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语言风格谈

那么《：
一是简洁精练。
这一特点在《三国演义》的叙述语言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三国演义》以七十万字的篇幅来陈述百年历史进程,又要重点突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要在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形象,这就决定其叔述语言一定要简明扼要,精练准确。特别是对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人物家世以叙述的及来往的文书等,都必须写得言约意丰,一以当十。如第五回“操大喜于是先发矫诏,驰作各道然后招集义兵,竖起招兵白旗一面,上书‘忠义’二字。不数日间,应募之士,如雨骄集。”只用四十五个字,便把曹操欲讨董卓,发“矫诏”招集义兵的情形写得清清楚楚,用字之简,极为罕见,我们再来看同回中曹操所作讨伐董卓的檄文“操等谨以大义而布告夭下董卓欺天周地,灭国拭君秽乱宫禁,残害生灵狼决不仁,罪恶充积今奉天子密诏,大集义兵,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望兴义师,共泄公愤抉持王室,函授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虽然只有八十个字,却把董卓的罪恶、时局的危急、起兵的目的等,写得一目了然,并且义正词严,锋芒犀利,极具号召力和鼓动性。第一回中,刘备、关羽、张飞和曹操等人的出场也同样写得简洁明了,精练不繁。且看刘备的出场“榜文行到琢县,引出琢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短短的一段话就为刘备立了一个小传,其中既有家世说明,肖像描写,也有性格介绍,写得全面具体,但却精悍简练,几乎不能再增减一个字。人物语言中简洁精练者亦不乏其例,如刘备曾把自己同曹操作了对比,他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橘,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第六回二人的不同性格特征其实是很难准确地概括出来的,但是刘备在这番话中只是分别以“急”、“暴”、“橘”和“宽”、“仁”、“忠”六个字字便把二人的主要不同性格特征形容殆尽,不唯简洁精练,更显得准确恰当,使读者从中了解了二人性格的对照区别。即便是写景状物,《三国演义》也往往惜墨如金,极为简洁。如第三十七回写隆中景物：“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草交翠,”这样既简洁又生动的写景文字是很难得的,使读者很容易联想起类似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的美的境界。
以上所讲是一个方面,如果从另一个方面讲,《三国演义》如果纯用文言,势必影响其流传,普通的读者读来不免感到艰涩难懂,这就使《三国演义》注意使其语言做到通俗流畅,浅切自然,达到“易观易入”的目的。同时,小说中还采用了大量的稗官野史,民间传闻中的材料,以及其他具有民间文学或大众化色彩的素材,如《三国志平话》、元杂剧“三国戏”等,这样便又使小说语言较接近口语,具有生动活泼的特点。高儒谓《三国演义》“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百川志书》）,正是就这种情况而言的。《三国演义》毕竟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其语言自然带有半文半白的特点。所以说,《三国演义》的语言既取文言的简明精粹,又舍其深奥板滞,又学白话的生动浅显,而弃其粗俗低劣,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谓之‘“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的确正中肯萦。
《三国演义》语言风格谈
提要：文章认为《三国演义》语言的基本风格就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具休特点则表现为“简活精练、生动传神、晓畅自然、灵话多变、气势充沛丈章不仅充分肯定了这种语言风格,而且还对产生这种风裕的原因作了探讨。
高尔基有句名言：“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和青年作家谈话》,见《论写作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与其语言艺术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三国演义》是一部成就辉煌的历史小说,其语言艺术也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人们在论述《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时,往往多着眼于人物刻划、结构安排、情节组织等,至于专门研究其语言艺术,还是很不够的。
这当与《三国演义》的选材、成书等因素有关。
首先,《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志书》）,要演义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近一百年的历史进程,所以选材绝大部分来自史传,而这些正史材料均为官修,其语言全是文言,《三国演义》有时整段地引用,自然就给小说语言带进了更多的文言成分
其次,《三国演义》里还引进了三国时代历史人物的许多诗文,如孔明的《隆中对》、前后《出师表》,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铜雀台赋》等,这无疑也使小说语言融入了考良强的文言色彩。
四是灵活多变。
