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书谱》英译本比较及其海外传播探究

虫肠鞍仔祐究2019年第10期
孙过庭《书谱》
其译本比较及其海外传播探克
◎刘泽青
摘要：孙过庭《书谱》被誉为书史之离骚，是中国书学与文学的合璧之作。

《书谱》的三个英译本各有侧重，呈现不同特色：从语言表达层面看，体现出文学性与学术性取向的差异；从翻译方法层面看，体现出直译、意译及音译策略选择的差异；从文化移植层面看，体现出归化与异化限度的差异；但三个英译本在域外的传播力存在显著差异。

比较发现，译者适切的文化身份、专业的学术背景、中外合作的译者模式、多元翻译策略下的深度翻译以及主流的海外出版发行渠道构成了中国典籍译介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书谱》译本传播启示
中图分类号：G231
唐代孙过庭所著《书谱》既是一部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又是一部极具审美价值的书法典籍，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理论与实践、文学与艺术的合璧之作。

《书谱》全文仅有三千七百余字，却蕴含着丰富的书学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深刻的书学观点；作为书法艺术作品，其墨迹美妙,刚俊挺拔，是传世不朽的草书典范。

本文旨在通过对《书谱》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提出浅见，以期为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书谱》：书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体现
从创作思想和创作理论来说，《书谱》第一次明确提出情感与书法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创作主体的情感变化，情感则可以通过作品得以宣泄，书法作品亦是如此，“达其性情，形其哀乐”[11o文中提出书法创造的“五合五乖”理论，认为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着书法作品的优劣；同时认为“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121,主观之志决定书法技艺；并指出，在书法创作中主客观因素要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

从文学艺术价值来说，《书谱》语言优美并包含深刻儒家思想。

文中有许多声韵协调的句子，语句对仗工整，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其用字讲究对举避复，善用修辞，如“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巴用一连串的比喻，辅之以其他修辞手法，把如何行笔、运笔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

孙过庭的书法理论深受儒家文艺思想的影响，并以之去引导书法美学、书法创作，例如，其把艺术与人生相结合，提出“违而不犯，和而不同”⑷的创作观，对创作主体提出“君子立身，务修其本”⑶的规范和要求。

二、《书谱》三种译本比较
迄今为止，《书谱》有三个英译本，分别由孙大雨、张充和与傅汉思、毕罗翻译。

孙大雨的译本完成于1929年，后来收录在其所著的《古诗文英译集》中，于199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傅夫妇合译本于1995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毕罗的译本较新，于2011年意大利海德尔国际图书中心出版。

通过对三个译本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存在诸多差异或者说侧重点各不相同，由此形成自身的翻译特色。

1.语言表达层面：文学性与学术性取向
“文学性”一词由俄国形式主义学家雅各布森提出，它注重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形式方面的特点，通常借助于韵律、节奏、修辞等表达手段来体现。

文学性翻译主要“通过形象的词语、丰富的修辞手法、生动的语气来表达”161,注重审美功能，体现出文学翻译的诗性特征和译者的创造性。

学术性翻译往往以文化阐释为重心，较少关
走出去去触竣行祐究
注语言的外在表达，注重译文对源语文化要素的忠实传译，语言表达严谨、规范。

孙大雨的译本是基于文学性取向的诗性翻译，其译本辞藻华丽，语言优美，但其“所传递的语言之美，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书谱》原有的语言之美，而是他根据英语规范进行的再创造”[71o张、傅夫妇在翻译过程中，坚持忠实原则，崇尚科学性，追求客观地传译《书谱》内容，拒绝加入译者的主观因素。

这种以学术性为旨归，以文化性和知性为取向的翻译手段，使其译本体例完备，风格整饬。

除正文外，张、傅译本列有1篇序言、96名相关人物的介绍、34个注释以及书法术语表等，还附印有全篇原作墨迹。

而意大利汉学家毕罗阅读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对《书谱》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索研究，致力于清晰地传译孙过庭的美学思想以及他作为书法家的个人经历。

其译本学术性强，几乎所有术语、文化负载词，涉及的名人和典故或在译文中以括号形式简明扼要地解释，或在脚注里详细介绍，力求文化翻译过程中的“保真”；其译本中批注翔实,有多达74处注释及长达18页的参考文献。

以《书谱》书名翻译为例，孙大雨译为On the Fin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译文语言优美；张、傅夫妇译为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体现出典型、严谨的学术性翻译；毕罗将其译为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鉴于孙过庭《书谱》“第其工用”冏的目的，贴切地传译了“书谱”二字。

