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延续及其原因_邢来顺

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
延续及其原因
邢来顺
内容提要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当英、法等国的贵族及其特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击和被摧毁时,德国贵族却仍然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占据着行政、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关键职位。

造成德国贵族政治特权长期延续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它与德国政治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有关,贵族阶级采取了适时而进的“防御性”政治策略。

其次,德国贵族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贵族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贵族化成为贵族阶级在近代社会中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此外,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文化因素在保持贵族政治特权方面也有一定作用。

关键词　德国　贵族　政治特权
最近接触德国贵族史方面的文献材料,对于德国贵族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仍能长期保持强势政治特权不胜惊讶。

在中世纪的西欧,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和法国,贵族政治特权最初是建立在封建关系基础之上的。

君王与为之服务的贵族之间,由于采邑制以及供职于宫廷等原因,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共生关系。

在这种共生关系中,贵族必须发誓对自己的主人忠诚,为之服务,至死不渝;君王则必须尽力保护自己的臣属,这就是所谓的“相互忠诚”①(ｇｅｇｅｎｓｅｉｔｉｇｅＴｒｅｕｅ)。

这种共生关系奠定了贵族占据国家各领域重要职位的基础。

国王、诸侯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通常会指派忠诚的属下贵族执掌国家政权的三大支柱,即行政管理、军队和宫廷的事务,这些领域的重要和显赫职位也因此为贵族所独享。

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德国贵族与英法等国的贵族相比却呈现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英、法等国,贵族阶级及其封建政治特权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中受到沉重打击乃至摧毁。

德国则不然,贵族阶级长期把持着国家政权,其政治特权甚至延续到现代社会。

19世纪初资产阶级“大改革”后,德国虽然在经济上迅速资本主义化,政治上却呈现保守状态。

贵族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有明显优势,继续占据着国家行政管理、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职位。

甚至1919年建立了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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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统治地位的魏玛共和国以后,贵族在占据重要职位方面仍令人刮目相看。

①本文拟考察这一令人费思的德国历史现象并探究其成因。

一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属于所谓的贵族民族(Ａｄｅｌｓｎａｔｉｏｎ),贵族是国家的体现和国家政权的当然承载者。

②在这一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为自己的诸侯服务”。

因此,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职位都被贵族垄断。

准确地说,并非所有的贵族都是国家行政官员,但国家行政官员必须出身于贵族。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

德国行政管理类官员是由为国王和诸侯宫廷服务的“宫廷国家臣仆”(Ｈｏｆｓｔａａｔｓｄｉｅｎｅｒ)演变而来的。

由于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共生关系,君主们在选择行政官员时通常首先考虑贵族。

因此,在早期的国王和诸侯宫廷中,从内廷总监到典礼官无一不由贵族担任。

起初,占据着行政管理阶层职位的贵族多半是土地贵族的庶子。

由于封建长子继承制的限制,他们不能像长子一样继承地产,只能通过在国家机关中获得一官半职谋生。

然而,这对他们而言并非坏事。

他们不仅因此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因贴近君王而可以讨取君王的欢心,从君王那里得到地产、赠物等赏赐,并因此提升自己的威望和社会地位。

当然,进入近代后,也有极少数富有的市民因为“侍候”君王有功而被册封为贵族。

16世纪初,富豪雅可布·富格尔就因为资助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而晋升为贵族。

③由于辞退或替换某位官员完全取决于君王一念之间,因此攀附君王成了贵族提升本家族地位的最重要途径。

德国大文豪席勒的名作《阴谋与爱情》(ＫａｂａｌｅｕｎｄＬｉｅｂｅ)即反映了德国宫廷中这种不正常的君臣关系。

④这种君臣关系的结果是:贵族官员将君王而非国家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君王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断强化贵族对行政管理职位的控制。

