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词学研究述评

王士禛词学研究述评
宫洪涛
【摘要】王士禛是广陵词坛的总持,有词集《衍波词》、词话《花草蒙拾》、词选《倚声初集》,且支持孙默汇刻了《国朝名家诗馀》,并评点过邹祗谟、董以宁、梁清标等人的词集。

当今学界主要从＂词论＂、＂词作＂和＂词史地位＂等三方面对王士禛的词学贡献进行论析,虽时有精辟之论,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王士禛词学研究尚有拓展余地。

%Wang Shizhen,leader of Guangling Ci Tan（literally,the Guangling School of Ci-poetry）,had authored the Ci-collection of Yan Bo Ci（衍波词）,the Ci-commentary of Hua Cao Meng Shi（花草蒙拾） and the Ci-anthology of Yi Sheng Chu Ji（倚声初集）.Besides,Wang had supported Sun Mo in compiling the Ci-collection of Guo Chao Ming Jia Shi Yu（国朝名家诗馀）,and had commented on the Ci-collections written by Zou Zhimo,Dong Yining,Liang Qingbiao and others.At present,there have been some analyses and comments made in the academia to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Wang Shizhen to Ci-poetry stud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namely,his Ci-commentaries,his Ci-creations,and hi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i-poetry,but there are still insufficiencies which need furthe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期刊名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10)010
【总页数】5页(P90-94)
【关键词】王士禛;词学;花草蒙拾;衍波词;述评
【作者】宫洪涛
【作者单位】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淄博25513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王士禛有词集《衍波词》、词话《花草蒙拾》、词选《倚声初集》，且支持孙默汇刻了《国朝名家诗馀》，并评点过邹祗谟、董以宁、梁清标等人的词集，故有论者指出“（王士禛）是一个集领导、推动、批评和热心填词的重要人物，极受老辈的期许和时人的推重、追随，由此取得声望，引领和鼓动了填词的风气，为下一阶段词的中兴积蓄了力量，从而对清词全面振兴有着先声之功。

”［1］（页257）早在有清一代，王士禛在词学方面的贡献便为人所论及，时至当代，较之于王士禛的神韵说和神韵诗，学界对王士禛词学方面的研究可谓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但“冷落”并不代表“无视”，当代学者时有对王士禛词学的论析。

本文拟对学界关于王士禛的“词论”、“词作”和“词史地位”等三方面的研究论著略作述评，并对将来王士禛词学研究进行展望。

诚如《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前言》所云：“相对于西方人重知性分析和逻辑验证
的文学批评，我国古代的词学批评与诗学批评一样，其突出特点是寓体系于漫话之中。

”“它不以鲜明的外在逻辑架构出现，而以一种自由漫话的方式，东云一鳞、西云一爪地存在于词话之中，或者散在地存于词集序跋、词选批注、书札笔记、论词诗之中。

”［2］（页1-2）王士禛也没有体系完备、逻辑性强的论词专著，他
的词论亦是由词话、词集序跋、词选批注等形式组成，即词话《花草蒙拾》、序跋《倚声初集序》和《倚声初集》中的词之批注，另王士禛还评点了邹祗谟、董以宁、
梁清标等人的词集。

正是这些相对零散的词话、序跋、批注抑或评点构成了王士禛的词学理论，体现了王氏的词学思想，亦成为当代学界对王士禛词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关于这一研究热点，学者主要集中在王士禛的两部著作上，即词话《花草蒙拾》和词选《倚声初集》。

王士禛在《花草蒙拾序》中云：“往读《花间》、《草堂》，偶有所触，辄以丹铅书之，积数十条。

程村强刻《倚声集》卷首，仆不能禁，题曰《花草蒙拾》。

盖未及广为扬搉，且自愧童蒙云尔。

”［3］（页2477）可见，《花草蒙拾》并非是
一部系统的论著，而是王氏阅读《花间集》和《草堂诗余》时所写的札记，但却“偶然涉笔，殊有通识”［4］（页3607），亦引起后世学者的注意。

对于这部
词话的核心理论，学界已达成共识，即认为该词话与王士禛的诗学理论在内质上是一致的，即主张以“神韵”论词，如谢桃坊在《中国词学史》中言：“（《花草蒙拾》）在对唐宋词的评论中体现了其‘神韵’说。

