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韩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文章来源：《理论动态》1794期[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 发布时间：08-12-26 16:04:22 1008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增长率达到9%以上，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

很多国外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近代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

这个所谓“增长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人们都在探究其中的“奥秘”。

答案可能有多种。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走上市场化改革之路。

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格局。

一、什么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选择市场化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鲜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发展能在短短30年里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呢？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东西，就是中国走出了一个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什么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对这种模式应该怎样概括？已经有不同版本的各种说法。

例如很多人都比较认同“渐进式改革模式”的说法。

但是说到底，这只是在政策操作特征上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总结，更为本质性的东西还需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上，很难看到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类似的案例。

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也很难找到可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进行的严格学术论证。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力图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结合与兼容起来，这就同以往任何市场经济的模式大不一样了。

我认为，在这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方针，又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共产党的坚强政治领导下，国家经济的控制力量和政府管理始终发挥主导性作用。

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

很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既区别于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又区别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市场化道路，也与日本的所谓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不同。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当然是价格—竞争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国家经济的控制力作用和政府管理的作用又特别强大。

对此，国外学界带有批判含义的观点很多，所谓指称中国是“权威资本主义”的提法就是由此而来。

国内学界的批评声音也不少，最尖锐的意见认为这种状况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黑格尔有一个重要命题：一切现实存在都是合理的。

在这里，我想借用著名的“瓦格纳定理”来对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加以说明。

19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瓦
格纳发现，一个国家一旦全面进入工业化发展过程，政府经济部门在数量和比例上都有一种扩大现象，公共财政将不断膨胀，国家经济力量和政府管理不断强化……。

瓦格纳预言，这种趋势作为规律性现象，将在未来50—100年后仍然发生作用。

对这种趋势的原因，瓦格纳讲了几个基本理由：大规模产业发展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扩大；市场竞争激烈要求公共福利项目增加；经济垄断力量活跃要求强化市场管理；工业化导致农村破产要求政府的全面帮助，等等。

在“瓦格纳定理”发表后，先后有若干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逊）用英国工业革命、二战后美国的发展情况和20世纪60年代后英美德三国的发展比较作过经验数据的验证，结论是，尽管实际情况非常曲折复杂，但“瓦格纳定理”的一般趋势是存在的。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虽然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体系，但正是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才撬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全面高速发展。

在这个新的发展环境下，瓦格纳所讲的国家经济力量和政府管理不断强化的种种情况，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存在的根据。

此外，中国还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与区域发展协调、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建立创新型国家、国家经济安全、控制庞大人口的增长、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谋划全球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任务很重。

可以说，“瓦格纳定理”在中国存在的理由，可能更加充分。

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长达3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高效积累。

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瓶颈就是资本积累匮乏。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同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进行了初期积累，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体系。

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开始了工业化全面展开的历史进程。

现在看，虽然新时期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很多，除了通过优惠政策引入国外资金外，最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一个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另一个就是通过土地积累，即政府和开发商通过低价征用土地获得大量资金。

这种土地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成为国内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重要的积累方式。

依靠土地积累所获得的资金总量，要远比从国外引入资金大得多，有研究机构测算总量远远超过20万亿人民币。

已有研究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已经超过财政预算的35%以上。

尽管这种积累方式对许多补偿不足的失地农民来说是不平等的，其所带来的后续社会矛盾也非常棘手，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倚赖这个极其巨大的土地资本积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得以如此迅猛的发展，GDP才能得以保持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水平。

而这种土地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就是建国以来坚持一贯的土地国有化制度——这实际上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最坚硬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就推倒这个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造，把土地所有权完全放到私人手中。

这样做市场自由化程度肯定很高，市场竞争会更加充分，但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成本就会十分高昂，获得今天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成果也一定会花费更为长久的时间。

——国家管理资源、能源产业与经济稳定。

一个国家的资源、能源产业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经济部门，其发展和供求状况既对下游产业的微观运行发生重要作用，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经济部门由国家完全垄断，进行统一国有化经营。

市场改革后，这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产业进入完全竞争领域，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造，由国内外私人资本承担投资、开发主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都作了这种选择）；另一个是不改变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府管理，但对原有国有化经营体制进行制度改造。

我们选择了后者。

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有合理性的。

改革后的产业能力和企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企业集团进入了世界百强。

特别是这个经济部门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统筹管理下，发挥着国民经济宏观稳定的战略职能，在保持稳定增长中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为下游企业提供了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产品，实际上是国家对全部工业化成本的补贴（这个重要成本因素不能忽视）。

此外，在国内民营资本还无力大规模进入这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阶段，由国家资本优势控股还可以避免国外大公司、大资本的战略控制。

