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文化漫谈

鱼文化漫谈
中国是一个渔业大国，有着悠久的捕鱼史，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渔业劳动中所形成的鱼文化，伴随着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一起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中国鱼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一章。

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从事捕鱼作业，这在考古发现中已被证实。

1983年，我国考古学家在辽宁省海城县位於一条叫海城河的右岸的小孤山仙人洞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用鹿角制作的用来射鱼的用具鱼镖头，加工采用了锯切、研磨等方法，在鱼镖头上还制成倒钩、正钩、锐尖和利刃，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捕鱼工具，可见当时的加工技术已经大有发展。

此外1955年还在河北省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出土了属新石器时代的一枚鱼镖和二枚鱼钩，鱼钩一枚长四公分左右，另一枚仅长两公分左右！并在鱼钩上使用了倒钩技术；1958年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牛场遗址发现属新石器时代一枚鱼钩；1952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商代遗址发现属商代的三枚鱼钩；1958年在辽宁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发现属春秋末战国初的一个渔钩坠子（和现在用的铅片、铅块作用相同），同时也发现了三枚鱼钩。

从考古发现来看，人类用以捕鱼的工具已十分精细、实用，可见当时人类的生活已与捕鱼业十分密切。

随着劳动的深化，鱼类不仅作为人类食物的可靠来源，同时也构成其精神世界的神秘意象。

鱼骨作为最早的饰物，决非原始人类唯美情感的宣泄，而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拜，并寄托着同化于大自然、受惠于大自然的祈望。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涂红、穿孔的草鱼眶骨，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判断的最早实证。

而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鱼图、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璜、玉块鱼图，更使中国鱼文化发展到了早期的高峰。

鱼类一旦摆脱了单纯的食用价值，成为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对象，鱼文化的系统便开始形成了。

数字看鱼
中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内陆疆土（包括平原、高山、高原、丘陵和草原、河湖）的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有着近2万公里海岸线、5000多个岛屿和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海洋国家，是环太平洋沿岸的海洋大国。

在我国所辖水域生存的鱼类品种繁多，从古至今都有记载。

《山海经》（公元前145年）中记载有48种，《本草纲目》（1590年）记载有50种，《福建通考》（1684年）记载有84种，朱元鼎的《中国鱼类索引（1931年）记载有1497种。

全球鱼的种类约26000种，在伍汉霖等于1999年所出版的《拉汉世界鱼类名典》中已列出有4621种分布于中国水域和海域，占到世界鱼类总数的17%。

我国不但鱼类品种多，渔业产量也居世界首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99年的统计数字前三名，已是中国的4151万吨遥遥领先秘鲁的843万吨、日本的593万吨。

先民们在长期的劳动中创造了文字。

当捕鱼作为当时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时，“鱼”字也随同其它文字一样被创造出来，中国的汉字中很早就有了象形的“鱼”字。

从原始社会的彩陶起，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单体鱼纹、双体鱼纹等鱼文化的图案。

早在三千年前殷代铜器上的铭刻和甲骨上的卜辞上已出现鱼的象形文字，殷到周朝初期鱼字大都用绘画刻在金属器物或龟甲、兽骨上，周代后朝，鱼字的头部及鳍就开始简化，到春秋战国时代，鱼字上的鳞片消失，尾鳍成火字，再变为四点。

秦代开始有篆字，此时鱼字上的背鳍及腹鳍都省略了，到唐宋以后直到现代书写的鱼字，从“鱼”字的演化过程可以了解到渔猎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了解“鱼”这个中国字渊源后，到底用到“鱼”这个字为部首（偏旁）的字又有多少呢？从统计看，古时候的《说文解字》有132字，清朝的《康熙字典》有632字，而到了现在可用计算机“国标码全字库”使用的鱼字旁字共收录了1075个字。

鱼书古记
古往今来，人们在捕鱼、吃鱼中，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鱼文化。

古书中的有关鱼的记载很多，如《易经》、《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尔雅》乃至于《本草纲目》及《说文解字》等都少不了有一些鱼类的相关记载。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本诗歌经典作品，创作于2500年前之春秋时代，在这305篇精选出的古诗中，出现的鱼类有鲂、鱮、鳟、鳢、鲦、鲿、鲨、鳣、鲤、鳏及鲜等。

