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企业现况与发展之初探

台湾社会企业现况与发展之初探
台湾近年来在政府部门福利产业化的政策鼓励，并伴随着经济成长不佳的大环境之下，有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NPO）开始将经济概念的商业行为，纳入组织营运模式中。

例如，以劳委会“多元就业开发方案”与经建会、卫生署及社政单位推动的“照顾服务产业”，基本上就是类似欧盟国家所推动的“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或“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途径模式。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传统的政府部门、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的界线，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分明，社会企业发展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1]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可说是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混合体，代表着另一种慈善福利机构对社会提供的服务。

以台湾社会为例，陈淑兰[2]认为，非营利组织发展社会企业的环境因素有四：（一）非营利部门面临日增的竞争以及资源的缺乏。

（二）福利服务民营化与购买式服务的发展，促使NPO发展使用者付费的直接服务方案，进而形成福利产业的模式。

（三）应对高失业率环境下弱势人口群的就业困境，提供这类群体服务的NPO，发展出一些庇护工厂以提供扩大职场安置计划。

（四）NPO财务自主性的发展趋势，NPO为避免财务收入来源过度集中而导致风险，希望在政府的补助、捐款之外，能开辟更多不同管道的组织收入来源。

在台湾，非营利组织在永续发展及社会企业的使命与实践中关心两个课题，一是非营利组织本身的经营管理能力，无论在学术、实务方面，都要与在地公民一同参与、建立小区意识，了解社会资本营造。

当谈论到草根公民参与时，扎根、专业性的经营管理便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从社会看企业、从企业看社会，都有互相效法之处，也有其意义所在；另一面向是策略面向，需要从前瞻规划能力上去建构，必须具备全球在地化的宏观意识，因此策略管理人才的培养或参与，对整个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整个社会企业，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就是其发展相当重要的关键因素。

社会如何变成企业？企业如何变成社会？社会组织如何进行企业经营？企业如何集合社会与公益目的于一身？这些问题均值得关注。

社会企业在台湾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整体社会价值观之转变，从公益到利益获取，或是从利润到社会贡献都是其中的重大转换。

一社会企业的使命与课责机制
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的创办人—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曾说：商业，不仅是财务科学；商业，应该是要参与更多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利用产品作为“密使”，以改变社会或影响你的客户一同进行社会活动。

而台湾光原社会企业作为台湾第一个以“社会企
业”命名的组织也曾提出：“行动力”就是社会企业使命的最佳展现。

简而言之，就是把你的实践主义带入你的工作中。

因此，以台湾而言，社会企业不应只是一时的现象，其永续使命可以为：
（一）关心：对于消费者的需求，人的需求、生命的需求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关怀。

（二）分享：不管是在生产力、技术转移、规模经济、信息科技等面向，都朝向共同分享的目标迈进。

（三）创造：以蓝海精神去体现社会责任，并透过美学经济的观点发展出领先前瞻的意识，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

（四）诚信：企业品牌的荣誉为出发点，强调售后服务、顾客忠诚度、社会资本的汇聚。

此外，企业对于非营利组织之捐赠历史由来已久，但传统上的捐赠目的是以获取公益形象为主要目标（冯燕，2005），但在新型态捐赠关系中，企业捐赠者有较强的理念，希望透过积极参与提升捐赠功能。

Wanger（2002）曾提出传统捐赠者对于信的需求较低，而新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的责信明显增高，但其对于非营利组织实务经验较为不足，因此两者间常产生冲突。

对于此冲突，Chris Low（2006）认为社会企业应采取“仆人式”（stewardship）模式，优先考虑提高企业利润，使投资者获得最多的回馈，透过捐助方式获得税赋上减免，重点在于让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非营利组织采取民主模式，重点在于强调利害关系人的代表性。

Low 认为，社会企业致理应兼采“仆人式”模式与民主模式，对于社会企业的责信，除应顾及股东利己主义疑虑外，也应考虑利害关系人欠缺企业背景，应同时赋予股东及利害关系人授限制的权利。

台湾近年来大力推展的“社会企业责任”便是这两个概念结合的最佳实践途径。

企业除了本身利润维护理念不变外，对于消费者也尽其企业责任，将部分利润推行公益行动，此举除了使消费者对企业产生信心与好感外，也是公民理念与商业利益的互补及良好的循环。