文言与白话的有机结合,决定了《三国演义》语言必然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当简则简,当繁则繁，宜雅则稚,宜俗则俗，应深则深,应浅则浅。其长如第十三八回“隆中对”,马振方先生指出：“《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写诸葛亮隆中对策,纵论天下大势、经国大计,讲少了不行,拆零碎了也不行,必须江水滔滔,一泄而下,才能充分显示出说话人的雄才大略,不同凡响。罗贯中将《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的隆中对策一大段话一字不减地移入小说人物之口,正是出干这种需要,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小说艺术论稿》）所论极是。其短则随处可见,如第四回曹操与陈宫在草堂后听到的“缚而杀之,何如？”只有六个字,简短已极,但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误杀,如果话说得很多、很长又很细,曹操和陈宫又听得很真切,误会也就根本不会产生。于是曹操奸诈、凶残的性格也就无法表现出来。第五回“温酒斩华雄”,曹操为关羽壮行色,激励他英勇杀敌,“教鲡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羽的话也只有八个字：“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可谓短矣,但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表现了关羽在赴战场时的沉着坚定，对曹操来说,关羽虽出身低微,但绝无受宠若惊之态对战华雄一事来讲,关羽坚信此举必然成功。而当他斩华雄回到大帐后,“其酒尚温”四字的交代更是传神之笔,关羽雄威之盖世,武艺之高强,杀敌之英勇,动作这之敏,无一不在四字中蕴涵。其繁处扬扬洒洒,铺排展衍,备足无余,第二十三回“击鼓骂曹”,称衡的话便具有这种特色、“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尽识之！荀或可命名吊丧问疾,荀枚可使看墩宁墓,程显可使关门团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诏,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徐晃可使屠猪杀犬夏侯享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一口气把曹操的十四员文武干将数落一遍,字字句句充满着讥笑挖若之意,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谓曹操“污浊”也是这样不遗余力：“汝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曹操“眼”、“口”、“耳”、“身”、“腹”、“气合”,一切皆“浊”,真可谓污浊不堪,把曹操骂个狗血喷头。可见,《三国演义》不论是“力低其谋臣将士”,还是“指名独骂曹操”（毛宗岗批语）,皆不厌其详,淋漓尽致。而其简处则惜墨如金,不肯多用一字,但言简意赅,片言百意,只字千钧。如第十九回,当吕布祈求曹操留下自己一条活命,并表示“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时,曹操便问刘备的主意,刘备便以“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作答。十一个字非常简洁但却包含深刻的内容,既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提醒曹操留下吕布只能是祸害,因为吕布为人最无品行,但刘备的话并没有说破,主意还请曹操自己去拿,说得非常含蓄得体。一些外交辞令,常常以雅为特色,而一些莽撞的人物的语言则不免较粗俗。孔明“吞战群儒”、“智激周瑜”、“智激孙权”等片断中的人物语言多以雅见长,而张飞、夏侯停等猛将的语言则多以粗俗直率为基本特征。一些来往公文,人物吟诗作赋,其语言则深,而一般的对话则浅,但深者并不艰涩,亦能读懂,好接受浅者并不直露乏味,而是明白如话,耐人回味。这种灵活多变的特点使得《三国演义》的语言更显得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绚烂瑰奇。
再次,小说还大量采用了魏晋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如《世说新语》等书中有一些故事便直接进入小说中,这样也使《三国演义》语言增加了文言特征。
还有,《三国演义》还常常写到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外交往来,使者所用外交辞令自然要讲究文采,注重辞藻,使小说语言雅化而外交使者所到之处,又常常出现洁难论辩的情景,其所用语言更应严密准确,具有极强的逻辑性,这又自然会使小说语言不得不呈现出文言的倾向。
三是晓畅自然。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相比,语言固然带有一定的文言特色,读来感到在字词上有一定的难度。但若与从前的小说如魏晋志人志怪、唐代传奇以及后来的《聊斋志异》等相比,语言则又显得晓畅自然,具有一定的通俗性,虽然还未必“读涌者,人人得而知之”,但对于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还是能读得懂的,并不会产生艰涩生硬之感。很多取自正史、笔记小说的材料,作者都对它适当地进行了通俗化处理,使之变得浅切自然,明白易懂。《三国演义》曾采用了《世说新语》中的很多故事,虽说《世说新语》的语言本身就很流畅易懂,但作者还是适当地进行改写,力求使故事的语言更浅显明了,流畅自然,以便于读者更顺利的阅读,更好的接受。比如第十一回孔融一出场,小说写了他少年时的一件轶事：“自小聪明,年十岁时，往渴河南尹李膺,阁人难之,融曰：‘我系李相通家。’及入见,膺间曰：‘汝祖与吾祖何亲’融曰：‘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融与尹岂非累世通家？’