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的史话

张氏家族
我所知道的我们一家，祖母在世时，常讲道：我们的祖上是祁县南张学屋人氏；据讲在祁县张学屋人丁不旺的情况下，高祖父（张克*）只身一人来宿州，后生2子1女；就是曾祖父张从泰（娶妻沈氏）、二曾祖父张从*（娶妻刘氏）和曾姑祖母张蒋氏（曾姑祖母嫁入蒋家，就是蒋志航的曾祖母）。

二曾祖父张从*（娶妻刘氏），留在张学屋老家，育有女儿1人（二姑奶张陈氏，后嫁入大营陈土楼子，育有2男2女，陈同清的奶奶）；中年早逝；二曾祖母过世时，是二弟锡安和祖母奶奶张新贤前去料理，协助处理后事。

曾祖父张从泰，娶妻沈氏。

他的内侄沈满堂，在东关，煤场上边住，小的时候，祖父母经常带我到她家里串门，当时，祖父的舅舅还在世；家里有些土地给沈满堂种的；沈氏的老家是东三浦沈牌坊人氏，祖父的舅舅，死后，葬入我家的地里的。

地是三角形的，祖母讲是“三尖子地”。

曾祖母生有2子1女，就是祖父（张新平）、二祖父（张新成）和姑祖母（张新贤）三人。

曾祖父张从泰在南宿州专门做招牌门匾等（手工油漆手艺），很有名气的。

原宿地建筑公司职工郭继田的父亲、北关周庄李明信的父亲李有信、萧县徐继奎等都是曾祖父的徒弟。

在当时的宿州，只有我们一家会这门手艺的。

店名就是取自“张从泰”的“从泰”二字，为：“从泰匾店”，生意十分红火，家境逐渐走向富裕。

曾祖母沈氏过世时的葬礼，十分的风光与排场，上个世纪90年代，迁坟的时候，棺内的黄香（用以密封棺椁的）还是很厚实的。

当时，在老家张学屋、桃园附近的曹桥子闫家（种地户是高金榜，解放初期，我还是见到此人的）等不同的位置置有田产。

店面的位置，在今福音堂西边，前三间是门面，后面是东西屋，成为四合院，后毁于战火，没有重建（至今，大姑母有时提到此事）。

据我知道的是，在今小沈家庄南湖有块土地，是四亩，当时葬了曾祖父母、祖父母和二祖父母的。

今火车站南货场有八亩地，葬了高祖父母张以太夫妻。

祖父张新平，配字和卿；二祖父张新成，祖姑母张新贤。

祖父娶妻杨氏，生有1子（张明善，娶妻闫金兰）1女（张明珍，嫁入娄家）；
二祖父娶妻李氏，生有大姑（张明英）、二姑（张明兰，后嫁入陈家）和小姑（张明*）；由于二祖父母没有儿子，葬礼是由父亲办理的。

二祖父母，夫妻不和睦；二祖父有外遇；家里很多田产被他逐渐散尽，一生不务正业，挥霍了祖姑母很多的钱财；后来身患重疾，终年50余岁，去世时，身边没有亲人，几个女儿，无人搭理（因为他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遭到家人唾弃；每天，都是姑祖母给她弄吃的）。

时，祖姑母在教会办的医院（宿州市立医院）工作，与二祖父居所（二祖父住在李家祠堂，今华夏商场处）较近，中午，给他送饭，发现已经停止呼吸；我们住在城里任先生（时，宿州市著名眼科医生任慕韬（任慕韬，有一外孙子，王大伟与张晓春成为一生好友））的房子，任先生是祖父的好友；祖姑母告知祖父母、父母亲，前去料理后事。

在当时的解放初期，经济上十分拮据，只能草草了事。

二祖母李氏，是张家的童养媳，很是卖力的干家务活，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抢着干。

祖父与二祖父没有分过家，日寇犯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战端一起，就各自分工带
着家人逃命。