——政府的强大经济组织力量。

中国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先天不足，一个是制度性问题，一个是公共产品问题。

从制度性问题看，中国没有重商主义传统和比较发达的近代工商业社会基础，计划体制又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活动。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是自下而上自发进行，而是执政党自觉改变观念，由政府推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有组织市场化改革。

这种政府组织行为包括提出改革方针、让出市场活动领域、缩减计划定价比例、改造国有企业、提供市场机制运行制度平台、管理市场秩序，等等。

可以说，在中国，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由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扶植起来的。

从公共产品问题看，中国幅员辽阔，市场经济全面启动，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非常突出。

现代交通网络谁来筹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谁来投入？大江大河谁来治理？国土规划谁来主持？等等。

当然，按照科斯原理，这些公共产品也可以在厘清产权的条件下由私人提供。

但几乎毋庸争议的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其交易成本一定会大得多，至少社会基础设施水平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改革开放30年，政府运用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为市场发展提供了规模宏大、配套完备的公共产品，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好评价，不是学理的论证，而是发展成果的证实。

仅以GDP计算的国家经济总量为例，1978年拥有9亿多人口的中国经济总量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只有1350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34110亿美元，增长了25.26倍。

在“金砖四国”(ＢＲＩＣ,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比较中，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546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61.23%，巴西的76.12%，仅仅比印度多377亿美元。

2006年中国的GDP为26847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倍，同德国并列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运作，也付出了很大成本。

以土地的资本积累为例，其后遗症就非常突出。

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重大群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普遍低价征地行为引起的。

同时，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从全国总体看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已出现向后工业化发展的势头，工业化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趋势逐步扩展。

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就越来越多的显露出来。

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国有垄断经济部门的发展和民营经济部门的发展不平衡，导致出现某些逆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倾向。

改革开放30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国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更为迅速。

根据2007年5月国资委网站公布的数据，仅国有重点企业的资产已达到16.0748万亿，加上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22.5万亿，总量为38.57万亿，相当于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6倍。

如果把金融、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石油、烟草、盐业等29个政府垄断行业的资产统统算上，这个总量还要大得多。

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本总量到底有多大，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权威统计，2007年企业实收注册资本中，国有企业资本占48.1%，国内私人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商企业的资本分别占28%、7.3%和8.7%。

如果这个统计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可以判断，我们今天的所有制经济主体仍然是国有制。

伴随国有制经济重新日渐强大，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对市场资源吸纳程度的差别越来越大。

以投融资为例，根据2007年的研究分析，城乡居民储蓄的92%以上进入国有银行账户，民营企业仅能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5%，而国有商业银行投向中小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只占全部贷款总额的1%。

民营企业的大量投融资行为只能倚赖高息运作的地下金融。

这里更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在每一轮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调控过程中，国有垄断部门的企业由于资金和资本实力比较雄厚，经济活动受到的影响较小，行业萎缩和企业倒闭的现象非常罕见，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日子则特别难过，企业倒闭相当普遍。

这样一轮一轮下来，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实力比较就越来越不平衡。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1991—1998年，我国个体工商户的年均增长为11.3%，但1999年只比1998年增长了1.28%。

从2000年开始出现绝对量下降，1999—2004年减少了810万户。

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国进民退的状况，对当前的社会就业与创业、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正在产生深刻影响。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经济的真实市场化程度，可能远不象许多研究报告讲的那样高。

毫无疑问，国有制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大的。

2002—2006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从3786亿元增长到12242亿元，年均增长34.1%；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上升到13937亿元，年均增长19.7%。

但是另一个统计分析数据也告诉了我们另外的情况。

1998—2005年，大型国有企业的年均利润和年均上缴税金增长分别为30%和20.1%；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8.6%和16.6%；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分别为9.9%、8.7%和4.6%。

这就是说，国有企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很大，对中央政府税收的贡献也很大（约为30%左右），对国民收入水平增长的贡献却十分有限。

这种增长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有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会越来越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会越来越多，国家会越来越富，但大多数老百姓却没有足够地分享到这种增长成果。

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规模巨大的资产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进行了内部管理者和职工收入的优先分配。

这种凭借国家垄断权力的优先分配，已经大大超过社会收入的平均水准。

根据有关研究机构的分析数据，我国目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和水电气供应等国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城镇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为1.07万亿，约占全国的职工工资总量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为9200亿元，其职工平均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14.06倍。

某些国有企业高层主管的薪金收入甚至达到令国人叹为观止的天文数字。

有关研究表明，如果除去国有垄断经济部门的高收入，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和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会明显缩小。

可见这种垄断利益的优先分配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影响有多大。

第二，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大量存在，这就使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自身改革的难度很大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的经济组织作用和管理作用特别强大。

