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笔触，两种情怀——浅析孙犁与汪曾祺作品风格差异

一样笔触，两种情怀——浅析孙犁与汪曾祺作品风格差异
发布时间：2021-05-28T01:42:17.747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1年3期作者：涂瑞琦
[导读] 孙犁早年投身革命，很长一段时间其文学创作的主战场是延安、根据地和抗日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他是“从解放区走出的作家”，这样的经历造就了孙犁作品中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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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4年当孙犁因《荷花淀》一文在延安声名鹊起时，24岁的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上学。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此后多年，两人会因为笔下文章题材、风格的类似被时常并提作比。

两人因京派作家间的渊源而产生的异同后人引以“孙犁何如汪曾祺”作详细分析。

作为两位在各自写作领域皆获得极高声誉的知名作家，在孙犁和汪曾祺身上我们能看到两人相同或相似的笔触下展示出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写作情怀，这也就早就了二者相似作品风格中的不同。

关键词：孙犁；汪曾祺；写作风格
孙犁早年投身革命，很长一段时间其文学创作的主战场是延安、根据地和抗日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他是“从解放区走出的作家”，这样的经历造就了孙犁作品中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意识形态。

而汪曾祺则恰好相反，他所经历的是长期的读书求学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几乎读不出政治的味道，而是一种简单而不受约束的质朴文风。

汪曾祺《人间草木》中描写栀子花时说，“栀子花粗粗大大的，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这样痛快而独特的语言，是孙犁所不会写不能写的。

具体以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和孙犁的《荷花淀》、《芦苇荡》为例，两人用同样朴实自然的文字讲述故事的差异便可分明。

两人同样刻画了真实的人性，但孙犁习惯性赋予笔下人物以高尚的人性内涵。

汪曾祺作品《受戒》结尾中的那片芦苇荡，恰巧出现在了孙犁《荷花淀》的开头，同样是那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可其中的人却是完全不同。

英子划着船接了明海从芦苇荡划过回他们的那一座小庵中，他们随口的交谈中就放弃了主持和尚的显赫地位，两个人两颗心紧紧靠在一起，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时最真实的反应。

这无关任何高尚的人性闪光点，甚至于本应该色欲皆空的和尚那么直白而自然地接受女孩儿的爱意是违背传统清规戒律的，可这恰恰就是人性中最真实简单的一面。

而《荷花淀》中的女人忍着不舍和担心把心爱的丈夫送上了战场，在这一人性勾画中就多了家国大义和爱国情怀的加持，成了那一片普通芦苇荡中闪闪发光的存在。

这同样也是真实的人性，女人们送走了丈夫后又想给他们再送一件衣服，被丈夫责怪后也会抱怨不解。

可之后她们也投身抗日的队伍中，这样的举动将她们的人性层次化，赋予高尚的内涵。

两人同样都描写乡村湖淀生活，但汪曾祺作品所要表达的作品主题是人民朴实善良的生活而孙犁作品表达的是抗日背景下人民的反抗精神。

不管是《受戒》还是《大淖记事》，汪曾祺总是把男女间爱情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来表现，在他看来，男女之情是正常而美好的，是人们平常朴素生活的一部分。

汪曾祺在这些作品中通过写爱情故事来表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歌颂自由的人性美和朴素的民间道德。

在孙犁的作品中则很少见男女之情，他创作的时代是中国饱受日本侵略者欺辱的年代，他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荷花淀》中抛家舍业投身战争的水生等人、《芦苇荡》中划船运送枪支弹药的老头以及两个年轻的女孩都是一心想要保家卫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孙犁通过这样的情节来表达残酷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内心迸发出的对祖国、对革命、对同志炙热而无私的爱。

两人同样都长于用朴实自然的语言讲述故事，但汪曾祺惯于多线叙事而孙犁惯于单线叙事。

《受戒》以英子和明海的故事为主线，但也夹杂其他副线内容。

在讲述男女爱情的同时，对周围环境的刻画则反应各类社会问题，例如有些人做和尚并不是因为一心向佛而是把这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他们并不是无欲无求儒雅的样子，也会娶亲也会玩牌赌博，又如《大淖记事》中保安队恶劣的所作所为和刘号长霸占巧云打伤十一子的行为，多线叙事结构丰富了汪曾祺作品内容的层次和内涵。

孙犁的作品篇幅更加短小，只讲述单线故事，情节开展节奏鲜明，详略得当。

《荷花淀》中详写夫妻话别和战斗场景，营造出紧张的氛围；《芦苇荡》中并不介绍老人的生平或者什么额外的人，只是着重写他为保护组织和为女孩报仇的行为，更加准确而快速地向读者传达他所要表现的关于国家关于民族的拳拳心意，这符合孙犁创作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作品所面向的受众对作者叙事提出的要求，也是受到他作为主流作家功能性写作的嵌套影响。

两人作品同样都有净化人心的审美作用，但孙犁的作品对比之下更具坚实瘦硬的气质。

《受戒》中的英子是热情大胆敢于直接对着心爱之人说“我给你做老婆好不好”，《大淖记事》中巧云虽然被刘号长霸占却能保持一颗心不变，十一子被打得半死仍然有众多锡匠为他请愿，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总体来说，汪曾祺的作品带有一种欣悦而温和、清逸而细腻的南方气质，给人以温柔暖和的体验。

而从延安走出的孙犁则完全不同，《荷花淀》结尾虽然说女人们也成为了配合子弟兵作战的群众，可之前的种种铺垫渲染以及时代下的背景，总不会让人想到一个万家团圆的景象；《芦苇荡》中杀了鬼子陷入重围的老头子的结局更是昭然若揭。

这一切就像《芦苇荡》的开头所写那样，是阴森黑暗的，是静默不语。

这样讲述战场故事的文字受其题材的影响具有峻切质实的特点，是沉重苍凉的北方气质。

同一时代下汪曾祺写的是田园牧歌是如他老师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式的山野乡村，孙犁则聚焦战乱时代的社会百态，人性和爱在动乱中闪闪发光。

同样质朴纯实的笔触记录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怀。

化用学者对京派海派作家风格的评价，汪曾祺和孙犁也同样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卓然的梦。

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荷花淀里的米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