政府对于社会企业课责应有何正当性？社会企业既非政府提供资金，政府亦未提供专业职能，有何立场对社会企业进行课责？以下为两个现象之观察。

观察一：若从社会整体发展角度，政府对于社会企业的课责机制，思考重点并非如何进行课责，而应扮演“促进者”的功能。

观察二：具体而言，故宜采取诱因机制，透过制度设计，协助建立契合社会企业成长的条件，若从台湾发展经验发现，政府尤宜建构适合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从以上观察可知，在台湾，企业参与公益行动其实已非过去“被动”的角色，因此政府可以以协助者的角色去促进、推动社会企业的行动，而企业本着形象诱因的因素，也会促使自身肩负起利益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此外，由于对于社会企业而设定的法规环境仍未成熟，因此，为让将来社会企业有适应环境成长与课责，台湾政府应对于社会企业有一套完整的规范与群体的发展环境。

二台湾社会企业兴起的背景与发展策略
官有垣曾提出以下五个台湾发展社会企业得以有其背后支持的力量之因素：（一）因应社会的需求。

台湾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NPO，其所服务的案主群通常是社会中的弱势者。

（二）寻求财务的稳定与自主。

（三）社会福利民营化与购买式服务的促使，节省成本与弥补政府在社会行政与社工人力的不足。

（四）政府的政策诱发与经费补助。

（五）企业日渐重视社会责任的实践。

[3]
林怡君也曾对于台湾社会企业发展的现况，针对其发展环境提出两点看法：（一）组织内在需求。

可快速响应社会之变迁、资源竞争激烈加上经济景气变化，非营利组织面临财源不稳定、社会企业兼具社会与经济目标。

（二）外部资源供给。

台湾政府近三十年来对于福利、文化、就业等政策面向的引导及资源援助，皆直接或间接促进企业开始关注社会责任，并且愿意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郑胜分针对公共政策影响台湾社会企业发展的背景认为：（一）解决高失业率问题。

长期以来，非营利被视为福利国危机的弥补角色，但其中产生的问题（财源、志工）仍需要透过社会企业协助。

（二）兼容社会与经济目标。

此混合组织较为弹性，但也有其社会与利益的冲突风险。

以“若水国际所”与玛纳有机文化生活促进会之合作破局的例子就是最佳例证。

（三）作为市场、公共政策与公民社会间之中介空间，建立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三赢”策略。

[4]
综上可知，社会企业在台湾发展中，不仅是“社会”、“经济”面向之考虑，更有许多“环境”的问题与需求而产生。

因此，社会企业在台湾转型成为具有公益形象的企业组织，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

台湾社会企业发展的历史，其实已有一段时间，在台湾的中小企业其数目与规模皆占整体企业中的多数，而公益组织的推行在台湾的发展也相当蓬勃。

因此，对于公益行为商业化，抑或是商业行为公益化等概念，在台湾已渐渐有独自一套运作模式。

以下拟针对台湾社会企业之发展现况与策略，加以分类介绍。

[5]
（一）与地区慈善建立伙伴关系
台湾的企业多以中小规模的企业为主，对于社会企业经营来说其支持的力量较小，透过境外大型企业赞助为另一条社会企业发展途径。

参与地区公益组织策略之重点在于：跨国企业直接捐赠资源给地区慈善组织，在此策略中，若非营利组织能力不足，则亦造成过度依赖，为避免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跨国企业应有较长期性的赞助方案，并强调高课责及永续性。

例如，1997年4月，花旗基金会美国总裁拜访喜憨儿烘焙屋，评估后决定赞助，而依据2005年访谈资料，赞助金额为十万美金。

安丽公司则透过短期义卖，赞助阳光基金会。

（二）提升内部社会投资
此策略注重在企业内部设置专责部门，负责从事企业社会慈善事宜，惟此策略因可能损及公司的利润，故预算可能会遭到影响。

例如，花旗银行透过营销部门，其协助发行喜憨儿认同卡；娇生公司组专业志工团，协助彭婉如基金会提升本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台湾惠普公司依据全球策略e-Inclusion中“数字村”（Digital Village Program）计划的成功经验，于2003年与台北市政府、联合劝募协会及喜玛拉雅基金会合作，共同建构为期三年的“公益数字村”（NPO Digital Village）计划，其目的在于整合三大部门资源，以缩减第三部门的数字落差问题。

（三）支持地区非营利企业
此策略重点在于扶植本地非营利企业，但扶助规模及范围则相当有限。

例如，1997年花旗基金会赞助喜憨儿新光三越工作站设立，1998年赞助成立台北光复、大安工作站，2000年协助高雄喜憨儿烘焙屋及面包餐坊成立；2001年新竹喜憨儿烘焙餐厅成立。