膺大奇之。少顷,太中大夫陈炜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炜曰：‘小时聪明,大时未必聪明。’融即应声曰：‘如君所言,幼时必聪明者。’而《三国演义》则又改写为：“操恐人暗中谋害已身,常分付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沙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谎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曰：‘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承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第七十二回）原作写得太简略,不够生动,并且“妄近”、“听人”、“阳眠”等词语,一般人读来未免难懂,而经小说作者一改,便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得一清二楚,同时还将这一故事情节置于曹操与杨修之间的矛盾激烈冲突之中,既刻划了曹操奸诈、阴险、凶残的性格,又表现了杨修机敏多智而又爱耍小聪明的特点,把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的情景也表现出来了,而其所用语言本身也浅切通俗,流畅自然,令人过目不忘,类似这种似浅实深、语简义丰的语言,在《三国演义》中是非常多的,不仅局限于对史传、笔记材料的改编。
二是生动传神。
这在《三国演义》的描写语言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历史演义小说往往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乱,不易理清条理,如果不注重语言的形象生动,读来便会有枯淡乏味之感,难以抓住读者。《三国演义》虽说旨在描绘百年历史风云,叙写了大小四十多次战役,刻划了几百个人物形象,但是读来不仅不会令人感到纷乱堆砌、枯燥繁芜,反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这当与小说语言既注重精炼简洁,又注重生动传神不无关系。在《三国演义》中,要找描写语言生动传神的例子,那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里仅就描写张飞的几例略做分析。第一回中,张飞一出场便先声夺人,独具风采“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额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小说采用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写法,突出了武将张飞特有的非凡声势。而对张飞的肖像描写则采用从刘备眼中看出的手法,“身长八尺”等五句话二十个字,把张飞的英雄形象粗笔勾勒出来,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再如第三回中的“鞭打督邮”一段,小说写张飞之怒则“睁圆环眼,咬啤钢牙”写张飞行动之速则“滚鞍下马,径入馆骤”写张飞动作之猛则“揪住头发,扯出馆释”,这一切都写得历历如绘,神形毕肖,于是一个嫉恶如仇、胸无宿物、敢作敢当的猛张飞的艺术彩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第四十二回中的“大战长坂桥”写得更是给人以身临目睹之感。小说先就文聘眼中写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长矛,立马桥上”只十六个字便活画出了张飞英勇无畏的气魄和胆量。接下来,小说再写张飞厉声大喝”,“声如巨雷,”又把张飞的凛凛威风、一身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只就张飞一方来看,而写曹兵则是由“疑”而“恐”,乃至于听了张飞的三声大喝,“尽皆股课”,“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形容曹兵的溃逃则云“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小说甚至还特意写了曹操身边的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又进一步反衬了张飞的英雄气概。小说描写至此,情犹未尽,又写了一首充满热烈赞美之情的七言绝句“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写意传神与前面的描写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把这一惊险动人的情节描绘得更具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明人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论及《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时指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约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这段话可看作是对《三国演义》语言风格的准确而形象的概括。
《三国演义》的语言既不同于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也不同于后来的《水浒传》、《西游记》,更不同于再后的《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使用的是浅近通畅的文言,这种语言是文言与白话的有机结合,它把文言的“深雅”和白话的“浅俗”融为成一体。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