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
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 概述说明
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概述说明1. 引言部分的内容：概述：本文将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
票号作为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曾在山西地区兴盛一时，然而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落。
通过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衰落与衰退以及经验总结与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旨在从历史角度审视山西票号，并总结其中的教训和启示，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结构：本文分为引言、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山西票号的衰落与衰退、山西票号的经验总结与启示以及结论五个主要部分。
首先，我们将在引言部分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目标。
其次，在第二章将详细讨论山西票号的兴起过程及原因、发展特点和规模；第三章将分析影响山西票号衰落与衰退的因素、管理问题以及经济环境变化对其造成的影响；第四章则会对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总结，并探讨借鉴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启示；最后，在结论部分将对研究内容和观点进行回顾总结，展望山西票号的前景并提出相应建议，同时也会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深入研究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揭示其兴起与衰退之因，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希望通过对山西票号历史发展的回顾与剖析，能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此外，本文还旨在加深人们对历史商贸实践中种种因素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其对商业发展产生影响的认识，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山西票号经验与教训的视角。
2. 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2.1 背景介绍:山西票号是中国古代贸易金融机构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
山西地处中国的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荣的地区之一。
在明代中叶之前，山西的商人主要从事商品交易和本币贷款业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的增加，山西商人开始开设票号，这为他们提供了更为便利和灵活的货币流通方式。
2.2 兴起过程及原因:山西票号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山西商人具备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广泛的商业关系网络，在商品贸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作者：李鹏杰来源：《中国市场》2016年第27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会计实务的角度对其兴衰原因进行了研究，接着就山西票号对我国会计发展提出的贡献进行了总结，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针对性地提出山西票号对我国会计发展的借鉴意义。
希望当代会计能够引以为鉴，更好地健康发展，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山西票号；中国会计的发展史；借鉴意义[DOI]101.3939/jcnkizgsc20162.71.3.71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晋商对中国商业和社会发展的颇多贡献中，他对中国乃至世界会计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做出的贡献当然也是不容忽视的。
纵览近20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也不乏重复研究及就地徘徊的现象，特别是在晋商对中国会计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一领域，关注的人并不多，而且研究成果大多出自近10年。
因此通过对晋商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分析和梳理可以让我们对晋商、对中国会计发展的贡献有一个全新和具体的认识，能对当今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启迪，有助于我们对新问题的解决和对新经济形式下会计的认知与学习。
2晋商的起源及发展2.1晋商的起源山西位于太行山以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环山，环境封闭。
自汉代以来就有几条官道穿行其中，促进了山西人的物质流转观念。
先秦时期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
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经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
票号为何产生于山西
票号为何产生于山西票号为何首先产生于山西而不是工商业更为发达的江浙山西票号是我国明清时期的一种经营货币融通的金融信用机构。
早期主要的业务是承揽汇兑，之后也开始进行部分的存放款等业务和清政府的财政金融业务。
山西票号的产生与我国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我国的近代社会对外贸易过程中国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的刺激，国内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前期，在康熙和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商品货币经济随之繁荣起来。
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市场的大规模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的形成之中。
而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于商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流通范围，同时对于资金融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就促使我国原有封建的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的兑换范围，逐步开始过渡到了信贷阶段。
我国明清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初步发展，对金融信贷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尤其是银币的广泛使用，从明英宗时期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至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各项都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
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重大进步。
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
至明末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
17 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
而当时货币地租开始发展盛行，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货币经济的充分发展。
经营资金融通业务的机构如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在雍正年间，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
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
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而我国明清时期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山西票号兴起与衰败的原因
山西票号兴起与衰败的原因分析一、兴起的原因一般认为票号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的问题，而依赖镖局运送现银进行货款清算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因此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票号便产生了。
这实际上只是票号产生的背景而非原因。
票号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其产生需要两方面的因素：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松弛；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使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变得有利可图。
1、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放松明清时期，政府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控制逐渐放松，使得民间自由的商业贩运贸易活跃和大商业资本兴起。
典当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行业，但在明代之前主要是由寺庙和官府所经营，从明代开始允许自由经营，出现了山西、福建、徽州等地典商为突出代表的地域性典当业行帮。
清代则出现了皇当、官当、民当多头并举的局面，政府将当铺纳入征税体系，开业者须先呈报申请、领取当贴，并使用法律、行政手段对典当业进行调整和规范，民间开设当铺已经完全合法化。
钱庄产生于明代中后期，最基本的业务是钱币兑换，后来逐渐发展出存放款、发行兑换券、票据结算业务。
票号产生前，清代还出现过印局和账局两种金融机构。
印局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一种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贫民、小商小贩融资需要而产生的民间小额借贷组织，其主要业务是发放印钱。
账局亦名账庄，是专营交款、放款业务的金融组织，大约产生于清雍正、乾隆之交。
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交子、会子、关子虽都具有汇兑或纸币的性质，但这些金融机构主要是由官府所控制，并与政府财政密切相关。
民间性和商业性的票据至迟在明中后期已经出现，并得到政府的默许。
这些票据的名称有“会票”、“期票”、“兑票”、“粮贴”、“钱贴”（凭贴、兑贴、上贴、期贴）等，具有汇票、支票、本票的性质。
总之，以上情况说明明清时期私营金融机构已经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政府也允许存放款、银钱票、会票等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的经营。
票号的兴盛与衰亡(上篇)
作者： 马长林
出版物刊名： 浙江金融