19世纪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国家管理职能不断加强和细化,官员人数因此大增。

人数较少的贵族在无法垄断所有官职的情况下,转而将对官职的独占权变为一种优先权,选取要职占据之。

以普鲁士为例,在19世纪初改革之前,所有的县长职位都被贵族独占。

1820年到1845年间,贵族官员在普鲁士各级政府和省级主席团中所占的比重由25%上升到了33%。

在一些具有影响力的58
①
②
③④德国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

相关主要著作有:施特凡·马里诺夫斯基:《从国王到元首:德意志帝国到纳粹国家时期德国贵族的社会衰落和政治激进化》(Ｓｔｅｐｈａｎ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ＶｏｍＫöｎｉｇｚｕｍＦǜｈｒ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ｅｒＮｉｅｄｅｒｇａｎｇｕ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ｉ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Ａｄｅｌ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ＫａｉｓｅｒｒｅｉｃｈｕｎｄＮＳ-Ｓｔａａｔ),柏林2003年版;英格劳勒·Ｍ.温特:《德国贵族群体画像》(ＩｎｇｅｌｏｒｅＭ.Ｗｉｎｔｅｒ,ＤｅｒＡｄｅｌ.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Ｇｒｕｐｅｎｐｏｒｔｒäｔｍｉｔ57Ａｂｂｉｌｄｕｎｇｅｎ),维也纳、慕尼黑、苏黎世、纽约1981年版;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主编:《1750—1950年的欧洲贵族》(Ｈａｎｓ-ＵｌｒｉｃｈＷｅｈｌｅｒ,Ｈｇ.,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ｒＡｄｅｌ1750-1950),哥廷根1990年版;海因茨·莱夫主编:《精英的现代转型》(ＨｅｉｎｚＲｅｉｆ,Ｈｇ.,Ｅｌｉｔｅｎｗａｎｄｅｌｉｎ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第2卷《20世纪德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及转折》(ＡｄｅｌｕｎｄＢǜｒｇｅｒｔｕｍ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ｌｉｎｉｅｎｕｎｄＷｅｎｄｅｐｕｎｋｔｅｉｍ20.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柏林2001年版;海因茨·莱夫:《19和20世纪的贵族》(ＨｅｉｎｚＲｅｉｆ,Ａｄｅｌｉｍ19.ｕｎｄ20.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慕尼黑1999年版。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专章论及德国贵族的特权问题,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著:《德意志帝国,1871—1918》(Ｈａｎｓ-ＵｌｒｉｃｈＷｅ-ｈｌｅｒ,Ｄａ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Ｋａｉｓｅｒｒｅｉｃｈ1871-1918),哥廷根1977年版等。

于尔根·米罗:《没有民族历史的德国史》(ＪǜｒｇｅｎＭｉｒｏ,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ｋｅｉ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ｓｃｈｃｉｈｔｅ: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ＥｉｎｈｅｉｔｕｎｄＭｅ-ｈｒ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Ｖｏｌｋｓｚｕｇｅｈöｒｉｇｋｅｉｔｕ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格恩巴赫2002年版,第213页。

赫尔姆特·Ｍ.米勒:《德意志史精粹》,第94页。

《阴谋与爱情》取材于当时的德国现实。

某公国宰相为了迎合公爵的需要,不惜毁掉自己儿子的幸福爱情,让其充当公爵情妇的表面配偶,儿子成了这位宰相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

阿诺尔德·豪泽:《艺术和文学社会史》(Ａｒｎｏ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ｇｅ-
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延续及其原因
职位占有方面,贵族拥有绝对的优先权。

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以后,普鲁士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顶级职位仍然几乎处于“贵族垄断”状态。

①1879年到1888年罗伯特·冯·普特卡默担任普鲁士国务大臣期间,进一步采取保守性的公职人员政策,明确贵族对重要公职的优先权,以确保传统贵族的统治。

②结果,贵族对重要官职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1910年,普鲁士多数要职仍被贵族占据。

在国家级官员方面,11名国务大臣中,有7名出身贵族。

在地方封疆大吏里面,12位省长中,有11人出身贵族;36位行政专区主席中,贵族占据了23个。

其他职位方面,从中央到地方,贵族在各重要实权部门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只有对专业知识有较高要求而贵族无法胜任的法院等系统是例外。

③在所谓的后备行政官员队伍中,贵族出身者所占比例不降反升。

1890年,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候补官员中有40.4%是贵族,1900年的比重为44.6%,到1914年时,这一比例达到了55.5%④。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8年,仍有55%的候补文职人员是贵族。

其结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欧洲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时,政治上却仍然受着脱胎于封建农业社会的贵族精英的统治。

宫廷和行政管理领域的贵族官员人数多达24,000人⑤。

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作为贵族特权守护者的君主制在德国垮台,魏玛共和国成立,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德国政治生活的主导权。

然而,德国贵族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并未因此而消亡,他们仍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职位。

