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高丽《训要十条》引《尚书》方法及其政治意识docx

读书心得——高丽《训要十条》引《尚
书》方法及其政治意识
一、《尚书》对高丽朝《训要十条》的影响
《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清代大儒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

”其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堪称中华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源头典籍，在朝鲜半岛的政治思想等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据考，《，《尚书》在朝鲜的三国时期（新罗、百济、高句丽时代）传入朝鲜半岛，之后长期被作为政治教科书使用。

如高句丽在公元372 年设立“太学”和“扃堂”，招收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教授儒家经典。

作为中国古代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已然成为了朝鲜民众学习儒家思想的必备书籍，对后来高丽王朝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深受《尚书》影响的诸多朝鲜半岛文本之中，《，《训要十条》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训要十条》又称《十训要》，是高丽太祖王建在临终前一个月，将朴述熙将军请到身边，用遗言的口气给后世子孙及王室大臣传达的立国思想，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雄才伟略的帝王对后世子孙的训诫。

《训要十条》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种：与佛教相关内容（第1 条、第6 条）；与风水图谶相关内容（第2 条、第5 条、第8 条）；与儒家思想相关内容（第3 条、第7 条、第9 条、第10 条）；与古老传统相关内容（第4 条、第6 条），其中与儒家思想相关内容最多。

《尚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多数篇目记载了君王的文告和君臣之间的谈话内容，大部分内容与政史有关，是历代圣君贤王治政之圭臬。

而《训要十条》是高丽的政治纲领，体现了高丽太祖王建的治政思想，因此《训要十条》中多处引用《尚书》的“事”和“辞”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中国上古时期的各个朝代，尤其是周朝建立初期，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解决了“内忧外患”的困境，创造了800 年的辉煌历史，与王建时代高丽王朝的国情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说周朝初期的国策对王建时代高丽王朝的君臣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可见《尚书》对《训要十条》的影响既直接又有深度。

关于《尚书》对《训要十条》的影响，学界已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大多数将《尚书》列入儒家经典，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训要十条》的影响。

例如李甦平指出高丽太祖的治国理念是以儒学为主的儒释道的和合，并强调“太祖以儒学为治国原理,积极寻求政治上的安定,以期达到国富民安的目标”。

张瑞春通过对比高丽《训要十条》和日本《宪法十七条》在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上的异同，指出“王建对风水之学的重视和对契丹‘禽兽之国’的定位及其在文献中对中国具体政治人物的引用、学习均能体现出朝鲜半岛吸收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

本文的切入点与上述研究略有不同，主要聚焦于《训要十条》以怎样的方法具体引用《尚书》，即从修辞层面探究这种引用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识。

二、关于“引用”
所谓引用，是“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辞”，张弓将引用修辞称之为“引语”，并指出“引语是引用社会现成话以说明新问题新道理,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自己的见地（现成话不限于成语,范围很广,包括成语、谚语、格言、古代典籍中的例句等）”。

南朝著名学者刘勰将现代意义上的引用修辞称为“事类”,并在《文心雕龙・事类》的开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刘勰将引用分为两类：引事和引辞。

引事是指使用史
实故事来说明道理或抒发感情；引辞是指使用既成的具体语辞，包括前人和同时代人说过的话语、谚语、俗语、歌谣等等。

《训要十条》中大量引用了《尚书》中的人物故事和经典语句，其引用方法主要分为“引事”与“引辞”两类，本文第三、四部分将分别就此展开论述。

引用不仅仅是文字或词汇层面的简单移用，其中隐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意蕴，渗透着复杂的政治意识，所以在明晰引用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训要十条》中隐藏的政治意识自然也是极为必要的，本文第五部分的主旨正在于此。

三、引事与“尊古崇圣”的政治意识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前车之鉴”必为“后事之师”。

儒家的历史观重视传统，强调法古法先王。

《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古代著名历史人物在历史的创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曾引领并开拓历史的发展，本文以历史人物的“人名”为线索引事举例，叙述《训要十条》直接引用《尚书》中的尧、舜、丹朱、周公、成王等具体历史人物的事迹。