”［5］（页225）朱崇才在《词话史》中亦云：“王士禛为清初文坛领袖，其诗论倡‘神韵说’，其词论亦受此说影响，倡扬‘传神’、‘天然’、‘神韵天然’”［6］（页229）。

另裴世俊、陈水云、孙克强、薛祥生等时彦在各自的论著①分即《王士禛传论》（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山左词人词论概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中皆有王士禛“以神韵论词”之论。

但关于这部词话，学界也一直存在着分歧，即该词话与其神韵说孰先孰后，有的学者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诗论先于其词论，如张纲在《王士祯的词论主张及其创作实践》一文中，明确指出：“（王士禛）以其神韵说确立了诗坛上的崇高地位。

与此同时，他还把神韵说用来论词，指导词的创作实践。

”［7］（页122）而蒋寅则持相反之论，他在《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一文中说：“渔洋神韵说用以论词在前，用以论诗在后，实际上很可能不是论诗主神韵影响到论词，而是
正相反，因论词主神韵而影响论诗。

”［8］（页97）台湾学者吴宏一《王士祯
的词集与词论》之三《王士祯词论辨析》一文则明确考订了《花草蒙拾》的时间在顺治十七年至康熙九年之间［9］（页22），而巩曰国《从〈花草蒙拾〉看王渔
洋词论与诗论之关系》一文则在吴文的基础上，经过缜密考证，精微析论，得出王士禛的神韵词论先于其神韵诗论，但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谁影响谁，而是“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影响，二者共同推动了王渔洋神韵论的丰富和深化”［10］（页62），可谓确论。

另孙克强《王渔洋词论初探》、薛祥生《山左词人词论概说》等亦是立足于《花草蒙拾》去探讨王士禛词论的，而裴世俊《王渔洋词学的辛弃疾“情结”谈论》则以“辛弃疾”为切入点，结合王士禛所处时代、扬州词事及其词作，对王士禛的词学思想进行了论析，立意新颖，见解独特，颇有深意。

《倚声初集》是王士禛与友人邹祗谟共同编选的一部大型词选，是书真实地再现了明末清初词坛的真实面貌，对保存清词文献具有重要的意义，亦是现当代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严迪昌的《清词史》、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沙先一、张晖的《清词的传承与开拓》等专著皆有专节对《倚声初集》进行论述，都无一例外地肯定了该书在清初词坛的地位，如严迪昌言：“它（《倚声初集》）确是清代初始时期一部汇合众流、备陈诸体的要籍，对词坛繁荣起了积极的推波助澜作用。

”［11］（页62）张宏生说：“这个选本不仅保留了一大批作品，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还从一些侧面显示了清词中兴的契机，表现出新变的意识。

”［12］（页185-186）沙先一、张晖则从《倚声初集》所选明词的文献价值、对明词的
批评以及其对清初词学的构建等方面肯定了其地位和价值。

另闽丰《清初清词选本考论》、陈水云《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等专著和李睿《论〈倚声初集〉对清初词风的开启之功》、孙克强《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等单篇论文也关注了《倚声初集》。

但平实而论，《倚声初集》的主编应是邹祗谟，王士禛仅是参编而已①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词格纤靡，
实始于康熙中。

《倚声》一集，有以启之。

集中所录小慧侧艳之词，十居八九。

王阮亭、邹程邨同操选政，程邨实主之，引阮亭为重云尔。

”，所选词人及篇目固然能够体现出王士禛的词学思想，而是书最能体现其词学思想之处当在于王氏对该书中一些词所作的批注，惜该批注自张宏生辑录出后，近十余年鲜有人探讨，这无疑是王士禛词论研究中的一大憾事。

王士禛词自其产生之日起，评者蔚然，如唐允甲谓其词“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阮亭诗余略序》）。

彭孙遹言其词“体备唐宋，珍逾琳琅，美非一族，目不给赏”［13］（页661），丁弘海论其词“朦胧萌坼，明隽清圆，即令小山选句以争艳，淮海含毫而竞秀，谅无惭夫入室，或兴叹于积薪”（《阮亭诗余略序》）。

在当代，学界对王士禛词的关注主要出于三种形式，即专著中的评介、选本的推介和单篇论文。

据笔者目力所见，关于王士禛词的专著仅有一部，即李少雍通过考辨辑佚，所著的《衍波词编校》，该书为夏承焘先生主编的《天风阁丛书》之一，全书共有四部分组成，即《王士禛和《衍波词》、《衍波词校勘》、附录（含传记、序录、集评和年谱）和校读记，其中在第一部分中，李少雍先生指出王士禛《衍波词》题材范围较为广泛；就体制而论，王士禛词以小令见长；风格则以“婉约者居多，但也有一部分豪放之作”［14］（页20）。