例如,莱茵巴本的维尔纳男爵应艾伯特总统之邀,于1923年出任总理办公厅国务秘书。

贵族出身的兴登堡更是于1925年登上魏玛共和国总统宝座。

这位“贵族”总统的智囊也多为贵族,围绕在其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诸如弗里茨·冯·欧伦堡伯爵,保守党议员埃拉德·冯·奥尔登堡-雅努绍,库尔特·冯·施莱歇尔,瓦尔特·冯·希佩尔以及弗兰茨·冯·巴本等,皆为贵族出身。

贵族在行政管理领域仍保持巨大影响力的最典型例子是,弗兰茨·冯·巴本在1932年6月出任德国总理后,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男爵内阁”。

在这一内阁中,旧贵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诺伊拉特的康斯坦丁男爵为外交部长,盖伊尔的威廉男爵为内政部长,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为国防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为财政部长,布劳恩的马格努斯男爵为给养部长和东方移民专员,埃尔茨-吕贝纳赫男爵为邮政和交通部长。

整个内阁之中,只有经济、劳工和司法部长为非贵族出身。

可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贵族对行政管理领域重要职位的独占特权只是变成了“优先权”而已。

甚至1933年纳粹上台后,贵族在德国的行政领域内仍具一定的影响力。

巴本就曾出任希特勒内阁的副总理。

鉴于上述现象的存在,德国著名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无奈地指出:“直到1918年甚至更晚时候,贵族在这一领域以及其他关键职位方面的比重依旧很高。

”⑥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德国,贵族是外交官的不二人选。

外交部门的各种重要官职几乎被贵族统揽,至于派往巴黎、圣彼得堡、伦敦等所谓的“古典宫廷”的外交使节,更是需要高级贵族出任。

外交机构也因此成为贵族政治特权烙印最明显的地方。

让人惊讶不已的是,进入近代晚期直至现代社会后,这种传统在德国仍然保持着巨大的活力。

59
①②③
④⑤彼得·勃兰特:《普鲁士国家社会史》(ＰｅｔｅｒＢｒａｎｄｔ,Ｐｒｅｕβｅｎ.Ｚｕｒ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ｅｉｎｅｓＳｔａａｔｅｓ),柏林1981年版,第135页。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第73页。

格哈德·Ａ.里特尔:《1871—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ＧｅｒｈａｒｄＡ.Ｒｉｔｔｅｒ,Ｄａ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Ｋａｉｓｅｒｒｅｉｃｈｔ1871—1914.Ｅ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Ｌｅｓｅｂｕｃｈ),哥廷根1977年版,第70页。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第77页。

英格劳勒·Ｍ.温特:《德国贵族群体画像》,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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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尽管如此,贵族仍然是外交部门各种重要官职的主导者。

根据统计,1871—1914年,德国共派出了548名外交官,其中贵族出身者为377名,占总数的69%,且多为高级职位。

①非贵族出身者只能担任其中无关紧要的职位。

有学者在论及这一时期德国外交官员的背景时指出,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出自贵族家庭,大使级外交官更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高级贵族或旧的乡村贵族,只有派驻巴黎的舍恩男爵来自贵族化的工业家家庭”②。

1914年,德国外交机构的较高职位分别由8位侯爵、29位伯爵、20位男爵、54位没有头衔的贵族以及11位资产阶级人士所占有③。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有关法律明文取消了贵族的各种特权。

④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德国政府在外交官的选拔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是,在任命外交官时,仍然根据出身经历进行严格的区分。

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贵族在外交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较高的外交官职只能由贵族担任,只有领事馆的一些低级职务才可以由资产阶级出任。

于是,在任命大使和领事时形成了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阶级区别”和“社会限制”。

在魏玛共和国外派的大使和公使中,贵族出身者仍然占半数以上。

20世纪20年代中期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主政德国外交政策时期,这位资产阶级酒店店主和啤酒商的儿子却丝毫不为资产阶级谋利益。