（一）“尧禅让舜”“”“丹朱不肖”与“舜耕历山”
（1）朕闻大舜耕历山，终受尧禅；高帝起沛泽，遂兴汉业。

（序）
我听说大舜在历山耕地，最终受到了尧帝的禅让；汉高帝从沛泽起兵，最终兴起大汉帝国。

（2）传国以嫡，虽曰常礼，然丹朱不肖，尧禅于舜，实为公心。

（第三条）在高丽时代，国王在位时选定的王位继承者称为“王太子”，王太子原则上是国王的嫡长子，由国王在位期间通过册封仪式获得王位继承权(11)。

第三条确立
了高丽太祖王建的王位继承顺序和原则，即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但如果长子不肖时，就推戴次子或兄弟之中的贤能者。

尧舜禅让的事迹体现了一代明君唯贤是举、天下为公的政治风貌。

“尧禅让舜”是《尚书·尧典》记载的重要内容，“丹朱不肖”亦见于《尧典》，而“舜耕历山”则见于《尚书·大禹谟》。

高丽太祖王建开篇就引用了“尧禅让舜”“舜耕历山”“沛公起兵”的历史事件，可见在王建以及高丽王朝官员的心中念兹在兹的是中国古代的圣君贤臣。

中国的政统构建自尧、舜始，政统的核心首先必须明确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还是天下人之天下。

上古的圣君贤臣的政治理想是天下大同，君位王权不授予兄弟子孙，而是举贤让能。

尧禅让舜开启了举贤让能的政治模式，建立了贤能治国的禅让制度。

这种政治模式和禅让制度反映的是“公天下”的政治理念。

《尚书·尧典》开篇即称颂尧是一位“钦、明、文、思、安安”的圣君，他的品德“允恭克让，光被四表”，儒家讴歌尧，塑造了万世效法的圣君形象，设计了“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制定了国家让贤不与亲的执政理念。

丹朱是尧之嫡长子，由于出生时全身红彤彤，因取名“朱”。

传丹朱自幼聪明，智慧过人，但性格刚烈，缺乏谦和与政治智慧，被尧视为“不肖乃翁”。

《尚书・尧典》中有尧对自己儿子的评价。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

’帝曰：‘：‘吁！嚣讼可乎？’”
尧帝说：“啊！谁能顺应天时，被提拔，被任用？”放齐推荐了丹朱。

但是尧却问道：“（丹朱）心既顽嚣，又好争讼，可以吗？”
此处为反问句，表明“不可以”。

尧深知丹朱的缺点，因此弃丹朱而择舜。

《尚书・尧典》称许虞舜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

以孝烝烝，义不格奸”。

虞舜是乐官瞽叟的儿子。

他的父亲心术不正派，后母说话不忠诚，弟弟象傲慢不友好，而舜能同他们和谐相处。

他以孝行美德感化他们，又加强自身修养，不流于邪恶(12)。

《尚书·大禹谟》则说：“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

”舜帝在历山耕作，来往田间，每天对着天空大声号啕哭泣，对于父亲和继母，宁可自己背着不孝的罪名，招来邪恶的名声(13)。

舜贤能如是，具备了圣君的美德，自然成为尧禅让的对象，自然也成为一代圣君。

唐尧和虞舜具备了一个完美的政治领袖的品质，“尧禅让舜”“舜耕历山”作为历史佳话，从古到今影响着中国人民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对圣君贤王的认知。

高丽太祖王建在《训要十条》的开篇中直接引用了这两个历史典故，不难看出其内心充满着对尧、舜的仰慕和对尧、舜时代的向往，他对《尚书》的引事，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愿景：渴望刚刚创建的高丽王朝能够建立如尧、舜时代般的政治统绪。

随后他提到的“若元子不肖，与其次子；又不肖，与其兄弟之从所推戴者，俾承大统”的传位思想，是后代世袭制中禅让思想原则的体现。

王建的嫡子叫王武，其母亲庄和王后是一位民女，身份卑微，因此王建对立太子事一直犹豫不决。

后来将军朴述熙力荐，公元921 年正式将王武立为太子。

王建死后，王武继位，而继位两年不到便卧病不起，脾气日益暴躁。

王武死后，王建的次子、王武的弟弟王尧继位，成为高丽王朝第三任君主。

继位四年后，王尧病重，又把帝位传给其弟王招，王招成为高丽王朝第四任君主。

高丽太祖王建的三个儿子，依次成了高丽王朝的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君主，这种兄终弟及的继位顺序似乎符合王建的“若元子不肖，与其次子；又不肖，与其兄弟之从所
推戴者，俾承大统”的继承理念，这也间接说明了《训要十条》引用《尚书》所起到的实际作用。