除李少雍的《衍波词编校外》，还有一些关于王士禛的专著也常言及王士禛词，较著者如伊丕聪的《一代诗坛领袖王渔洋》和裴世俊的《王士禛传论》，前者对王士禛词集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后者通过对王士禛词的解读，指出“士禛的词兼综众家，他和漱玉，又和情真、少游、张泌、飞卿、欧阳修，还用蒋竹山、辛弃疾韵，在格调上，或仿梅溪、白石，或类清真、淮海，或拟东坡、稼轩，不拘一格，融汇百家”［15］（页188）。

另一些关涉词的专著也常对王士禛词进行评介，显者如严迪昌的《清词史》、李丹的《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和刘勇刚的《云间派文学研究》，前者主要对王士禛的几首经典之词进
行了品评；中者重点对王士禛的广陵“唱和词”进行了考论，指出从青溪到红桥倡和，因参与人员的变化，词的内容“从以闺词艳情唱和为主发展到咏史怀古”，“在风格的选择上，也是有区别的”［16］（页28）；后者则指出王士禛喜用“传奇之笔写艳情”［17］（页173），颇有新意，值得深思。

王士禛词自产生之日起便引起了选家的重视，在清代大多数词选②如陈维崧等《今词苑》、顾贞观、纳兰性德《今词初集》、周蒷等《绝妙好辞今辑》、自编《倚声初集》、蒋景祁《瑶华集》、聂先等《百名家词钞》、傅燮詷《词觏》、侯文灿《亦园词选》、顾彩《草堂嗣响》、陆次云《见山亭古今词选》、卓回《古今词汇》、沈时栋《古今词选》、陈廷焯《词则》、梁令娴《艺衡馆词选》、徐珂选辑《清词选集评》等。

中皆可寻觅王士禛词之踪迹，其中宗元鼎编选的《诗馀花钿集》更是录王士禛词最多。

时至当代，选本的推介无疑也是学界对王士禛词关注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比较经典的清代词选抑或通代词选中，王士禛词常成为选家的“宠儿”，如胡云翼《清代词选》录王士禛词5首、龙榆生《近三百年来名家词选》
录4首、钱仲联《清词三百首》选3首、王兴康《清词一百首》录1首、于再春《清词百家》选2首和夏承焘等《金元明清词选》录王士禛词5首等。

当代词选
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除了“选”外，还常对词人抑或词作进行批注或品评，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谓“士禛诗主神韵，尤工绝句。

以余力填词，特长小令，盖与绝句同一机杼也”［18］（页59）钱仲联评王士禛《点绛唇》（水满春塘）云：“这首小令，是用李清照《点绛唇》的原韵所写，哀艳倩盼，可以嗣响。

绝代销魂王阮亭，诗词同颂。

”［19］（页102）夏承焘等亦评是词，他说：“唐允
甲《衍波词序》谓‘贻上束其鸿博淹雅之才，作为花间隽语，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

即指此类小令而言”。

［20］（页455）还有一些鉴赏类的选本也
常关注王士禛词，如贺新辉编《清词鉴赏辞典》选王士禛词8首、上海辞书出版
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元明清词三百首鉴赏辞典》录2首、王钟陵《古诗词
鉴赏》选2首、张超主编《名胜诗词经典赏析》等，它们皆对王士禛词中的名篇
进行了鉴赏，指出了王士禛词的可观之处。

另港台的一些报刊上也时见关于王士禛词的鉴赏性文章，如《中国时报》（台）1978年5月5日刊登了吴宏一《绿杨城郭是扬州—谈王士禛的三首浣溪沙词》、艾治平先后于1995年5月18日和7月9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王士禛词的鉴赏性文章。

但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是学术性选本还是鉴赏类选本，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即对王士禛词的选择相对单一，多集中于他的《浣溪沙》（红桥怀古三首）和《蝶恋花》（和漱玉词）。

除却专著中的评介和选本的推介，关于王士禛词作研究的还有一些单篇论文，他们主要对王士禛词作的主题和风格进行论析，如薛祥生、丁纪闽《略论王渔洋词的风格特征》一文在论述王士禛词作主题的多样性（“流连山光水色”、“男女爱情的描写”、“浓烈的酸楚和感伤”和“借咏史倾泻自己的感情”）之余，指出：“渔洋词衍唐宋词之流而扬其波，风格多样，而他的多样性又是在其神韵说的统率之下，形成风格多彩。