2.翻译方法层面：直译、意译、音译的选择
《书谱》中有大量人名、书法术语、书理等，这些表达在书法翻译中难度极大，当然也最为关键，其翻译方法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译文质量的优劣。

三位译者都没有采用固定的译法，而是尽可能对各种策略进行了调和。

但比较而言，孙译更偏向于直译或音译无注释，张、傅译偏向于直译或音译加注释，而毕罗更偏向于意译或音译加注释的翻译策略选择。

下面以人名和书法术语翻译为例做一阐释。

(1)人名的翻译
《书谱》中涉及的文化名人较多，在谈及同一人物时，作者交替使用其姓、其名、其字，有些地方甚至以其官衔代之。

例如“王羲之、逸少、羲、右军”“张伯英、伯英、张芝、张”，此类称呼在源语中各自指代同一人。

因此译者必须了解古汉语中的人名文化，弄清楚所指代的具体人物，翻译中需要使用统一的译名标准，减少给读者带来的文化障碍。

对于文中繁多的人名翻译，孙译本多采用直译的方法，缺少注释和解读，非专业读者理解较困难；张、傅译本采用音译全名并加注释的方法，达到了既忠于原文又便于读者理解的效果；毕罗译本则补充出完整姓名并加注释，使译文尽量保持原文文化的原汁原味，既准确又文化对等。

例如：文中“钟、张”“二王”，孙大雨译为*'Zhong and Zhang""the two Wangs,father and son",未做注释；张、傅采用音译全名法，译为"Zhong You and Zhang Zhi""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并在附录的历史人物简介表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毕罗译为"Zhong[You]and Zhang[Zhi]","the two Wangs",在注释中解释了这两个词的来历，让读者了解这些人物并顺利完成了文化传递。

(2)书法术语的翻译
书法术语是书法艺术里的核心概念。

“文化的传播要以翻译核心概念为切入点，由点及面辐射至它们之间多维度的联系与交织，传达好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建构起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191,因此书法术语统一且恰当的翻译极其必要。

以“书体”翻译为例，孙大雨基本音译书体名，不做说明；张、傅译本采取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例如把“草书”译为“cao”，并在书末的“书法术语表”中释为“Cursive script”。

毕罗认知到并抓住了不同书体的特征，将草书、章草、行书意译为“cursive script"*'zhang cursive"和"semi-cursive",并以注释形式解释了"zhang cursive"的含义，进而实现了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对等交流。

3.文化移植层面：归化和异化的限度
文化移植是将一国文化译介给另一民族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书谱》涉及诸多书理、典故，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三个译本的文化移植效度存在差异。

总体来说，孙译以归化为主，更多地关照了译文的可读性，而忽略了对源语文化信息的传译；张、傅采用深度翻译，以异化为主，虽然表达偶有生硬之处，但很好地保留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特色；毕罗的译本体现出归化与异化的调和，尝试用地道的表达传译出源语的文化特色。

如在“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句中，“入木”和“临池”是两个关于书法家王羲之的典故。

“入木”来自“入木三分”，被认为是书法学习者的一个极高的追求。

孙大雨译为"the extent of excelling that master of masters,Wang Xizhi"1101,仅指出了王羲之在书法上的极高地位，但是却忽略了对“入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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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内容的传译。

这种归化译法清除了读者的理解障碍，但却使得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隐匿，剥夺了英语读者接触和体验文化差异的机会，从而不能实现文化的认同。

张、傅夫妇和毕罗采用异化策略.将其译为"penetrating the wood""11121,并在译文后面添加注释，有效传达典故里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从翻译功能上来看，恰当的异化译法能保持源语文化的异质性，通过展现差异和异质，尽可能保持自己的语言特色和文化特征，彰显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从而实现他者文化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

这样的例子在文中俯拾皆是,在此不再赘述。

三、《书谱》海外传播力及影响因素
《书谱》三个译本各具特色，但在域外的接受度和传播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来说，张、傅译本在域外的接受度更高、影响力更大、传播力更强。

在亚马逊等国外主流网站，现在仍然是畅销书；有关其译本国外评论的期刊论文数十篇；从Google Scholar引文数据来看，张、傅译本被引频次在三者中也最高。

毕罗的译本质量较高，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但仅在学术圈流动，一般读者在书店、网店很难买到，普通读者阅读难度较大，只能从一些学术期刊论文中找到有关评论，其被引频次也远低于张、傅译本，这些都影响着其海外的传播；孙大雨的译本虽是奠基之作，但译文的忠实度及风格方面遭受一定的质疑，长期以来也仅囿于在国内流通，在海外难觅踪影，在海外的影响力及传播力最小。