祖父给二祖母一些钱，大家就各自逃难，各安一方了。

抗战期间，相对平安，度过一个艰难的时期。

战乱结束，父亲也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啦，和母亲结婚；
1942年我（张锡祥）出生了！
1944年妹妹（张锡荣）出生啦！
据母亲讲，我只有10个月的哺乳期，后来就没有奶吃了，一直到我十多岁的时候，体质还是很弱的。

在我能够记事的年纪，家住在南关十字街口东边（今酱品厂东侧），当时只有我和妹妹锡荣，两个小孩；农村有地可以租给别人耕种；五十几岁年纪的祖父张新平操持着家里的生意；由于技术很好，深的周边百姓的喜欢，但只有一个徒弟。

周德山是他的高徒，曾祖母在世的时候，收到门下的。

周德山给着师傅学技术，也为我家操办很多事情，出了很多的力。

曾祖母过世的时候，父亲年纪小不能操持，一应事情都是周德山代为操持。

后来，家里的几个姑姑结婚、父母亲结婚、祖父病逝等重要事情，都由德山大爷给予鼎力支持，一应操办。

后来，二弟、三弟结婚、父母亲病逝、我添晓春等家中大事，都有周德山大爷的帮助，一生为人忠厚老实，也是张家的好徒弟。

后来，其孙周士刚，又跟着晓春读书。

师大爷晚年多病，我们兄弟几人也多次前往探视，病逝时，我们兄妹、连同晓春一行7人，冒雨雪前往奔丧。

一报师大爷多年来对我们的恩惠与帮助。

今把这些写进去，望儿孙们也记住这位好人。

由于祖父张新平能力强、技术好，会操持，家境殷实，父亲一般不插手各项事务的打理。

后来，祖父张新平洗手不干这项技术啦，转而经营大烟生意，十分红火，家庭富裕。

1946年前后，抗战结束，内战重开，生意时起时伏，祖父的朋友任清华，在城里大禹口北，路东（今专卖公司后院），有个院落，我们暂住于此。

父母亲和锡荣一起住在南屋，我和祖父母一起住在堂屋（北屋），父亲做一点小生意。

先是与二祖母一起卖布，后来卖一些糖果之类的小东西等。

时间进入到1948年冬季，乡下送来一车红芋，我们就在任家大院挖一个地窖子，储藏起来；接着，宿城解放的战斗打响，我和锡荣妹妹、母亲、还有二弟锡安一起躲进地窖子里面避难。

当时，祖父母，还有父亲在南屋里面，南屋有个天穹，被飞机投掷的炸弹砸一个很大的窟窿，由于炸弹没有爆炸，得以幸存。

战斗结束后，家里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

也不知道母亲闫金兰是从哪里，给着谁学会了做皮蛋，一家人就一起做起的皮蛋买卖；印象中，母亲总是很忙，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日子过的还是很好的。

我仍然与祖父母一起住在小堂屋（北屋）。

祖父的大烟生意虽然还是继续着，但是出现了时起时伏的境况。

时而，有烟友来访，他们就会在对面的小床上，侧卧，面前放一盏烟灯，燃料是芝麻油的。

烟枪一般是长一点的，材质是竹子的，一端镶嵌玉石，一端用铜质材料进行包裹式镶嵌；
把大烟做成黄豆大小的球状，对着火焰，边吸食边聊天；慢慢品着茶水，十分地惬意；清香中，含有一丝苦味。

“吃老海”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又称“白面”，用锡纸包裹一下，对着烟灯的焰火进行吸食。

时间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祖父的生意遭遇到历史性地割除，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加之三弟锡贺的出生，家庭人口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祖父也被关进戒烟所。

父亲和姨兄刘传德（大姨母的次子）在一起做一点生意，经营着烟酒之类的小生意，位置在大隅口银行隔壁，房子是姨兄刘传德的姐姐（同父异母姐姐）的。

那是，我还很小，依稀记得，妹妹见到一个比母亲还大的妇人，唤作姐姐。

记得，有一次，给着父亲在店里，午睡的时候，发现有一只木箱在动，过一会儿，又自然地动了一次；我十分惶恐，就急忙地喊着父亲；正在柜台里忙活的父亲听到后，赶过来查看，把握抱走，说是我看花眼了。