（二）“周公辅政”与“公编《无逸》”
（3）周公大圣《无逸》一篇，进戒成王，宜当图揭，出入观省。

（第十条）《训要十条》第十条中说到：圣人周公编写《无逸》，作为告诫呈递给年幼的成王，因此我们也要把这篇《无逸》贴在周围，出入时可以观看并自省。

周公是中国周代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后人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他“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大传》），其中周公代行王政七年，扶持年幼的成王，待成王成年后还政，这一典故作为美谈流传至今。

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篇》）周公辅政时期采取了分封制，完善了我国古代宗法制度，为后来的“成康之治”和周王朝其后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通“毋”，不要；逸，“逸乐”。

“无逸”之意就是不要贪图安逸。

周公还政于成王以后，害怕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懈怠，经常告诫成王不要贪图逸乐。

史官记录周公的诰词，名叫《无逸》(14)。

《无逸》作为一篇优秀的散文，是反映中国古代西周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

开篇是“呜呼！君子所，其无逸”，这是全篇的核心，“君子为政，无自逸豫”(15)。

《无逸》随后从正反两方面引述了商朝和周朝“勤勉于政”的贤君圣王和殷商末期“贪图享乐”的诸王，强调人君必须了解农事的艰难和民众的疾苦，如果“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就会“亦罔或克寿”，这一论述体现了“敬天保民”的民本思
想和“以古为镜，以殷为戒”的鉴戒意识。

《无逸》篇为历代政治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历代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周公拥有出众的才能和美好的品德，“周公辅政”所表现出来的民本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中国统治者的政治纲领，周公对成王的告诫文《无逸》篇，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意义。

朝鲜高丽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王室成员和大臣中存在着贪图安逸、不解民间疾苦的现象，因此王建在《训要十条》中“点名”了这两个历史事件，引用《无逸》篇来遏制这种现象。

可见王建对周公的仰慕以及对《无逸》篇的认可和重视。

这也反映了王建的民本思想：利用《无逸》篇来教育和指导当时及后世子孙与王室大臣，让他们像周公那样保持“民本”思想，要勤政爱民。

四、引辞与“得民之心”的政治意识
“辞”的引用最能体现典籍的影响力，“引辞”可以分为“明引”和“暗引”，“暗引”也可以分为“原文引用”“大意引用”“补充引用”等。

经过考察发现《训要十条》对《尚书》的引用皆是原文引用的修辞手法。

原文引用就是虽然没有指明出处，但原文照录，与原文分毫无差的引用，是最直接体现典籍价值的引用方式。

《训要十条》中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尚书》的词汇，直接体现出《尚书》的权威性和文本价值，而每一个被引用的词汇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思想。

（一）从谏则圣
《训要十条》第七条中提到：
（4）从谏则圣，谗言如蜜，不信则谗自止。

（第七条）
多听谏言，就会成为贤君，谗言虽然如蜜，但若不相信它，谗言就会停止。

其中“从谏则圣”引自“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尚书·说命上》）。

其意为木依从绳墨砍削就会正直，君主若谏鼓谤木，则会行事圣明。

《尚书·说命上》中，武丁首先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然后用“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的比喻来表达自己“从谏如流”的真心和决心，被后世评为“求谏纳言”的贤主。

傅说看到武丁对自己寄予的厚望，表示愿意主动进言。

“从谏则圣”说明君主一定要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虚心纳谏，兼听则明。

王建引用“从谏则圣”，无疑是为了告诫后世子孙要像武丁那样积极纳谏，也告诉臣子们要像傅说那样主动进言。

（二）官不以私
（5）古典云：以庸制禄，官不以私。

（第九条）
王建引用古代典籍里的一句话，说要根据业绩发放俸禄，不能用私人的关系来任命官职。

这句话的引用修辞手法比较丰富。

首先，王建说“古典云”，有明显的引用标志语词“云”，因此在引用形式上属于“明引”的手法。

“以庸制禄”出自《周礼·大司徒》中的“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第十二教是制定俸禄应该根据每人的贡献，人民才能致力于建功立业）”，“官不以私”引自《尚书·说命中》“惟治乱在庶官。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国家的安定和动乱在于众官。

官职不能授予自己亲近的人，应该授予那些能者；爵位不能赐给品德邪恶的人，应该赐给那些贤者)”。

引用了两部中国典籍，从引用数量上讲属于复引；直接引用原义表达王建选官的原则，从引用方式上讲属于正引。

“官不以
私”表达了选贤任能、防止腐败的道理，选拔人才必须要“能”和“贤”，不能凭私人关系选官，亦不能用道德败坏的人担任官吏。

《尚书·说命下》中傅说的“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即表明他对选拔人才的重视和改变官场作风的决定。