（四）发展小区企业
此策略重点在于超越传统慈善概念，其注重高参与度，并以地方利益为优先。

例如，娇生公司透过彭婉如基金会，提供失业妇女就业贷款，以解决地方的失业问题。

但为避免过度依赖，故有退场策略（exit strategy）的提出，其要点为企业赞助为期约为3～5年，以免造成受助者的依赖性。

台湾发展社会企业的策略大约为以上所述，林怡君（2007）曾提出四类：1.工作整合型。

2.小区发展型。

3.社会合作型。

4.公益创投型。

而郑胜分（2008）也提出四种台湾社会企业发展策略：1.与地区慈善共事。

2.管理内部社会投资。

3.支持地区营利事业。

4.小区企业。

由以上可知，社会企业在台湾其实已经从传统的与慈善团体合作起步，发展到在本身企业内部
也开始组织专职公益部门，除了自身可进行社会企业的目的外，也可以借此促进企业之公共形象。

三台湾社会企业之现况与困境
（一）社会企业发展现况
目前台湾的社会企业其实不在少数，以下列举出一些社会企业。

1.阳光基金会：庇护工厂、洗车中心、阳光加油站。

2.心路基金会：洗衣坊、棒冰工厂。

3.伊甸基金会：轮椅工厂、矿泉水、防撞包。

4.育成基金会：旧衣回收、洗车中心、便当。

5.喜憨儿基金会：烘培屋、餐厅。

6.胜利潜能发展中心：专业打字排版、Enjoy台北餐厅、琉璃、胜利加油站。

7. YWCA：托儿所。

8.崔妈妈基金会：优良搬家公司评鉴及推荐。

9.荒野保护协会：销售出版品、纪念品。

10.玛纳有机文化生活促进会（光原社会企业）：有机农业。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或社会企业经营的模式与组成因素，在台湾已经由过去传统的团体组织模式，转变为重新归纳整理出的公益组织定义：由NPP（Non-Profit Person）、NPC（Non-Profit Community）到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连贯思维。

从个人力量到以小区为单位的公民意识之凝结，最终到整体组织的力量，都是体现社会企业的方式。

尽管台湾社会企业已经进入蓬勃快速的发展阶段，但毕竟社会企业的运作仍然需要许多面向的支持，包含人员、技术与资金都是社会企业不可或缺的因素，以下便是台湾社会企业所遭遇到的困境。

1.经营不易，属于正盈余企业者仍属少数。

2.目标不明确，缺乏绩效评量标准与工具。

3.不易获得创业资金，缺乏融资管道。

4.宏观政策不清，缺乏明确法制执行环境。

缘此，对于台湾社会企业的展望，大致如下。

1.积极改善经营条件，提升经营管理的能力。

2.要发展能真正呈现社会企业之效益的评量工具。

3.需要跨部门的合作，帮助社会企业取得创业资金，或融资管道。

4.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政府应提供鼓励措施。

（二）台湾社会企业案例介绍
1.“倒地铃”免费民宿
“旅人休息站”。

“骑单车的车友身边多留一些钱，路途中才有得运用”，这是倒地铃民宿故事的起源也是其坚持的信念。

倒地铃民宿的开始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创办人徐先生在某天晚上遇见两位学生没有地方可以歇脚，于是慷慨乐意地让学生借宿自家，从此，他的住家很快地变成单车族口中“倒地铃民宿”，他也很乐意提供自宅给大家住，甚至还可以共同开伙，让旅途疲惫的单车族感激不已。

好几年过去，这样的经营理念一直持续不绝，尽管曾因提供免费的住宿而导致经费拮据，但创办人仍然秉持着这个理想苦撑下去。

他曾说过，“这个民宿有着许多人的故事与众人的心血结晶。

”因此，在过程中不断地征求志愿人士，愿意一起来做这份事业，自许为“社会企业”的一份子，在“持续获取利润，以支持组织永续运作，甚至扩张”的同时，又能够“持续提供公益服务”。

这样无私的付出与贡献，对于台湾的公民社会之建立确实树立了非常好的楷模。

2.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爱！”阳光基金会是由一群来自小企业老板、教师、广播人、社团领导者及颜面损伤朋友，共同发起“阳光慈善行动”，透过一边发动热心人士支持，一边以义诊方式发掘需要帮助的朋友的方式起步。

此基金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关怀一群台湾“颜面伤残”人士所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服务、关怀、防治”是其组织重要的经营理念。

走过三十个年头，他们持续朝向此愿景前进，希望透过全方位服务为颜损及烧伤者重建环境、身体心理与社会功能，维护其尊严与人权，并积极为颜面伤残者创造其工作的权利与机会。