后来知道是将太清（二姐夫）躲在里面，因为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做过事儿（在政府里担任一个小官吧）；当时，又被划为“地主”成分，属于被管制对象和打击对象。

虽然祖父被关进戒烟所，政府还是不放心我的父母亲的，认为我们还有一些涉及到大烟的东西，三天两头的到家里进行盘问，搜查，抄家。

父亲是一个没有经过事情的人，天天地担惊受怕，多次萌生轻生的念头，认为这样就会免去痛苦的折磨。

母亲仍然继续着包皮蛋的营生，实在是没有时间照看孩子，就请玉秀姐（舅舅家的表姐）过来家里帮忙。

日子在慢慢的煎熬中一点一点的度过，东关的很多小商人小贩们经常到家里弄些皮蛋，回去变卖糊口。

有一次，父亲带着一篮子皮蛋到东关（大东门外一点）变卖，我也跟着一起；10000.00元，卖掉40个皮蛋；相等于现在的1.00元。

解放初期，10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分钱，1000.00元相当于现在的0.10元钱，政府通过超发钞票的方式管理着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胀。

上个世纪50年代，0.20元，可以吃一顿简单的饱饭，低一点，只要0.10元，才可以吃一顿饱饭，小麦面粉需要0.10元一斤。

母亲的同胞，一共有7人，3男4女，母亲最小；我有3个舅舅与3个姨母。

外祖父母亲，都是外乡人，逃荒要饭，经由宿州，结合一起，成为夫妻的。

大姨母（刘传德的妈妈），出嫁到任桥公平乡，也是一家有钱的刘姓人家，家里修有炮楼，有看家护院的庄丁，还有各色丫鬟佣人等一干人众；大姨父是一个开明绅士。

城里购置的有一个宅院，就是大河南街，县委党校的位置，拥有房屋数十间，一家老小长期居住于此；解放后，受到冲击，房产被没收为公有。

大姨母生有2男1女，即为长子刘传珠、次子刘传德与长女刘传兰；解放后，均受到不公正待遇，遭到打击，划为右派，接受“人民监督”、“劳动改造”；“史无前例”后的，刘传德与刘传兰得以幸存。

二姨母出嫁到吴姓人家，二姨父吴玉林，早年在粮行做事，后在寄卖行工作；二姨母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收养一个儿子，取名吴广发。

三姨母出嫁到张姓人家，三姨父张运科早年经商，做过中药材生意；住在小河南街，今
天的环宇大夏东侧，路南，一个四合院。

解放后，到农村种地，被划为“地主”成分，后受到冲击。

据母亲讲，大舅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多亏有个能干的大舅妈，生有4子4女；长子与母亲同庚。

据母亲讲，二舅父为人正直、勤快，能够勤俭持家，生有2子2女，但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48年冬季，二舅母病逝时，家中无钱下葬，姐妹四人一起出钱，购置棺椁，方才把料理二舅妈的后事。

三舅父也是一个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是一个厨师，却从来没有使用这个手艺谋生，40多岁，病亡，留有2子2女存世；长子闫玉章早年随军去往台湾，至今仍滞留于湾。

解放后的1952年，土改开始了；乡下的土地被收缴了，经济没有了来源；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了，祖父被折腾的一病不起了，开支陡然增加了，遭遇到多重打击下的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开启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生活。

祖父病逝，家中无钱购置丧葬物品；姑祖母张新贤（姐姐）把自己的棺椁给了祖父（弟弟）使用。

1953年，二妹苏华出生了，皮蛋的生意也因故不能继续了；
当时的各个行业都要进行公私合营，父亲在商业上只能是维持着；联营后，工资每个月只有24.00元的人民币。

一个大家庭，八张嘴，一个月24.00元，咋活命呢？
活下去，成为摆在长辈面前最重要的命题！
我们从城里，迁到东关，韩园组；租住王化九的三间南屋，月租10.00元；在东关沈家还有几亩天地，还有部分的租子收回来，聊以度日。

