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明清时期山西区域经济发展

晋商与明清时期山西区域经济发展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本文结合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晋商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主要从三方面分析了明清晋商的崛起与壮大，对明清时期整个山西区域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明清晋商特点山西经济
明清时代是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商帮，诸如晋商、徽商、齐鲁商、江左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商、闽商、粤商、陕商，现代学术界称之为‘十大商帮”，而晋商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被誉为“十大商帮”之首，也是当时国际认为可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相媲美的一大商人集团。

一、晋商概况及其特点
晋商从明初到清末，在商界活跃了长达五个多世纪之久，其活动区域之广，经营项目之多，成就之显著，活跃时间之长是其他商帮无可比拟的，尤其清代创立票号之后，商品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曾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

第一、网络遍布全国，商路远伸海外
明清时期，山西不仅省内府、州、县、镇商号骤增，集市、庙会空前活跃，而且商业网络迅速向省外延伸“南至湘、鄂、粤、桂、黔，北达蒙、察、辽、吉、黑，东到京、津、冀、鲁、苏，西及甘、陕、宁、青、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有山西人经营的独立商号或分店、分庄”。

史料《明季北略》载：“明末湖北云梦‘城内多山西商贾’”，《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上谕‘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贺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盖寡’；在长期从事远途贩运的过程中，山西商人组织的“驼帮”、“车帮”逐步开拓了大致由本省南至广州，北达库伦(今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市，下同) 莫斯科，东北至满洲里，西北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同)伊犁，以及苏州经北京至恰克图、天津经北京至迪化和库伦至伊犁等多条内陆商路；而他们组织的“船帮”则往来于沿江沿海的码头、口岸甚至漂泊万里，赴日本，下南洋”由于晋商活动区域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且远涉蒙、俄、东南亚，一些外国人曾称山西商人为“伟大的商人和旅行家”，山西商人亦自称“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第二、资本雄厚，富商巨贾之多为国内同行业之冠
明中叶，全国首富17家，山西占三，皆为巨商，富比王侯，致有“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

平阳亢氏从元代经营盐业起家，至清代，其资财已“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钜”(《清稗类钞》)。

时人以百万呼之，自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担”；发迹于“市易边城”的介休范氏，清初叶已成为富贵四世、名望百年、势超侯门的商界巨擘；太谷曹姓巨商，在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经营涉及13个行业，有商号40余座、店员37000人，资本总额达1000余万两白银。

其它如祁县渠家和乔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数十户，也都是拥有资财数十万至千万两不等的富商巨贾，其中渠、乔两家是清末山西商人的代表。

第三、综合运用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抽资兴办的早期金融组织一钱庄和帐局，不仅遍及省内各府、州、县，而且分布于省外一些都市、商埠。

如归化(今呼和浩特市，下同)、包头两城的钱庄十之八九为山西商人开设，苏州一地即有山西商人开设的钱庄80多家。

咸丰二年(1853)北京城有268家帐局，其中山西商人开设者即有210家之多。

由于商贸范围的扩大，山西商人埠际间债权债务的清算，一般只得靠起镖运银，既不安全又不便利。

帐局只设在一城一地，在因为外地无分支机构，而钱庄虽有分支机构，但不经营汇兑业务，为弥补帐局和钱庄的缺陷，山西商人自创了主营汇兑业务的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

山西最早的票号是道光二年(1823)前后山平遥商人雷履泰创办的“日升昌”。

继“日升昌”之后，是平遥的蔚字五联号和协和信等票号，这些票号与“日升昌”结成平遥帮。

与此同时，祁县、太谷县也有一些商号改营票号，分别结成祁县帮和太谷帮。

山西票号问世后发展非常迅速，二大帮除20多家总号外，还在省内主要城市以及北京、天津、张家口、开封、西安、苏州、沈阳、南京、汉口、长沙、广州、重庆、成都、营口、上海、厦门、昆明、兰州、香港乃至蒙古库伦、恰克图、朝鲜仁川和日木东京、神户、大阪等80多个国内外重要的商埠、城镇设立了400多分号，仅“日升昌”即设立分号34处。

钱庄、帐局、票号等金融组织的长足发展，促使山西商业与金融业互相渗透、混合生长，形成了高效融资的机制，加速了商业资木的周转、增值，有力地支撑了山西商业的发展。

第四、经商有道，信誉卓著
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在经商活动中把握正确的经营术有很大关系，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待相与，重视信息。

战国时大商人白圭把经营术概括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晋商颇精此道，他们有商谚称：“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于
前，货叫人，点首即来”。