如前所讲，瓦格纳定理可以为这种现象找到理论依据。

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我们的情况又同瓦格纳定理并非完全相符。

这里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按照瓦格纳定理，在工业化全面发展过程中，国家经济部门在数量和比例上都有一种内在扩大现象，以及政府功能和政府本身不断扩大的趋势，其原因都在于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扩大。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原有计划性功能虽然已经大量减少，但由于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大量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政府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力度明显增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出现强化趋势；与此同时，市场化发展又要求政府必须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的许多功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自身的改革就面临着种种难题。

首先，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机构精简，但改革开放以来的每次机构精简都没能逃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为什么？道理并不复杂。

根本原因就在于，虽然政府计划定价和在广阔领域内举办国有企业的功能大量减少，相应的政府机
构也减少，但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深入发展，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功能大量增加——现在还有许多明显缺位，这必然成为政府机构的增量因素。

与此同时，政府还直接管理着30多万亿资产的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各级政府参与实际经济活动的力度明显增强，各级政府利用财政和金融力量介入生产性投资和组织各种经济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显然是政府功能和规模的增量因素。

由此不难推断，在存在一个减量因素和两个增量因素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精简很难实现，政府规模不断膨胀的趋势很难避免。

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量为5.1万亿人民币，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0.7%、GDP的24.66%。

同年，美国的财政收入2.4万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28.5%、GDP的13.33%。

财政收入实际上是国民供养政府的一种成本。

也就是说，在中国需要用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供养政府，在美国只需用四分之一多一点的收入。

无论怎样讲，我们都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政府。

政府改革的又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不断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现在虽然政府审批项目已经减少了，但行政干预仍然在价格形成和要素配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某些方面给人们的感觉甚至更厉害了。

为什么？道理也不难解释。

因为政府依旧扮演管理者和经济人的双重角色。

作为市场管理者，政府努力按照市场规律改造自身管理方式的成绩不可否定。

但不要忘记，政府还是30多万亿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的经济人，其对所有者利益和经营者集团利益的坚决维护，同其他经济人并无差别。

政府作为如此庞大的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怎么能不对其运行所涉及的资源配置过程（例如煤、电、油、运）进行统筹调度和周详安排呢，这里就必然包括大量的行政干预行为。

再说，为了获得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的最佳运行效益，政府管理者行为真的能保证做到对所有市场经济人一律平等吗？
还有，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政府改革命题。

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已提出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几年过去了，这个事关长远稳定发展的战略性社会基础实施，也即是建立公共服务性政府的战略性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真正起步。

为什么？尽管具体因素可能很复杂，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政府的主体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建设，主体功能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政府体系和政府机构的权利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

从习惯大量掌握人权、事权、财权的功能转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对任何政府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这种改革几乎是一种革命。

没有坚定的改革信念和坚决的改革措施，改革是很难到位的。

同时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长期实行高增长——低保障，基本福利与保障项目的资金缺口很大，需要基本保障的人口基数也很大，如果不加快政府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并考虑重新设计巨额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格局，而仍依赖原有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来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改革与发展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中心问题已不在某些具体领域的改革推进，而是需要考虑对原有市场经济模式本身进行改革了。

现在我们面临一种微妙的选择。

从基本方面看，虽然出现了上述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是不现实的。

这种模式还有自己存在、发展的空间。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对其加以积极的改革和改造，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就可能不断扩大，甚至不排除出现某些市场化逆向发展的可能。

怎样对现在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和改造，关键在政府，在政府自身的改革。

政府改革应当坚定不移地向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前进。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不能回避的路径是政府权力结构的重新设置。

现在政府改革的办法，是保持原有政府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不动（内部调整），然后逐步扩大政府公共服务功能。

这样的结果一定会使政府延揽的事物越来越多，政府职权越来越大，市场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由此，合理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政府权力结构的调整、转换。

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和资源配置的领域要大量减少，政府主体职能和主要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

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遏制某些政府产业的垄断扩张趋势。

除少数政府必须独家垄断的行业外，其他垄断行业要放开大门，让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进来参与竞争。

各种所有制经济一律平等。

即使一些自然垄断行业需要有国家资本的实力占位，也要引入竞争机制。

现在一些国家垄断部门实行的所谓垄断竞争，其竞争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在此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政府的严格规制；竞争中出现的重大矛盾——例如产销衔接矛盾和产品定价矛盾等等，最终仍需要依赖“政府老板”的统一协调、统一指挥。

这种中央政府严格调控下的垄断竞争，同市场化的垄断竞争并不是一回事。

改革方向应当在这些垄断部门积极引入战略性民营资本，使其份额能有相当份量的话语权，形成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混合型的产权结构及法人治理结构。

只有当民营经济不但充分参与制造业和制成品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充分参与资源产品和其它初级产品的竞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
用的目标才能真正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