父亲除正常工作外，还参加韩园组居民的日常劳动，拉板车运货、抬土方筑修，终日里重体力里劳动。

父亲从一个不问世事的人，成为一个重体力的劳动者，其中的艰辛与苦楚，是无法使用正常的语言进行描述的；后来积劳成疾，身患重疾，终年56周岁。

即便是这样的拼搏与努力，即便是这样的奋斗与挥洒，也没有些许的经济缓解；我常于夜深人静的时候，忆及于此，泪眼朦胧。

没有一点求生的办法，没有一丁点的活路。

祖母找到李有信（曾祖父的徒弟，祖父的师弟），祈求给与帮助，经过数十次的劳顿，数十次的苦口婆心、数十次的语重心长；虽经多方推辞、多次拒绝、多次闭门羹、多种婉拒与直言，终于换来春风化雨。

李有信等一干众徒弟们认为，父亲已经三十多岁了，不再是学手艺的年龄；但是还是，看在老面子（看在曾经是张家徒弟的情分上），应允给予帮忙。

经李有信介绍，父亲到建筑队学习做油漆工；有活的时候就跟着干，日薪1.00元，没有货的时候就散伙。

就这样，父亲每个月有不到30.00元的收入，除去自用的一部分，也省不下几个钱；由于工作的流动性，今天萧县，明天砀山的，后天可能就是在泗县吃晚饭了；也顾不上照看家庭。

母亲也更是没有闲着的时候，学会整理一些破旧的烂布，打点（制作）浆糊制作靠子（用于制作鞋子的地、鞋帮等部位的一种材料），变卖后冲做家用。

1954年，四弟锡彦出生了！喜忧参半，忧多于喜，困顿之况，进一步加剧。

母亲把家里的柜子卖了！
把祖父的铜质盘秤卖了！
铜质火盆卖了！
做皮蛋的大缸卖了！
剩余的一点商品（旧布）卖了！
凡是能够换回一点活命钱的东西，都被变卖了！
巨大的生存压力，始终缠绕在每一个家人的心头！
母亲数次萌生把四弟送给别人收养的念头，几次成行；但每次，父亲都是泪如雨下，骨肉割舍，心下不忍，才作罢。

母亲没有奶喂养四弟，四弟也就没有吃过奶，长期食用高粱面糊糊，透过薄薄的一张皮，就能看到骨头，面部泛着青色。

当时，我已经是十二、三岁啦，看在眼中，疼在心头；常常捡拾一点炮子皮，能卖点钱，攒着，够7分钱的时候，就到店里，买一点云片糕给四弟吃。

有一次，被母亲看见，惹得她痛哭一场，忧伤多日。

由于实在是无法承受每月10.00元房租，我们决定搬家，搬到东边的一个院落暂住。

东院，称做大皮坊，也是锅厂（可能是以前此处是生产锅的场坊），三间堂屋（北屋），住着祖母、父母、三个弟弟、二个妹妹和我，一共9口人。

家里没有人会种地，全靠国家提供的一点粮食生存下来，每月供应30斤粮食。

标准面粉是0.10元/斤，高粱面粉是0.09元/斤，是否购买那一中面粉，全由个人选择，也可以根据需要购买粗粮。

全家只能购买一些粗粮用来充饥，每个月的粮食不够吃的，就把粮食供应证与别人进行交换，或者与粮站员工进行交换，在得到2.00元的粮食，或者得到20斤高粱面粉，才能聊以果腹。