王建直接引用了“官不以私”这个成语，目的就是告诫王室大臣，做官要不徇私情，秉公处事。

（三）儆戒无虞
（6）有国有家，儆戒无虞，博观经史，鉴古戒今。

（第十条）
有国有家之人，越是平安无事时越要保持警戒，博览古代经史，以古为镜，警戒今日。

“儆戒无虞”之“儆”意为警惕、戒备，“虞”意为忧患；“无虞”即没有忧患之意。

此句引自《尚书·大禹谟》。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

罔游于逸，罔淫于乐。

’”（《尚书·大禹谟》）伯益说，我们应该要戒备，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要维护制度法规，不可骄奢淫逸、过分享乐。

这是伯益对其他部落首领的戒言，与《尚书》后面《无逸》篇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

王建从《尚书·大禹谟》中择取了“儆戒无虞”一语，在邻国契丹虎视眈眈的危险环境下，告诫后世之王要警惕不虞之患，博览经书，以古鉴今，让后世子孙们越是在和平时期越要保持警惕，不要因暂时的安逸失去战争能力，时刻保持对契丹的警惕，加强国家建设。

（四）知稼穑之艰难
（7）使民以时，轻徭薄赋，知稼穑之艰难，则自得民心，国富民安。

（第七条）
按农时的忙闲征用百姓，减轻徭役和赋税，知道农事的艰苦，如果这样，就自然能获得民心，国家富强，百姓平安。

稼穑指耕种和收获。

春耕为稼,秋收为穑，泛指农事、农业劳动。

在士农工商诸事中，没有比农事更辛苦的，“稼穑”不只是农业生产，更是百姓的精神寄托，生存的经济基础。

《尚书》中曾多次出现“稼穑”，如“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尚书·洪范》）；“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尚书·无逸》）；“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

《洪范》所谓稼穑意为种植收获的百谷，“水向下润湿，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可以伸直，金属可以顺从人的意愿改变形状，土壤可以种植收获百谷。

向下润湿的水产生咸味，向上燃烧的火产生苦味，可曲可直的木产生酸味，可顺从人的意愿改变形状的金属产生辣味，土壤里种植收获的百谷产生甜味”(16)。

在《无逸》篇中，稼穑的含义为农业劳动。

“首先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再逸乐，就会知道老百姓的痛苦。

看那些老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地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贪图安逸享乐”(17)。

“从这以后，在位的殷王生来就安闲逸乐，不知耕种收获的艰难，不知老百姓的痛苦，只是追求过度的逸乐”(18)。

《训要十条》第七条中“知稼穑之艰难”，因为其含义是“知道农事的艰难”，所以可以明显看出引用的是《尚书·无逸》篇中的内容。

《无逸》篇中周公强调君主只有“知稼穑之艰难”，了解百姓的疾苦，才能成为贤明的君主。

“知稼穑之艰难”是周公重视农业生产、提倡农耕经济的政治意图在语言表达上的体现，同时也是周公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仁爱仁政的政治思想的高度总结，是《尚书》文本中的重点语句。

王建巧妙地引用了这一语句警告后世，符合当时与中国一同实行农耕经济的朝鲜半岛的实情，在后世的民本思想及树立忧患意识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王建充分了解以上词汇的文化意义和历史背景，通过引辞来表达告诫后世避免安逸与情欲、严守国家纲纪之意。

王建的忧虑和担心、对后世的期待和告诫、对大臣的训诫和教导就反映在这些阐发的引辞之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知稼穑之艰难”“从谏则圣”等引辞体现了中国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儆戒无虞”的引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

王建虽武人出身，但是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尤其对中国古代汉语及其背后隐藏的含义有较深的理解。

这样的文化基础，必然使王建能够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使国家的臣民与后世人学儒学，行儒礼。

五、《训要十条》引用《尚书》的文化动因
（一）《尚书》文本的思想魅力
高丽太祖王建大量引用了《尚书》的“事”和“辞”，这与《尚书》在思想、政治上所具有的强大魅力息息相关。

《尚书》体现了“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其核心思想是敬天、明德、慎罚、保民，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历代帝王以《尚书》安邦定国，平民百姓以《尚书》修身待物。