除了其组织设立了“洗车中心”广为其他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相互学习外，也与加油站建立了合作机会，让这些对本身外在条件有些许自卑感的患者可以勇敢地走进外面社会，与人群
接触，增加其谋生能力外，也打开其心中的那扇窗。

这个以“爱”为其终极理念的组织，在台湾受到了许多关注与支持。

他们努力为一群迈往心理与生理重建之路的患者，也是台湾公民社会下的一分子付出，提供了一个最安全、舒适的环境。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得到适当的保护与保障。

3.伊甸基金会
“服务弱势”。

已故女作家刘侠（杏林子）抱着关怀身心障碍者的理念，捐出多年稿费，并和六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属于身心障碍朋友的伊甸园“伊甸基金会”。

自1985年起，伊甸基金会率先关怀视障者权益，成立“盲人喜乐合唱团”，为视障者开启了心灵之窗；两年后，为了争取身心障碍者权益，将轮椅集体开上街头，希望向政府争取属于他们的权利；之后，为了成全身心障碍者“行”的权利，伊甸当起了公办民营的复康巴士司机；又在“爱无国界、救援无碍”的信念下，当起台湾的亲善大使，进行轮椅捐赠的救援行动。

9·21地震发生时，伊甸基金会秉持着“支持全球反地雷、爱心轮椅送残友”的想法，结合9·21灾后重建工作，并且创造灾民就业机会的援助计划，开设了“南投9·21庇护工场”，为跨境合作与灾后重建搭起前所未有的桥梁。

这些作为都显示出伊甸基金会作为“社会公民”的一分子而努力工作。

针对容易造成失能家庭的弱势儿童、身心障碍青少年、新移民与地雷受害者提供协助，期待在基金会的协助下能完成“帮助一个人，活了一个家”的终极理念，也显示出了基金会对于“公民人权”的重视。

4.光原社会企业
“爱与关怀的社会企业”。

“光原”是台湾首家以社会企业命名的组织，本着点亮原住民部落曙光之理念，将10%的盈余推动原住民部落教育及产业发展工作。

结合由原住民组成的自助性社团法人“玛纳有机文化生活促进会”，透过有机部落、公平交易的概念，小区支持部落农业的具体实践，建立部落小农计划生产价值网络，从肥料制作至生产完全有机操作，除了能够创造部落在地就业机会，脱离贫穷，吸引年轻人回流并传承文化之外，也提供消费大众平价且健康的有机蔬菜，让人与土地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光原社会企业的前身是“曙光计划团队”，一直持续致力推动原住民部落之教育与辅导工作，鉴于部落原住民失业率高，却拥有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因此投入推广“厨余转作”和有机栽种，在获得广大回响后，进一步建立产销合作平台，将新鲜优质的有机蔬菜直接提供
给消费者，减少中间商的利润剥削，同时协助原住民自理生存的途径，逐步建立部落生活圈。

光原期待建立一个属于原住民的社会企业，能协助原住民在地就业，建立部落经济生活圈，创造能够永续经营的企业模式，同时对于文化保存和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

四结论
查尔斯韩第（Charles Handy）对于社会企业家给予了一个新名词“新慈善家”。

认为这群新慈善家不但有好人的心肠，也有犀利的头脑。

他们拥有一个会赚钱的商业头脑，也拥有一颗愿意助人的心。

在台湾，慈善捐赠者比过往做得更多、更好，也更有“野心”，他们不但更加深入参与其中，也要求自己有更好的绩效。

目前各界也积极培育社会企业家，期待企业参与社会企业的发展，笔者亦建议应以建立“公益地图”为目标，以六个阶段进行规划（江明修，2009）：
阶段一：筹组公益CEO联盟。

阶段二：建构公益需求与能力数据库。

阶段三：进行局部试办，强化合作网络强度。

阶段四：成功经验复制与扩散。

阶段五：建立多核心次级平台。

阶段六：建构台湾公益地图，将经验华人化。

在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的世代，有许多企业家其实不只祈求发财致富，更想在自己的企业行为中达到改善世界目标的远大宏愿。

而社会企业是一个可以实践自己目标的手段与途径。

过去，商业与社会公益是界线分明的，如今，却是可以互为主体，相互协助的。

台湾以NPO的经营理念来推动社会企业，不只可从经济层面获得外界的支持，此外，亦可就相关专业知识技术的引进、专业人力的网络连结、产品质量的坚持及管理能力的养成等重要面向，追求卓越。

这些都是未来台湾发展社会企业成功之关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