”［21］（页309-319）孙疏影、彭军烈《论衍波词》一文所论
亦是如此，谓：“《衍波词》题材广泛，有儿女艳情，有离愁别绪，有咏史，有抒怀等等。

”风格则是“哀婉悠隽、豪宕奔放”。

［22］（页23）平实而言，如此之论确实精当，但多是评述，深度不够。

倒是培君《〈衍波词〉三议》一文颇见深度，是文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其一是“《衍波词》是否有怀念亡明，感慨兴亡之作”？作者自王氏家族的遭际、士禛交游及其和陈子龙词三方面论析，指出王士禛词使我们感到“他的怀旧和思念情绪轻微平淡，但不能否认所发为哀婉之调，有怀念朱明故朝的内容存在”。

再则是对士禛的艳词和写景小词展开评述，指出其艳词“强化个性，浓化人情，表现青春活力和热情，与正统道学的缧绁背道而驰”，写景小词则甚类其神韵诗，“与绝句同一机抒”，可谓确论。

最后培君立足于前两个问题，肯定了王士禛词的地位。

［23］（页5-8，40）
荣斌《读王士禛〈和漱玉词〉札记》一文则通过对王士禛的和漱玉词与李清照原词
的比较阅读，指出：“王士禛步和《漱玉》之作，虽词笔高低不等，然其对宋词风格的执著追求明显可见。

”进而肯定了王士禛的词史地位，即：“词于清代能够摆脱元明庸弱风气，重新振兴，以至形成继宋代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其中当有王士禛一功。

”［24］（页245）
除了对王士禛词的主题及风格论析外，还有论者对王士禛词集进行考辨，显者如吴宏一的《阮亭诗余和衍波词的著作年代》（台大《文史哲学报》第27期），是文通过大量的材料，经过细微的辨析，得出王士禛《阮亭诗余》“著称于顺治十二
年至顺治十四年间，是作者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

而《衍波词》“大部分的作品成于顺治十八年和康熙元年”，且指出王士禛词集断以《衍波词》为主要资料，为我们研究王士禛词指明了方向。

关于王士禛的词史地位，有清一代便有论者言及，其中以顾贞观和况周颐所论最为精当，前者言“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栩园词弃稿序》），道出王士禛是广陵词坛之领袖，直接推动了词在清初的发展，而况氏则认为明清之际的词格之变亦是自王士禛始，他说道：“世知阮亭论诗以神韵为宗，明清之间，诗格为之一变。

而词格之变，亦自托阮亭之名始，则罕知之。

”［25］（页111）当今
学界，学者或在言及王士禛词论时、或在对王士禛词的论析中，附带着论及王士禛的词史地位，前者如张宏生在《王渔洋词论初探》一文的结尾处写道：“康熙之后，阳羡、浙西、常州诸派相继崛起，从各派的理论中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可以看出渔洋及广陵词坛论词的影响。

……阳羡宗主陈维崧、浙西领袖朱彝尊都曾与渔洋互相倾慕，神交非只一日。

……渔洋之影响可见。

”［26］（页46）明确指出王士禛
在清初词坛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后者如薛瑞祥、丁纪闽《略论王渔洋词的风格特征》一文在论析王士禛词作风格多彩之余，指出：“神韵始终如一的独特的总体风貌，使其在清初词坛上占据了光辉的一页。

”［21］（页319）肯定了王士禛在清代
词坛中的地位。

除却以王士禛词论抑或词作研究为主，附带引出王士禛词史地位的论著外，还有一些论著直接探讨了王士禛在词史中的地位，如金望恩的《王士祯对清代词学的贡献》一文从三个方面展示了王士祯对清代词学贡献：一是与邹祗谟合选《倚声初集》，对开传播清词成果、“广为扬榷”的先声，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居扬时，广交文友，相互唱和，对词学的发展，有推波助澜之功；三是以卓有特色的创作实绩和理论主张，丰富了清初词坛的繁荣景观。

［27］（页43-46）而张宏生《王士
禛扬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一文则着重通过对王士禛在扬州的词学活动的评介，指出王士禛组织群体的词学活动（唱和），主持选政（《倚声初集》），确立经典，推动风气，给清初词坛树立了榜样，激发了对词学探讨的进一步展开，进而指出王士禛是“清词复兴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28］（页87-98）。