《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一本人文地理志，也是一本集古代地方神话大全的古书。

其中叙述了不少的飞禽鸟兽及鱼类，特别是有图绘其形态，并予批注，非常有趣。

当然有不少鱼是怪鱼，应属神话中的鱼，亦即经过作者之想象，穿凿附会或过度夸张所绘出，而不是真正有这种鱼而到今天已灭绝的鱼类。

《闽中海错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水产动物志，最早的一部海洋生物专书。

这本书是1596年明代屠本畯氏所编撰，后来徐勃又写了《补志》。

这本书分三卷，凡鳞部即有鳞片的鱼类共有二卷，记载了167种鱼，介部是贝类和甲壳类则为一卷，记载有90种。

还有明朝黄省曾的《鱼经》，杨慎的《异鱼图赞》、胡世安的《异鱼图赞补》、《异鱼赞闰集》等，都对鱼类及捕鱼、养鱼活动有了详细的记载。

金鱼是古代宫廷或仕绅最常饲养的观赏鱼类，在宋朝初期由野生的金鲫鱼经长期的人工选择和培育而成，作为玩赏鱼饲养在皇宫大院和达官贵人家的庭院之中。

明朝屠隆的《金鱼品》及其后《金鱼谱》和《朱砂鱼谱》详细地介绍了金鱼的品种和饲养的方法。

写鱼唱鱼
随着社会实践，人们已经从捕鱼、养鱼、吃鱼发展到赏鱼、写鱼、说鱼、唱鱼。

《诗经·陈风·衡门》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意思是说：难道吃鱼一定要吃黄河里的鲤鱼?难道娶妻一定要娶宋国子姓贵族的姑娘?从这里我们知道，春秋时期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吃鱼有一种风气，以黄河里的鲤鱼为最好。

后来，鲤鱼一直是人们酒宴上的美味佳肴，而且还是人们送礼的珍贵礼品。

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说的是汉代的信函，用两块木板做成，一底一盖，刻作鲤鱼的形状，中间放置书信。

许多文人墨客借鱼抒怀，以鱼言志，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

如唐代诗人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骛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诗词作品及其饮食生活，都和鱼结有不解之缘。

如《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鳊鱼》：“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

谁言解缩颈，贪饵每遭烹。

”《携白酒鲈鱼过詹史君》：“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

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

”白居易认为鱼变化为龙在天上行雨很辛苦，不如为鱼逍遥自在。

（《点额鱼》：“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

”）范仲淹《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更是道出了捕鱼人的辛劳。

鱼的传说
悠久的中国历史孕育了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的民俗风情。

历史上很早就有龙为鲤鱼转化而来的传说：“龙门山，在河东界。

禹凿山断门一里余，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

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

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太平广记·龙门》)。

海岛渔民由传说而形成对龙的崇拜，形成龙信仰与龙风俗。

往昔渔民第一天出海时，都要跑到龙王庙或是抬龙王偶像到沙滩、港湾内举行海祭仪式，人们在供桌上摆上全猪、全羊或猪羊之首及黄鱼鲞、水果、糕饼和酒等供品，祭奉龙王。

在海岛的一些建筑物上，也颇能
体现龙崇拜与龙信仰，如渔家屋顶正中，塑上双龙戏珠，有的还在厨房灶头上塑上双龙呈祥或供奉龙王塑像等，东海渔家真是无处不龙。

除了“鱼跃龙门”的传说外，还有鲤鱼与仙人联系在一起的故事。

据西汉刘向《列仙传·琴高》记载，鲤鱼是仙人的座骑：“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

”《列仙传·子英》还有子英乘坐鲤鱼升天成仙，人们将鲤鱼视为“神鱼”的记载：“子英者，舒乡人也，善入水捕鱼，得赤鲤，爱其色好，持归着池中，数以米谷食之。

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翼。

子英怪异，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汝上背，与汝俱升天。

’即大雨，子英上其鱼背，腾升而去。

岁岁来归，故舍食饮，见妻子，鱼复来迎之，如此七十年。

故吴中门户皆作‘神鱼’，遂立子英祠云。

”此后，似乎乘坐鲤鱼就成为得道成仙的标志，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对俗》中就说：“夫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

是以萧史偕翔凤以凌虚，琴高乘朱鲤于深渊，斯其验也。

”
帝皇达官也爱鱼
古代帝皇和名人对鱼的爱好和崇拜的故事也不少。

剖晒鱼鲞，春秋时代就已开始。

《吴地记》载，吴王在海上作战时曾令兵士大量捕捉石首鱼充军食，吃剩剖晒后带回。

“吴王归，思海中所食鱼，问所余，所司云：‘并曝干’。

王索之，其味美，因书美下着鱼，是为鲞字”。

从此制食鱼鲞，古今皆颇盛行。

《家语》记载说：“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

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名其子也。

”国君鲁昭公把鲤鱼作为礼物送给孔子贺其得子，而孔子又名其子为“孔鲤”，可见人们对鲤鱼的看重。

唐代帝王对鲤鱼特别崇拜。

因为鲤鱼的“鲤”与唐王室和道祖老子的姓同音，鲤鱼也就大为沾光，得到了唐代帝王的大力保护和尊崇。

唐代统治者严禁捕杀食用鲤鱼，唐玄宗曾于开元三年二月和开元十九年正月两次下令“禁断天下采捕鲤鱼”(《旧唐书·玄宗纪》)，凡捕得鲤鱼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酉阳杂俎·鳞介》)。

唐高宗还规定：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必须佩带“鱼符”，用以辨尊卑、明贵贱，并用作上朝或应皇帝的召见或引见进宫的凭证，“鱼符”就做成鲤鱼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