之余，还能够“拿什么送给孩子”？我们自己怎样面对这个变化了世界，又怎样引导孩子来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在教孩子们读诗，然而，当诗意的环境被破坏，诗意的生活成了奢望的遥想，孩子们不再相信“诗意地栖居”的存在，如果我们自己早已怀疑，心中丧失了信仰，又如何向他们解释？
走出书斋，走出校园，去寻觅，去感怀，去凭吊，去热爱和悲叹，让真切饱满的感情在名山大川里驰骋奔流，也把自己的发现和感悟告诉孩子。

带着孩子走进课本也走出课本，跟他们一起阅读自然与生活。

多年以后，他们早已经忘掉你给他们讲评的试卷上的ABCD，却或许会想起你曾经讲过的一次美的邂逅，甚至或许因一次同游而产生新的思考，甚而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决定。

如果我们心中有信仰，并且行动
也有感染力，能够给孩子的就不止是ABCD。

《是“国家”错了》一文被选进了《语文读本》，我为此而深深感动。

这是语文教育思想界的一个进步。

学生在阅读此文时深感震撼，为那些真实而理性的声音。

在批注读本时我也读到了学生的思想，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是感情碰感情，是灵魂的对话。

我们面对的学生有热血有思想，他们看到很多社会上难以理解的事情，心里有无数的疑惑却得不到真实的解答，在自己盲目地努力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他们中很多人采取了并不恰当的方式，有的回避，有的冷漠，有的愤激。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愤青”越来越多？思想的奔流越来越缺乏一个理性的流向。

在学生最需要传道受业解惑的时候和领域，作为教育者的我们，是不是多数时候选择了回避呢？我们热衷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对最重要的“传道解惑”却世故地选择缄默。

当然，这是思想的禁区，也是时代的无奈。

然而我们是否警惕过：我们也曾有过热忱纯洁的初衷，现在是否沦丧？走上讲台，我们是否带着灵魂而来！
我们自己反省过吗？在繁重的课务、密集的练习和频繁的考试中，在横七竖八的各种表格与数据中，我们是不是因为压力就丧失了自己的思想，在现实的挤压下灵魂早已异化了呢？当我们自己“没有”，我们拿什么送给孩子！
在《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中，作者提出：大多数中国人“生命不到位”。

“做自己真正倾心并倍感快意和满足的事”，这是多么难，多么奢侈的一个念头！“多少人能自由地放飞生命、真正从工作中享受投入的快感？多少人在做着平生最
渴盼的事且乐此不疲？谁之忙碌是在演绎理想中的‚生命角色‛？谁能按自己欣赏和理解的方式去做自己的工作？一个普通人的劳作中包含着多大比例的‘事业’、‘热忱’、‘信仰’、‘尊严’、‘幸福’等价值成分？即便是教师、记者、律师、学人、公务员，其‘精神境遇’又如何？扪心自问，他们器重自己的工作吗？爱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吗？他们有真正发乎生命的梦想和纯洁吗？……压抑、委屈、焦虑、愤懑、庸散、怀才不遇、战战兢兢、怨天尤人、浑浑噩噩、庸庸碌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