蒋寅《王
渔洋与清词之发轫》一文主要从“‘诗余之人’与‘诗余之地’：王渔洋的词学活动”、“传统的重新确认：渔洋的词学观念”和“结论：渔洋词学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渔洋的词学活动及其对清初词坛乃至整个清词史的意义，并为王渔洋词学得不到学界的重视而遗憾，进而指出“渔洋的词学活动及其意义还是个有待展开的论题”。

［8］（页91-99）裴世俊《王士禛传论》则有专节评王士禛的词史地位，最后指出：“康熙之后，阳羡，浙西和常州诸派的兴起，乃至嘉、道以前的词学，都可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从士禛及广陵词坛的论词里找到根株和渊源，其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缪荃孙在序《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说：‘北宋之柳，南宋之辛，闺秀之李，国朝之’二王‘（按，王士滇、王士禄），皆词中之大家，沾溉后学，获益匪浅。

’其词作和词论，自有不可磨灭之的地位和价值，其本人则是清初词学复兴的发轫者和领袖人物，应属无疑。

”［15］（页197）甚为
全面地评价了王士禛在清词史的作用和地位。

通过对当今学界关于王士禛词学方面论著的述评，我们不难发现，当今学者对王士禛词学的研究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但平实而论，学界对于王士禛词学的研究则仅
能说是刚刚起步，尚有大量空白需要我们去填充，简言之，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对王士禛词学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王士禛词学文献的再整理。

王士禛的词学文献主要由王士禛词作和王士禛词论两部分组成。

对于前者，学界已有了整理，即李少雍编校《衍波词编校》（简称李本）、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顺康卷》（简称张本）和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简称袁本），但细读三书，我们却不难发现，它们所辑录的王士禛词在篇目数上各不相同，李本是132首，张本为134首，袁本则是124首。

且李、张、袁三本在王士禛词的个别字词、句读等方面亦时不相同。

究竟孰是孰非，皆需我们进一步对王士禛词作进行系统考证。

另学界尚无王士禛词的笺注本出现亦是一大憾事。

对于后者，王士禛词话《花草蒙拾》，现当代学界有唐圭璋《词话丛编》本和袁世硕《王士禛全集》本，二者在个别字词、句读等方面亦有出入，仍需考辨。

然除却《花草蒙拾》，王士禛还有散见于其笔记小说、他人词集抑或别人词话中的大量关涉词的批注抑或评点尚需辑录。

第二，王士禛词论研究的新角度。

客观而论，学界对王士禛词论研究是较为深入的，但亦有一些不足，诸如学者主要立足于王士禛的《花草蒙拾》和《倚声初集》的选本意义去探讨其词学思想，却鲜有人立足于王士禛对他人、自作之词的批注抑或其笔记小说中论词之言去研究其词学观念。

在研究视角上，对王士禛词论也应有所拓展，如王士禛词论与其神韵诗说的内在关联为何？王士禛关涉词的批注与其关涉诗抑或小说的批注在用语、内旨等方面是否有异同点？另关于王士禛论词的一些批评术语也值得我们去深思，如他的“诗人之词”、“文人之词”、“词人之词”、“英雄之词”等批评术语，在当时就得到了词论家①如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云：阮亭尝云：有诗人之词，有词人之词。

诗人之词，自然胜引，托寄高旷，如虞山、曲周、吉水、兰阳、新建、益都诸公是也。

词人之词，缠绵荡往，穷纤极隐，则凝父、遐周、莼僧、去矜诸君而外，
此理正难简会。

的关注，但时至现在，却鲜有学者去深入研究。

第三，王士禛词作研究的再深入。

平实而言，学界对王士禛词作的研究大都停留在鉴赏抑或评介的层面上，且多为相近之论，尚没有对王士禛词作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故王士禛词作研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诸如王士禛词作是如何对前辈词人之词继承与发展的、王士禛词作与当时大多数词人之词有何异同、王士禛的词作是如何践行其词论的、王士禛词在遣词造句等等方面有何特色、王士禛的词作与其诗歌、谈异小说有无关联、王士禛词作与齐鲁文化的内在关联为何等皆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总之，只有通过对王士禛词论和词作的深入解读，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文坛宗主王士禛在当时词坛的影响，进而明确王士禛在整个中国词史中的地位。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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