在他手下,人们几乎看不到资产阶级人物获得较高的外交官职,他依然只对贵族担任高级外交官职感兴趣。

到1930年,德国派驻外国的20个大使和公使中,只有6位出身资产阶级,其他人都是贵族出身。

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一些最重要的外派大使和公使职位也多半由贵族担任。

1934年,德国派驻外国的20个重要使节职位中,有13个是由贵族把持的,其中有毛奇伯爵、舒伦堡伯爵、韦尔泽克伯爵和韦德侯爵等。

1939年,里宾特洛甫主管德国外交事务,纳粹德国的20个高级驻外使节中,有14个出身于贵族门第⑤。

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后,阿登纳政府的外交部几乎成了贵族宫廷。

阿登纳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就是一位贵族。

布伦塔诺的祖先来自意大利,他的祖父在1888年晋升为黑森贵族。

在布伦塔诺主导之下,一些重要的外交官职位仍然被贵族霸占着。

其中,驻巴黎大使由冯·马尔灿出任,驻伦敦大使由汉斯·海因里希·赫尔瓦特·冯·比特菲尔德担任等。

对军官职位的垄断和独占是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最生动体现。

从贵族的起源看,最初的德国贵族就是那些战斗勇敢、功勋卓著的武士。

他们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领地,捍卫自己的君主。

而中世纪的贵族骑士阶层也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战斗、狩猎,甚至抢劫等就成了德国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贵族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武士贵族”(Ｋｒｉｅｇｅｒａｄｅｌ),即一个为战争而生存、为生存而战争的群体。

但是,由于贵族阶层本身人数有限,在各类军事活动中,不论是捍卫、扩大自己的领地,还是服务于诸侯、国王、皇帝,他们都只能以将领的身份保持着对军队的控60
①
②③④弗兰西斯·Ｌ.卡尔斯滕:《1945年前普鲁士贵族及其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ＦｒａｎｃｉｓＬ.Ｃａｒｓｔｅｎ,“Ｄｅｒ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Ａｄｅｌ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ｉｎＳｔａａｔ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ｂｉｓ1945”),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主编:《1750—1950年的欧洲贵族》,第120页。

英格劳勒·Ｍ.温特:《德国贵族群体画像》,第132页。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第76页。

根据魏玛宪法第109、128款等的规定,所有的德国公民在担任公职方面是平等的、“没有区别的”。

《1919年8月11日德意志国家宪法》(Ｄｉ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ＲｅｉｃｈｓＶｏｍ11.Ａｕｇｕｓｔ1919),乌多·绍特:《1815年以来的德国史:资料、事实和文献》宪法卷(ＵｄｏＳａｕｔｔ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ｓｅｉｔ1815:Ｄａｔｅｎ,Ｆａｋｔｅｎ,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Ｂａｎｄ2,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ｅｎ),蒂宾根2004年版,第167、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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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指挥权。

就君王而言,他们一般也只会任命忠诚可靠的贵族作为自己军队中的军官。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贵族独占军官职位的传统和文化,贵族成为各级军官的特权人选。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德国贵族对军官职位的垄断权并无本质上的改变,这一点在奉行军事立国的普鲁士得到最集中的体现。

17世纪中期,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建立了专门的贵族军官学校(Ｋａｄｅｔｔｅｎｓｃｈｕｌｅ),让那些没有地产继承权的贵族(容克)子弟以服役形式入学,形成了一个贵族军官阶层,从而达到缓和贵族反抗并利用贵族为其统治服务的双重目的。

从此,经济拮据的普鲁士乡村贵族子弟大多从戎谋生,以效忠君主、为君主服务为荣。

普鲁士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没有地产继承权的贵族子弟都会被送到军官学校,接受军事教育。

一些著名的德国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都来自于贵族军官学校。

西方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年仅12岁时就到波茨坦当了士官生,期望通过效劳于国王而振兴没落的家族。

著名军事家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冯·毛奇(老毛奇)年仅11岁便进入军校学习。

贵族于是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核心支柱,军官职位也成为贵族特权的标志之一。

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即使最愚蠢的普鲁士贵族子弟”也有在军官团中谋生的机会。

①此后,随着普鲁士军事影响力的扩大,这种传统很快扩散到整个德国。

在18世纪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视贵族为军官队伍的最合适的候选群体。

他曾明确宣布:“对我而言,贵族在军队中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②因此,贵族对军官职位的独占性有增无减,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出身世袭贵族。

此后,尽管也有极少数杰出的非贵族等级出身者进入军官群体,但他们最终都免不了要贵族化,最典型例子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沙恩霍斯特。

沙恩霍斯特曾在19世纪初推动普鲁士军事改革,提出了根据才干选拔军官的主张,试图取消贵族对军官职位的独占特权。

但是,这一主张遭到贵族们的强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

不仅如此,他自己也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晋升为贵族,最终成为贵族行列中的一员。