究其因，译者的文化身份、学术背景和译者模式、译介策略以及出版发行渠道等构成了《书谱》海外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

1.译者的文化身份与翻译动机
译者是译本产生的主体，典籍译介的译者主体包括早期的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海外人士以及中国学者。

译者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翻译动机等因素都会影响译文的质量。

译者的文化身份是译者受各种社会因素影响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归属和认同。

"I它体现出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取向和翻译目的。

孙大雨是诗人兼翻译家，倾向于用诗性的语言做翻译。

因此，孙译本语言华丽但不够严谨。

他的翻译动机主要是对书法的酷爱以及练习英语和翻译技能的自我需要，只是“为翻译而翻译”，缺少明确的读者定位；《书谱》译完后，孙大雨“搁置箧中多年”才“匆促中发表，未及修订”，可见其翻译目的并不在出版传播。

张充和具有书法家、中国书法传播者、学者等文化身份，其夫傅汉思也是一名知名汉学家，他们合译的《书谱》有着清晰的目的和目的语读者，旨在为学习艺术或书法的西方大学生提供一个准确性更高的译本。

简言之，他们的翻译目的是书法教学，他们的译本尽可能地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将原著的文化内涵忠实地传达给读者。

因此，他们“将认知功能放在绝对重要位置，不会因为审美的需要影响信息传递”[14l o毕罗作为一名出色的意大利汉学家，毕业并从教于意大利那波利东方大学，《书谱》译作可以说是其后博士阶段研究的产物；其译介的目的不在于出版传播，主要是基于个人爱好的学术研究，是其长期以来学术成就的一个体现。

他被称为“欧洲最优秀的书法史研究者”1151,其治学态度严谨，洞悉中西文化，翻译水平高超。

基于前人译介，他的译本更为完善，学术性最强。

但其译本在西方的传播力远逊于张、傅夫妇的合译本，总计发行仅有200余本，且主要流通在学术界的书法研究者手中。

可见，译者的文化身份及翻译目的对《书谱》的译介与传播有着重要影响。

2.学术背景与译者模式
作为书论典籍，《书谱》之价值贵在书学内容。

书法艺术中遍布术语、书理、创作技巧等，译者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素养起着重要作用。

被誉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的张充和，不仅精通两国文字，在书法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而且具有开阔的国际化视野与良好的外语基础，这相比于孙大雨和毕罗而言是一个天然优势。

傅汉思是德裔美籍汉学家，被称为“这个国家（美国）中国文学领域的先锋”，具有深厚学术功底。

作为德国人，傅汉思还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这也充分保障了译文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西方汉学家+中国译者”的中外合作译者模式最显著的优点在于优势互补，既能保障译文质量，又能推动译文的出版和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张、傅译本在时过20年后仍备受尊崇的主要原因；单纯的本土译者模式，往往在语言准确表达和传播的国际视野方面存在欠缺；对于外国译者模式而言，非母语译者与中国文学典籍有着天然的隔阂，他们读透中国的文化典籍极为困难。

正如毕罗本人所言：“作为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做研究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西方学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需要把汉语原文的词语翻译成自己母语或者其他通用的学术语言。

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可以当作理所当然的词语，对西方人
走出去去狀线行利究
来说需要做详细的解释。

”问所以以张、傅为代表的中外合作译者模式是中国典籍走出去的高效形式。

他们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关照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取向，精心打磨译作精品，推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

中外合作译者模式既可以防止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偏差，又可以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的优势，合力推进译作的海外传播。

3.出版发行与传播渠道
相较而言，国外出版社更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调研的渠道也更丰富，英美出版机构发行的英译本，能更快更准地锁定潜在的目标读者群，迅速进入主流销售渠道，促进译本的有效传播。

w因此，海外出版机构和有力的外部推介是中国典籍走出去并得到有效传播的重要渠道。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虽在国内堪称最大、最权威的外语出版机构之一，但在海外传播影响较小，主要以国内读者为主，这是孙译本难以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世界上最早设立人文和艺术学科的大学之一，其耶鲁大学出版社也以人文学科出版而闻名，作为西方的主流出版发行渠道，有力促进了张、傅译作的迅速传播。

此外，张、傅夫妇曾在哈佛、耶鲁等多所美国知名大学任教，这使中国书法顺利登上了名校的大讲堂，其《书谱》译本也顺利成为传授中国书法知识和传统文化的教材。

知名艺术家、评论家白谦慎、旅美作家兼批评家苏炜等人以及媒体的推介也对译作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相比而言，毕罗译本缺少了主流出版发行渠道、名校舞台以及外力推介，阻碍了其译本的有效传播。

