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挑战与回应_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_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_挑战与回应_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_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月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an．，2011第28卷第1期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28No．1
“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德明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2010年10月13日至15日，由山东师范大学与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济南大学、济南社会科学院协办，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承办的“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周馥与济南自开商埠后的城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锦绣山庄召开。

在历时三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周馥及相关历史人物”、“济南自开商埠”、“济南城市发展”等方面，深入而卓有成效地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课题。

关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

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对于城市化的启动机缘，有多篇论文涉及。

美国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的《清末中外时局与中国近代城市开放》，考察了晚清西方入侵与清政府自身改革对中国城市开放的影响，指出，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积极实行新政，全方位推行社会改革，整个社会开始了自觉主动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石吉研究员的《传统城市与通商口岸:特征、转型及比较》，对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和东南亚各类通商口岸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了考察，赞同美国学者墨菲的观点，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和广大无边际的中国乡村地区，几乎形成了互相难以影响的“两个世界”;南京大学历史系李玉教授的《晚清开埠制度论纲》，系统梳理了晚清开辟商埠制度的变迁，认为晚清开埠制度是一个“由泊来到本土的过程”，城市的发展，
“约开”商埠是被迫开放、“被动发展”;“自开”商埠，尽管在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之下，深层意义上与“约开”一样也是一种“不得已”之举，但却“体现了相当的自主发展意愿”，同时反映和显示了“国人发展观的演进”。

而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导向与举措，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执政者决定的，这也是造成近代中国发展呈现极大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澳门大学魏楚雄教授的《现代化的关键:为什么不是广州/澳门?》肯定了广州/澳门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特别是考察了两城市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对中国商业化的影响，这对以后的相关研究，颇有启发意义;中国社科院吕慧颖的《开港通商与台湾城市近代化》，则分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开港通商对台湾城市的影响，从经济结构、城镇体系、社会结构、城市建设、文化观念等方面分析了台湾的城市转型，既看到了台湾通商纳入世界贸易网络的现实，又顾及了清政府强化台湾非农产业与城市发展的措施。

关于周馥及相关历史人物。

作为晚清开明和成功的改革者，在山东巡抚任上实行济南自开商埠的周馥，可谓是济南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奠基人，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

多位与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周馥进行解读，探讨他和同僚的关系，并由此解析执政者与地方秩序、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

其中美国学者鲍德威教授的《李鸿章与袁世凯对山东巡抚周馥政纲的影响》一文，探讨了李鸿章、袁世凯与周馥之间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强调了他们对周馥在山东推行市政、经济、教育等方面现代化的影响;亚洲考古历史艺术研究中心姜寅虎的《周馥与朝鲜外交二、三事》，肯定了周馥协助李鸿章处理中朝外交的贡献，尤其是在中美商定“朝美通商条约”及甲午战争期间发挥的应有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华腾教授的《袁世凯与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分析了周馥的前任袁世凯对周馥施政的影响;广东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的《袁世凯与周馥》，则分析了袁、周两人在仕途与私交上的密切关系，认为前期，周是袁的政治引路人，后期，周则是袁的追随者;山东师范大学张登德的《周馥交游考论》，考察了周馥官场中的交游对象，重点分析了他与李鸿章、袁世凯与李提摩太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对其仕途带来的影响;济南大学党明德教授的《山东
·
39
·
巡抚行政内容变化与周馥自开商埠》考察了清代山东巡抚执政内容的变化，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山东巡抚行政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内容体现出明显的近代化气息，并充分肯定了周馥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的行政措施，褒扬他在经济、教育等领域对济南和山东现代化进程所起的推动作用;池州学院汪志国的《论周馥任山东巡抚时期的经济改革措施》，对周馥在山东除旧布新，筹办农桑工艺实业，发展新型经济的措施进行了论述，肯定了其对山东经济近代化的贡献;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于建胜的《试论义和团后周馥与直隶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探讨了周馥任直隶按察使、布政使时采取的约束教民、推行保甲及剿匪等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除了前述作为执政者的周馥本人及其朋僚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外，会上还有一些关于周馥家族问题的文章，如山东大学徐畅教授的《周志俊与华新青厂》、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刘佳慧的《青岛华新纱厂福利慈善事业研究》等，较直接地探讨周氏家族民族企业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关系;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季培刚的《安身立命:晚清“浊流”周馥家族的文化追求》，则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考察周氏家族何以长盛不衰的原因，并从一个家族几代人的转型中，引申出带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人生价值的深邃哲学命题。

关于济南自开商埠。

1904年济南的自开商埠，是济南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会上也有多位学者对此论述。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张建俅的《晚清自开商埠的转变时期(1900—1904)》，特别讨论了自开商埠的历史大背景，指出，尽管济南商埠是清末自开商埠的典范，但却并非是最早自开的商埠。

山东师范大学王守中教授的《济南开埠与对德国文明的‘观摩受益’》，则从特别口岸城市———租借地所展示的西方文明对当时山东执政者的影响，考察济南自开商埠的起因，分析了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关系;中国公安大学曹文明的《济南开埠与山东城市化》、济南市社会科学院董建霞的《济南开埠与近代
中国自开商埠城市比较研究———兼谈包德威先生对开埠后济南经济发展的认识》、山东师范大学包爱芹的《自开商埠对济南的积极影响及其原因》等文章，集中分析了济南自开商埠对济南的城市建设、经济结构、教育设施、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并指出了济南自开商埠的特殊之处;中南民族大学秦熠的《铁路与济南城市的近代变迁》和济南大学林吉玲教授的《胶济铁路与山东区域城市化发展研究———以胶济铁路与济南自开商埠研究为例》，则探讨了现代交通工具与现代化、城市化的关系，认为新式交通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城市格局，重构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

关于济南城市发展。

济南自开商埠后，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气象，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山东师范大学田海林教授的《传统文化与济南城市近代化转型》，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其对近代城市转型带来的影响，注意到新旧城市体制下的冲突与融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山东师范大学王林教授的《近代济南慈善机构简论》，重点分析了近代济南慈善机构的组织管理、经费来源、救济实务及特点和局限;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德明的《知识与福音:济南广智院与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以济南首座博物馆———广智院为个案，从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们的事功与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关系方面，描述了开放、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济南市社科院张华松的《济南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山东大学王洪军的《济南城市空间的历史与未来》，纵向回顾了济南2600多年的建城史，对济南城市规划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南京大学于静的《抗战前的济南城市环境卫生的早期现代化》、山东财政学院马德坤的《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孟玲洲的《低度发展:开埠以来济南城市手工业的变迁(1904—1937)》、中国海洋大学马树华的《二十世纪前半叶济南与青岛游乐空间比较研究———兼论水体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山东大学谭景玉的《＜中华改良杂字＞所见民国时期山东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等文章，分别从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传统工商业者组织的变化、相互影响以及逐渐合一的过程、手工业的
发展变化、城市社会生活等方面对济南的早期城市发展进行了探讨，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

此外，山东师范大学盖志芳的《近代济南城市史研究综述》，则对建国以来济南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论著进行了重点梳理介绍，为学界的继续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责任编辑沂溪)
·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