19世纪上半期,由于法国大革命对封建等级秩序的冲击和现代技术兵种的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贵族再也无法独揽军队中的军官职务,军官团队中出现了少数市民阶级出身的下级军官。

这些市民出身的下级军官主要分布于传统贵族军官无法胜任的炮兵、工程兵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兵种之中。

尽管如此,贵族出身的军官在普鲁士军官团所占比重仍然高达90%以上。

19世纪下半期,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军队规模扩大、军事科技的发展以及贵族等级自身人数的限制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贵族阶层对军官职位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资产阶级子弟在军官队伍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但贵族集团对军队的控制丝毫没有放松。

他们通过以质量换数量的方式,通过控制高级职位,继续保持自己在军官职位方面的优势地位。

例如,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军官团中有2/3的成员出身于资产阶级。

1913年,资产阶级军官的数量更是占了4/5。

但是,资产阶级军官在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改变贵族在军官队伍中的优势地位。

贵族子弟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军官职位。

普鲁士及德国武装力量的首领都必须由贵族担任。

到1918年为止,德国所有的陆军大臣都出身于贵族。

著名的总参谋部首脑及其副官,如毛奇、兴登堡、瓦德西等都是贵族出身。

在当时德国25个集团军的将军中,有22个出身于亲王和贵族,另有3位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也已经贵族化。

在师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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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施特凡·马里诺夫斯基:《从国王到元首:德意志帝国到纳粹国家时期德国贵族的社会衰落和政治激进化》,第201页。

曼弗雷德·施伦克主编:《普鲁士政治文化论集》(ＭａｎｆｒｅｄＳｃｈｌｅｎｋｅ,Ｈｇ.,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Ｂｅｉｔｒäｇｅｚｕｅ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ｕｌｔｕｒ),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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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贵族出身者也占据2/3以上。

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军官中构成的形势是:级别愈高,贵族所占比重愈大;级别愈低,资产阶级所占比重愈大。

即便有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杰出军官,最终都免不了会通过册封而晋升为贵族。

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就有170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军官由于战绩突出被册封为贵族,可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兮。

①对于上述情况,资产阶级自然有所不满。

1910年,一位资产阶级议员就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公开抱怨:在军队中,团级以上职位都让贵族军官给占据了。

②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与前文所述行政和外交部门的状况一样,贵族在德国军队中的影响力并未随之消失。

魏玛德国时期,贵族军官在军官团中,特别是在高级军官阶层中仍占据明显的优势。

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战败后的德国军队总人数不得超过10万人。

新建立的德国国防军只能通过加强兵员的个人素质来弥补军队规模的不足。

当时负责德国军队建设的贵族将领汉斯·冯·泽克特,在其名著《德国国防军》一书中力主依据“旧有军队遗传之传统”重组德军,从旧军队的军官中选拔经验丰富和年轻者到新国防军中。

于是,军事经验丰富的贵族军官就成了德军吸纳的主要对象,军队实际上又回到了贵族的控制之下。

③1919年,德军的12个将军中有10位出身贵族,只有两位出身于资产阶级。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军队中出身贵族的军官占军官总数的20%,与德意志帝国时期贵族在军官中的比重相同,而同期贵族阶层在德国总人口中的比重是0.1%。

因此,贵族军官在德国军官中所占比重是极不正常的。

到1929年,德国国防军中的贵族将军仍占德军最高级别将军总数的一半。

纳粹统治时期,贵族在德国军队中的优越地位依然非同一般。

9个最高级将领中贵族占据了5个,超过一半。

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纳粹军队中仍有两位贵族军官据于显赫位置,一位是海军总司令路德维希·冯·弗雷德堡,另一位是空军总司令赫尔·冯·格莱姆。

其中,弗雷德堡与武装力量总司令一道签署了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盟军在德国推行非军事化政策以及新建立的联邦德国在军队中推行民主化意识教育,摧毁了滋生贵族军事特权的文化根基,贵族在军队中终于没有了往日那种呼风唤雨的特权地位。

二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德国贵族之所以仍能在政治上呈现强势地位,把持国家政权,在行政、外交和军事等领域保持强大的特权,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与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德国贵族在近现代社会之所以仍能保持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与德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贵族统治阶级适时而进的“防御性”④统治策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62
①
②
③④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德军总参谋长(1916—1918年)的鲁登道夫(ＥｒｉｃｈＬｕｄｅｎｄｏｒｆｆ)是一个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缘故没有进行贵族的晋升,鲁登道夫也因此成为唯一没有贵族化的高级军官。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帝国经济—社会史,1867/71-1914》(ＫａｒｌＥｒｉｃｈＢｏｒｎ,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ｕ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Ｋａｉｓｅｒｒｅｉｃｈｓ,1867/71-1914),斯图加特1985年版,第81页;格哈德·Ａ.里特尔:《1871—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第97页。