韩国学者조현걸指出，王建的政治理念可以概括为天命德治、爱民以及百姓教化主义(19)，这与《尚书》文本所体现出的儒家思想完全一致。

《训要十条》中处处体现了《尚书》的核心思想。

如第七条“使民以时，轻徭薄赋，知稼穑之艰难，则自得民心，国富民安”“芳饵之下，必有悬鱼。

重赏之下，必有良将。

张弓之外，必有避鸟。

垂仁之下，必有良民”都体现了《尚书》的“保民”思想；第七条中的“赏罚中，则阴阳顺矣”、第九条中的“以强恶之国为邻，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护恤，量除徭役。

每年秋阅，勇锐出众者随宜加授”等体现了“明德慎罚”思想，告诫后世要注重法治，提倡慎罚慎刑，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另外，整个《训要十条》充满了“忧患意识”，从“序”中的“第恐后嗣纵情肆欲，败乱纲纪，大可忧也”，到最后“周公大圣《无逸》一篇，进戒成王，宜当图揭，出入观省”，可以说是“始于忧患，终于忧患”。

（8）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

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

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第四条）
并且在第二条和第九条中强调：
（9）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第二条）（10）以强恶之国为邻，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护恤，量除徭役。

（第九条）王建仰慕唐朝文化，学习唐朝的“文物礼乐”，并遵守其制度，同时又认为契丹是“禽兽之国”，其语言和制度没有必要效仿。

有这样的邻邦，高丽王朝虽然国内有暂时的和平，但是必须居安思危，树立忧患意识。

对士兵要加以体恤，
适当地减除徭役。

王建还告诫后世子孙总结新罗灭亡的经验教训。

这种忧患意识就是起源于《尚书》。

《孟子·告子下》中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千古名句为中华民族提炼出了“居安思危、集思进取”的忧患意识。

而忧患意识的源头是《尚书》，《尚书》中西周初期的忧患意识最为突出(20)，因此《尚书·周书》的忧患意识最为浓厚。

如“唯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

呜呼！曷其柰何勿敬！”（《尚书·召诰》）“王若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

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

’”（《尚书·大诰》）等。

《尚书》的这种忧患意识恰恰符合当时内忧外患的高丽王朝的执政理念，因此理所当然被当时社会广泛地接受和认可，对其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二）高丽民族“尊古崇圣”文化心理的影响
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在公元前3 世纪就传到古代朝鲜半岛，后来成为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经典和儒家经典人物被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和老百姓所推崇。

中国古代经典人物的典故，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对其进行引用，可以增加说服力和可信度。

王建在《训要十条》中引用了中国古代的帝尧、虞舜、周公等政治人物的历史典故，充满了对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尊崇、赞赏与褒扬，其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子孙和臣子们向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学习。

自己的臣子们像周公那样辅佐嫡子治理国家；训诫后世子孙吸取丹朱失去王位的教训，时刻警戒自己，保持忧患意识，
像尧舜那样“敬天重民”“明德慎罚”。

这也间接地表现出王建想借助中国的“圣王之道”来治理国家、保卫国家的思想。

虽为引事，但句句发自肺腑、精辟有力、无斧凿之痕，达到较高的修辞标准。

由此可见王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学习水平之高、理解程度之深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其文化底蕴是深厚的，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当时朝鲜宫廷官员效仿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事迹所具有的普遍性。

（三）高丽王朝对《尚书》的认同
前面提到，《，《尚书》最早传入朝鲜半岛大概在公元4 世纪，传入后成为了政治教科书，是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新罗、百济）民众学习的必备书目。

到了新罗统一时期，建立了太学，要在三年内学习《诗经》《尚书》《礼记》等中国儒家经典。

由此可见，《尚书》作为政治教科书，受到后来高丽王朝的重视是一个必然现象。

高丽时期的崔冲兴办私学，教授的内容就是“九经三史”，其中“九经”就包含了《尚书》。

因此到了高丽王朝时期，《，《尚书》的内容被大多数高丽王室官员所了解，其思想内涵逐渐被大众接纳，人们对《尚书》的接受度具有普遍性。

这也为《尚书》的语言和思想被高丽统治者及臣僚们在言语或疏启中大量引用创造了条件。

朝鲜半岛在政治上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一种朝贡体系，其政治、文化发展都受制于中国，本国文化相对积淀不足。

在文化弱势的处境下，势必要吸收中国典籍，作为中国文化典籍的重要代表之一的《尚书》自然是其吸收和借鉴对象。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