家里的原有的和面盆不小心破碎了，母亲就用晒面酱的浅盆用来和面，家里已经拿不出钱来，用于购买一个和面团的盆子。

长年见不到水果，甚或是荤腥之类的东西，也没有过年、过节的概念。

后来被居民组评委特困户，接受国家给与的经济救济；救济粮就是一口袋蔬菜，就是带着萝卜缨子的胡萝卜，还有2块豆饼；感谢政府、感谢党，使我们勉强糊口吧。

我在开始上学啦，在启秀小学（五小前身）读书，锡荣妹妹在胜利小学（一小前身）读书。

父母亲分别给我们每人2分钱，用于饭食补贴，因为家校相距较远，不能及时回家吃饭；临离开家的时候，从家里携带一个高粱面的饼子。

北风呼啸的冬天，我用一分钱购买半碗热稀饭，一分钱购买一点酱菜，就着热稀饭，爵着酱菜，吞咽着高粱面饼子；一顿中饭，就这样被解决啦。

锡荣妹妹则是把2分钱积攒起来，购买一些笔墨之类的文具用品。

人口多，收入少，家里人缺吃的，缺用的，经济上的窘困程度不断加剧，不断恶化；渐渐难以支撑下去。

此时，姑祖母就在医院里，向护士们讨要一些旧衣烂裳，不要的物什等，用来给我们废物利用；那是，我上学时常穿一些女式布料制作的衣裳；穿一些女式的花样鞋子，引来同学的讥笑与嘲讽。

由于环境与家庭经济的多重原因，我选择辍学了，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的年龄，在现在
也是小学不能毕业的光景。

在后来的漫长人生历程中，始终对有着知识的人，总是无限的羡慕，总想重新回到教室，聆听先生的教诲，但已是心中的一种渴望。

再后来，儿子也上了大学，孙子也是大学毕业，孙女留学英国的海归；外孙子女也是大学毕业，我的子孙们替我圆了上学的梦想！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宴请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一起庆祝，美酒飘香，鲜花怒放；那时，我的辛苦一生的父亲不在了，劳累几十年的母亲也不在了，痛哉斯人！
后来家里只有妹妹锡荣一个人上学了，每天只吃2顿饭；第二顿饭要等到妹妹放学回到家后，大家一起吃饭。

一起吃的饭，就是胡萝卜樱子，加上豆饼，一起煮的饭食。

家里做饭需要的柴草，更是不容易得到。

每天到医院的锅炉房去捡拾煤渣；煤渣的火力是很弱的，每做成一顿饭，需要我捡拾2次的煤渣。

那时，姑祖母已经退休，60对岁的年纪，给别人家带小孩，当保姆；见面的时候，总是给我一个馍，或者是半个馍；我也不舍得吃，拿回家交给母亲，让她喂养四弟锡彦。

奶奶和母亲一起，依旧制作布靠，每天整理旧布烂衫到深夜；然后卖给人家，用来制作布鞋。

好一点的，可以卖到2角多一点的样子，差一点的只能卖到1角多一点。

我时常出入街市，叫卖布靠。

有一次，在观音堂附近叫卖布靠，当太阳落山的时候，终于将手中的布靠卖完了；路过一家卖狗肉的店家，肉的香味直接把我诱惑到店家门口，观看很长时间，终于拿定主意，买了2分钱的狗肉。

慢慢的把肉一块一块的分开，然后放在唇齿之间，一点一点的咀嚼，当实在是感觉可以下咽的时候，在吞下去；在把下一个一小块，放在嘴里，慢慢的咀嚼，吞咽；从没有过的一种享受，一种惬意、一种奇妙的感受、一种……
回到家，母亲感觉布靠与账目不符合，就要求买家给回来，不再卖给他了；此时哪里有2分钱呀！
发现问题后，母亲一句话不说，就开打；把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平日里的劳累与委屈、心酸与泪水一股脑地发到我的身上；打完啦，打累啦；然后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哭得昏天黑地、哭得天旋地转、哭得日月倒转，直到更深夜半，在众家人的劝解下才减弱为抽泣；我担心着、我害怕着、我恐慌着，不知所措，后悔的要死呀！
在没有布靠子卖的时候，就出去捡拾柴火，用来做饭烧火；这烧火做饭的柴草，有我多少泪，有我多少血，已经记不得。