4.有效的翻译策略选择
中国典籍译介的目的是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欣赏、接纳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在典籍翻译过程中，“文化存真”是首要选择。

书法典籍内含繁多的术语、人名和典故，单纯直译或意译、归化和异化很难奏效。

从张、傅译本和毕罗译本中可以看到直译、意译、音译的杂糅和归化、异化的调和，在具体翻译过程中，通过直译加注释、音译加注脚、意译加注释、直译加术语附录等各种翻译手段灵活处理，兼顾译文的忠实性与可读性。

其次，丰厚翻译成为最常见的译介模式；作为一种增量翻译，丰厚翻译通过附加注释、脚注、评注、序言、术语表、人物介绍等各种方式，把译文置于丰富的源语文化和源语语境中，达到源文化再现的目的。

中华文化典籍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添加注释、评注等方式，再现源语言丰富的文化语境冋，才能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文化蕴藉。

这也是张、傅译本和毕罗译本更受认可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多元翻译策略下的丰厚翻译是《书谱》译介的有效策略。

四、结语
中国典籍译介扮演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先行者”的角色，孙过庭《书谱》译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案例。

通过译本之间的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适切的文化身份、专业的学术背景和合理的译介策略对翻译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辅以主流的海外出版渠道和有力的外部推介，再借助于网络、影视、报纸等渠道和平台对译本进行评论和推介，形成多元化的传播模式，才能真正保障译本的域外接受度和传播力。

目前，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自觉与自信，已然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中国文化要“走岀去”，翻译、出版、传播三者缺一不可。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原作和译作都是文化的产物。

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亦是文化之间的相互转换，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

我们应选择能充分代表和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作品进行译介，采用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建构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

中华典籍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高品质的典籍外译与有效的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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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理论与实践
会；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编辑创造相互交往的机会；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设立QQ群或微信群，内容广泛的聊天话题，既可增进编辑之间的了解，拉近编辑之间的情感距离，培养编辑之间的互信氛围，又可分享工作中经验和体会，达到多重效果。

由于隐性知识最具有价值且生命力十分脆弱，因此要努力促进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

在“传帮带”中，年轻编辑还应把老编辑的工作经验、技能等，经过总结、整理、加工变成显性知识，以供更多的编辑学习。

个体与群体之间的隐性知识的学习与转化，可以通过定期开展内部培训、集体指导等方式实现。

专家把经验、技能等传达给编辑，编辑再把这些经验、技能编码，从中继续学习直至转化成自己的隐性知识。

对群体的隐性知识如群体成员间的默契、协作能力等，可以通过群体对个人的长期影响，转化成编辑的隐性知识，形成编辑群体的惯例和准则。

对于组织的隐性知识，出版单位把自己可以显性化的知识如默契、经验等总结归纳整理，成为规章制度、操作手册、业务手册。

对外单位的隐性知识，可以通过与协作单位联合组建工作室、攻关团队等方式获取。

(三)为编辑人才培养配置恰当的知识流动势差
要纠正知识流动的势差错位问题，做到知识流动的势差适度，努力提高知识流动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小范围的知识流动由于受体数量较少，较易控制知识流动的势差在合理区间，如各出版单位在聘请专家对本单位的编辑作专题讲座时，受体数量较少、知识存量相差不大，知识流动的效果较好。

如山东出版集团2015年以来每月聘请行业专家、领军人物对全体编辑进行培训，根据本单位的实际需要以命题作文的方式确定专家的讲座内容，收到良好的效果。

而在大范围知识流动情况下，受体数量较多，各个受体的势能不一，势差难以有效控制，影响知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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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Guoting of the Tang: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and Its Author[M],Rome:Herder International Book Center,2011: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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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静.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翻译行为——赛珍珠个案研究[J].当代外语研究，2011(12).的有效性。

因此，出版行业协会、编辑出版专业的院校每年对全国范围的编辑进行大规模培训时，要改变三四百人上大课的状况，按照各个编辑的知识存量情况予以分类，拆成小班，把各个培训班的知识流动势差控制在合理区间，以提高编辑知识流动的有效性。

例如，同一出版类别的编辑知识存量相差较小，可以按图书、期刊、报纸不同出版类别予以划分不同培训班；或按照工作年限予以划分培训班，如青年编辑和资深编辑培训班；或按照职务划分培训班，如总编培训班和编辑培训班等。

当前出版领域面临着许多重大课题，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因此，加速编辑知识流动，培养高素质的编辑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出版人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锐意创新，直面时代的需要，创新编辑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岀版业发展需要的编辑人才队伍建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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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