海因茨·莱夫主编:《精英的现代转型》第2卷《20世纪德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及转折》,第160页。

德国学者在论及德国现代化问题时,常使用这一词汇来表达德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可以参见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国社会史》第1卷《从旧帝国的封建主义到改革时代的防御性现代化,1700—1815年》(Ｈａｎｓ-ＵｌｒｉｃｈＷｅｈｌ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Ｖｏｍ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ｕｓｄｅｓＡｌｔｅｎＲｅｉｃｈｅｓｂｉｓｚｕｒ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Ｒｅｆｏｒｍäｒａ1700-1815),
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延续及其原因
用。

在这种适时而进的“防御性”策略之下,德国贵族阶级能够“先发制人”,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和满足某些“革命”要求,实现与新时代的对接,进而达到驾驭时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利益的目的。

这种策略的成功极大地巩固了贵族地主的统治地位。

起始于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是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奠定了日后“德意志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础”①。

推动这场改革运动的直接诱因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军所及之处大力推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沉重打击了德国封建势力。

德国各邦统治者在革命的潮流面前“被迫”做出自上而下的自我调整,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

普鲁士是19世纪初德国改革运动的代表以及日后德国政治生活的长期主导者,其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具有明显的“防御性”特征,目的在于确保传统贵族的统治地位。

首先,普鲁士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在旧贵族看来是“最好的……方式”,即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暴力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②。

对此,贵族出身的改革推行者施太因、哈登贝格等人毫不隐讳。

施太因曾指出:“从旧事物形态向一种新秩序的过渡绝不允许过于激烈。

”哈登贝格也宣称,“一次好的意义上的革命……是通过政府的智慧而不是通过内部或外部(暴力的颠覆)……”③为了防止革命带来的伤害,保护传统贵族的统治,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④。

其次,改革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贵族地主的利益。

面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普鲁士贵族意识到,要生存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防御性”改革,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在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

⑤哈登贝格曾指出:“如果认为我们只要更加墨守旧秩序,无情地排斥新原则,就能有效地抗拒这场革命,那是幻想。

”“任何拒绝接受它们的国家都注定要屈服或灭亡。

”⑥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普鲁士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最柔和的”改革,实现贵族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过渡,最大限度地保障传统统治阶级的利益。

而结果也证明,这场改革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和照顾贵族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它使普鲁士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整个社会呈现新旧结构重叠的特征。

以农业改革为例,施太因颁布的“十月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

但是,作为被解放对象的农民仍需负担繁重的地租、徭役等封建义务,贵族地主则仍保留着领主裁判权、警察权等控制农民的特权。

⑦结果,贵族地主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

他们的大地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一百多万公顷,还从农民手中得到了大笔的赎金。

他们利用改革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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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
④⑤
⑥⑦托马斯·尼佩代:《德意志史,1800—1866:市民社会与强国》(ＴｈｏｍａｓＮｉｐｐｅｒｄｅｙ,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1800-1866:ＢǜｒｇｅｒｗｅｌｔｕｎｄｓｔａｒｋｅｒＳｔａａｔ),慕尼黑1984年版,第31页。

曼弗雷德·施伦克主编:《普鲁士政治文化论集》,第185页。

艾伯哈德·奥特班特:《插图德国史》(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Ｏｒｔｈｂａｎｄｔ,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ｅｒｔ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慕尼黑1963年版,第271页;曼弗雷德·施伦克主编:《普鲁士政治文化论集》,第185页。

拉尔夫·达伦道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Ｒａｌｆ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慕尼黑1968年版,第49页。

汉斯-约阿辛姆·舍普斯:《普鲁士国家史》(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Ｓｃｈｏｅｐｓ,Ｐｒｅｕｓｓ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ｅｉｎｅｓＳｔａａｔｅｓ),柏林1967年版,第118页。

科佩尔·Ｓ.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4页。

汉斯-约阿辛姆·亨尼希:《1815—1860年德国社会史发展资料》(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Ｈｅｎｎｉｇ,Ｑｕｅｌｌｅｎｚｕｒ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