1955年的夏季。

二妹苏华，整日喊着：娘！我饿！
生活太难捱啦！
娘！我饿！
娘！我饿！我饿！！
声音越来越弱，二妹病了，病得有点让人措手不及；看病需要钱，钱从哪里来？
街道上给了7.00元的经济应急款，娘用来购买粗粮啦。

当锡荣与娘一起把她抬着到医院的时候，医生看后：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
那年，那月，那日，我的妹妹，苏华死在医院里冰冷的床上！
娘的耳朵里时常会响起：娘！我饿！娘！我饿！我饿！！我们再也看到二妹童稚的眼睛，迷茫的目光尽是一个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
父亲的心一次一次地往外渗血的疼，母亲更是终日里以泪洗面。

时间到了1956年，姑祖母把自己的金银饰品卖掉，拢共得到40.00元，在自己的地里，给我们盖2件草房子。

前面的墙，采用白色的石灰进行涂抹一层，后面的一面墙使用高粱秸秆制作；由于房屋高度很低，就在屋内往下开挖30公分左右，才好一点；整座房屋没有一块砖石。

房子的西边是一条河，河的对面是一片乱葬岗子，房子的东边也是一片乱葬岗子；一家人还是欢天喜地地搬进新居，终于结束了月付房租的日子，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每天进出回家，都要涉水而行。

后来，加入到农桑社，分一点粮食柴草之类的，也是一点点的往家里背，用肩扛回家。

1957年春天，我16岁，跟着父亲，进入到建筑公司符离搬运站，开始了我的油漆工生涯，身材矮小，够不到窗子，每次都需要踩在凳子上面，才能干活。

1959年，三妹锡美来到人世，家人十分欢喜，喜庆的气氛，迅速被忧愁替代，也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呀！
给三妹上户口的时候，一家人再一次犯了难，如果加入农业社，农业社同样嫌弃多一个吃饭的人，不是多一个劳动力；农业社坚决地拒绝了我们。

农业社的党员干部们认为，母亲一个人带着那么多孩子，是生产队的大拖累，视为包袱、看作时累赘。

唉！
母亲带着妹妹、弟弟们在生产队的日子，更是受尽欺辱、阅尽人间酸痛。

当时的生产队里，把最远的地块、最不保肥的地块、收成最不好的地块，分到我们家的名下。

我们从年头，忙活到年尾，仍然见不到几粒粮食，仍然不能达成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

公社开始吃食堂的时候，排队打饭，祖母挪着小脚，艰难地排队打饭，好不容易排到的打饭跟前，就只剩下汤汤水水了；生产队干部周新宽，还把我奶奶狠狠地训斥一顿。

奶奶一脸屈辱、满心的委屈，泪水在凄冷的风中，飘落在一片片贫瘠的土地上。

奶奶捧着一个盛着剩汤剩水罐子，冒着西北风涉水回家，回到我们四面透风的窝棚，雪花将奶奶整个人裹在里面。

家道中落，奶奶望着一家老小，忍辱前行，负重而为，知难而进，同样也是暗地里流泪，多次萌生轻生的念头；难以割舍的亲情，使得她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含垢忍悲。