慎待相与晋商重视稳妥经商，慎待“相与”。

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

所谓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他们很重视信息，有商谚称；“买卖赔与嫌，行情占一半。

另外，晋商在组织管理上也很有一套，他们所创立实践的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订立号规、账薄制度等，大大有利于其商业的蓬勃发展，而且很多制度在今天的商业运作中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二、晋商对明清整个山西地区发展的影响
第一、带动了山西整体经济的发展
康熙皇帝说：“联比年巡行七省，惟秦晋两地，民稍有充裕。

”《东华录》称：“晋中富庶之区，仅输次、平遥、太谷、祁县、介休等县，其余贫瘠之区，或百里而无富室，或数十里而元一小康之家。

”很多山西人在外致富后将大量的收益返回家乡，致乡里人因商而致富者越来越多，即使未成大户，也能脱贫而成小康之家。

这一现象，在票号总号的所在地太谷、祁县、平遥尤为明显。

榆次、平遥、太谷、祁县、介休等县，其经济实力在明代尚是一般，但特别是入清以后，道光时建立山西票号后，这三县因是票号总号所在地，而发展成为富县。

道光后，太谷为山西三帮票号之一，富甲一方，“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

外出经商人多的地方，因商而富者越多。

据有人调查、清末山西祁县的总户数中，60％以上有家庭都有过经商史。

10万人的小县就有15000多人在外从事商业活动。

当时有民谣称：“家有万两银，不如票号上有个人。

”反映出这些外出在票号工作的祁县人，其财富远远不止万两银。

如果60％的户这样经商，因商而富甲一方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山西地方有多少山西人外出经商呢?有人估计，“清末晋民非但迹遍行省，抑且角远外藩，人数有二十万之多，岁人在二干万以上”。

第二、促进了城镇的发展
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

晋商从事数百年的长途贩运、设铺零售活动，对于各地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起厂积极的推动作用。

九边之首的大同，原只是军事重镇，但由于山西商人在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使大同“繁华富庶，不下江南”。

‘晋南的运城，’元代尚是一小村落，元末始建城，是河东盐治所在地，也是山西盐商的老窝。

随着明清山西盐商的活跃，运城逐渐繁荣，到清代，运城已经不仅是秦晋豫三省的池盐集散地，而且是“晋省一都会”，在山西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平遥、太谷、祁县原只是山西晋中的一般县城，清代山西票号兴起而成为当时著名的金融城市。

平遥县城中“座肆纵横，街衙皆黑壤，有类京师，盖人烟稠密之故”。

城内因集市贸易而筑有市楼，很多市楼在国内很罕见，从宏伟高大的
市楼建筑中可看出当时商业之繁盛。

又如明中叶以后的太谷，随着票号业的兴起，太谷成为祁、太、平二帮中之一帮，其势力之大，“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关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故人称“金太谷”。

城内东街，铺面林立，路面全用条石铺地、城中央是高耸人云的鼓楼，沿街小巷到处足深院高楼。

这种高楼，其实是平房。

大宅院均有漂亮的门楼，结构、装饰各异，进了太谷城俨然如进入一座中世纪城堡。

这里“商贾辐接，甲于晋阳”。

”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他所著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中，称太谷为“中国传统的金融中心”，“中国的华尔街”。

第三、促进了山西商品经济与手工业的繁荣
明清时期山西的商品经济的相当活跃，大量的人口开始外出经商通过他们的商业经营和金融活动，不仅促进了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且引起了山西社会风尚的变化，带动了山西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用于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更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商品物资交流，使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有了更大的推动力和物质基础，平遥、太谷、祁县等城镇之所以在明清时期获得迅猛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就手工业的繁荣而言，山西地区的手工业在明清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煤炭、冶铁、制盐、潞绸、棉织、制酒、制醋及金银铜铅锌的采掘、硫磺和矾制作业、陶瓷、琉璃、砂器业都有了很大发展，由于晋商在市场上活跃的贸易，有许多手工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在手工业发展的带动下，一方面出现了一些以这些手工业为基础的专业化市镇，另一方面增加了与其他地区产品贸易的品种，扩大了产品交易的范围，为其他类型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晋商一雄霸国内商界长达5个多世纪，尤其是他们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有“汇通天下”之美称，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现在还有“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详尽的史料告可以证明明清以来“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当时地山西是全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

参考文献：
[1]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 刘建生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张正明,马伟.话说晋商.[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版[3]
[4] 尚代贵. 晋商票号的公司治理研究.[J].商事法论集第十三卷。

[5] 石骏. 汇通天下的晋商[M].杭州.浙江人们出版社199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