社长李百全，多次无辜殴打四弟；弟弟每一次的泪水，都是坚冰，直接撞击着母亲已经颤抖的心房。

痛楚的日子里，我们慢慢地长大，过早地体验到社会冷暖，人间悲欢，慢慢变得更加懂事起来。

父亲，生病啦，而且病得很重，中医叫做“肺脓养”，又叫做“肺痈”，时常呕血；也不能出去挣钱啦，达2多的时间，只有出钱的项，没有进钱的门。

母亲在生产队干活回家，顺便摘一点菜，放在篮子里面，好一点的，就拿去换钱，差一点的就煮熟了给弟弟妹妹食用。

我家北边有个水塘，有人放毒药，用来逮鱼的；由于药物的作用，很多鱼浮到水面。

浮上水面的鱼被母亲发现了，高兴异常，虽然夜已经很深了，又是黑灯瞎火的，她不顾寒冷，不探水的深浅，带着我一起检收起来很多条鱼。

换来的钱，马上就变成给父亲抓药钱，买一点小麦面粉，补养一下身体。

那时，父亲在姑奶奶张新贤处养病，慢慢地，身体有了起色，渐渐的好了起来。

1960年！
1960年！！
那是一个铭刻在所有中国人心上的一个年份，就像一个滚烫的烙铁，重重的烙在所有活着的，死了的人的心房一个烙印；是一个令整个民族无法忘怀的记忆符号，是一个让所有历史记忆黯然失色的灰色胎记，是一个……
祖母已经年迈，弟妹们年幼，我们家也险些饿死了人，唉！
三弟锡贺小的时候，吃饭比较偏食，体质更加瘦弱。

有一天，放晚学回家，看着饭碗里都是萝卜缨子，没有一点食欲，坐在土堆边，瘦的脱了人形，眼睛没有了精神。

母亲瞒着二弟，抓了一把豆饼，偷偷地给了三弟；就这样一天天地熬着、熬着。

二姨的儿媳妇的娘家姐，在粮站工作。

二姨通过她，不时给我们提供一些便利，让我们有了续命的路子。

有时，二姨也会给母亲一点钱，算作是对我们一家人生活的贴补；他们都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

1961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在蚌埠住了几年，妹妹锡荣也在蚌埠十一中读书。

蚌埠的供应显然要好于宿县地区，还有一些大米、大麦面之类的贴补其中。

工作单位担心职工流失，以及非正常减员，每天的定量就会多余宿县的量，虽然也是吃不饱，但是已经是天上的日子了，不会被饿死了；那几年，做梦都希望有一顿饱饭吃，实际上当时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有很多地方出现饿死人事情，个别地区的饿死人的现象十分严重。

锡荣在学校里，也是定量供应的，她节省一些馍，拿回来送到工地给我吃；接过馍，来不及从脚手架下来，我就一口气吃完好几个；感觉终于吃饱了，吃饱的感觉真好，浑身上下充满力量，舒坦很多，这种感觉至今还在，就像发生在昨天！
1964年工作单位转回宿县地区建筑公司，我每个月可以有31.00元，父亲的每月可以收入五十多元，家庭生活慢慢地出现还转的兆头。

1965年的时候，妻子张学美进入我们家，家里没有贴一张红纸，也没有放一盘鞭炮，到家里，给一家人说一下，就算是结婚了！
66年春天，晓春出生了，来到这个家庭，总算见到喜庆事儿了，一家四世同堂；姑祖母也同样十分欢喜，以手工的方式给晓春制作一顶帽子，圆形的，秀有各色不同的花卉，鲜艳夺目，十分秀丽。

1968-1969年，二弟、三弟应召入伍，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就是光荣的“光荣家庭”了；农业社的领导们也渐渐的改变对待我们的态度。

在河里给我们修一条小路，我们一家人出行也不需要涉水来回了。

上个世纪初期，公家在房子后面修建了一条直通灵璧县城的公路，家里购置了自行车、平板车，日子慢慢转向好的方面，大家的面色渐渐出现红晕，菜色渐渐消退。

1971年祖母去世了，日子刚刚向好的方向转机，她老人家撒手人寰；她老人家跟着我们一路艰辛、一路的忍辱、一路的不易、一生的漂泊，她教会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坚强、如何隐忍、如何度过坎坷；挪着小脚，看着白眼，听着讥刺，提着剩汤剩水罐子的身影永远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可当日子慢慢好些的时候，即将迎来春日东升的曙光的时候，她却挥挥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解放战争时期，宿县出现三次拉锯状态，解放军第二次攻击宿县的时候，我时年约定六、七岁的光景。

奶奶把我带到葛园一个人家躲起来，以免遭战火之苦，这家人家也是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