页码： 75-77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2期
摘要：正由山西商人创设的票号是近代中国金融领域的一朵奇葩,它从经营汇兑起家,凭着恪守信誉、同官府的密切关系等使实力快速增长,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一度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然新式银行开始纷起使其业务受到极大影响,辛亥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其衰亡。
真可谓其兴也速,其衰也急。
因经营远地汇兑脱颖而出票号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源于山西商人适应汇兑需要的转型发展。
山西票号兴衰启示
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作者：瞿盼旺来源：《财讯》2019年第03期摘要：山西票号，一个中国特有的金融现象，为我国的金融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构建的金融经营模式被世界津津乐道。
山西票号的兴荣与衰败值得我国现代汇票，现代商业银行的借鉴，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以史为鉴，只有跟上形势的变化，才能与时俱进。
关键词：票号;钱庄;汇兑;银行一、山西票号起源及发展（1）票号起源与发展一是萌芽阶段。
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在北京开设商铺，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需要给在山西老家的总号送回银两。
镖局运现银，成本高且不安全。
于是，西裕成颜料庄雷履泰率先开始以拨兑的方式承办捎银两事宜，商户只需要将现银交到西裕成的北京分號，再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而商户持信件就可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
当然，颜料庄也会收取一部分汇费。
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红火。
东家们决定，干脆专营汇兑业务，“日异昌”票号由此成立。
二是发展阶段。
“日昇昌”设立以后，山西商人纷纷成立票号。
19世纪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商人增加了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票号业的规模迅速扩大。
山西票号商人们在全国多个城市广设分号，足迹遍布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重要城市，甚至到了香港。
三是成熟阶段。
19世纪后半期，经营者们积极争取到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使票号经营有了更为稳健的基础。
至此，山西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2）山西首创票号的原因一是晋商资本雄厚：据史料记载，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二是经营活动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活动，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
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三是商号之间需要：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
为了解决现银运输问题，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2011高考历史材料题(世界史部分)
高考历史材料题（世界史部分）1“认识你自己”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话题。
关于“人”的认知，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主张，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嫉）恶焉。
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
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名分）乱理（法度）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荀子》（1）材料一提出了什么主张？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指出这些主张的目的。
（8分）材料二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信并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和人的伟大，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死后“升天”，二是对现实美好生活的享受；人的各种欲望不应该加以抑制，而应当予以满足。
——人民教育出版《历史教师用书》（2）材料二中的主张与材料一相比有什么不同？分析这些主张产生的原因。
（8分）材料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是彼此分割、孤立的，而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正是在社会关系中才形成了人的本质，认知人性不能缺少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认知。
人类也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3）材料三中，马克思主义关于认知“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观点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6分）（4）综合上述内容，简要谈谈正确认知“人”的重要意义2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人类认识、利用、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演进的。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天行有常,不为荛存,不为桀忘，······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知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论》（1）概括材料一的主要观点，指出其产生的原因。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既有自身内部存在的弊端，又有外部经济、政治变动的冲击。
探析其衰亡的原因，从中获得的最大启示为：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山西票号在其长达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挫折，又数次崛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中外闻名。
然而，在清末经济危机困扰下，在与现代银行的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经辛壬变乱[1]后，一蹶不振。
虽有不少有志之士曾努力欲挽救票号于危难之中，终因回天乏力，山西票号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探究其衰亡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一、山西票号衰亡的内因（一）缺乏正式的对经营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及对其经营行为的审计、监督机制，造成总经理（大掌柜）责权利严重失衡。
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
虽然该制度在现在看来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当时所实行的“两权分离”制度，只是赋予总经理无上的权力，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类似现在的审计和监事会之类的机构对经营者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
总经理只负盈、不负亏，票号盈利多总经理获利也多，但票号发生亏损则由财东负责，总经理不负任何责任。
这种“利益共享，风险不共担”的责权利失衡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极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使经营者对资本利润的追求增强，而对资本安全的考虑减弱，从而加大票号经营风险。
主要表现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票号一改一贯谨慎的作风，经营者在没能审时度势，明辨政治、经济动向的情况下就大量放款，使票号在20世纪初形成放款远远超过存款的局面。
结果，在辛亥革命后，因大批工商企业破产从而票号放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致使众多票号遭挤兑而搁浅倒闭。
（二）票号放款皆为信用放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倒账风险。
不可否认，信用放款在经济景气时期对于票号扩大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曾起过重要作用，票号经营前期信用放款风险也确实较小。
但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
晋商票号发展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启示
简介晋商票号
票号鼻祖——日升昌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 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 （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 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 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 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 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 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 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 镇增设五个分号。 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 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 即获利583762银两。
浅析晋商票号兴衰原因 兴盛原因
外部原因
•货币经济发展 •政治稳定 •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 •早期金融组织的铺垫
内部原因
•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 •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 •信誉借贷 •政治资本雄厚 •利润分配，人力入股
浅析晋商票号兴衰原因 衰败原因
对现代中国公司扩张的启示
1.必须要有适当的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 2.可以适当依赖政治资本，但不可以彻底倾向 政治资本 3.必须保持创新，不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对现代中国公司扩张的启示
1.必须要有适当的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
对现代中国公司组织与管理的启示
2.肃清扼杀企业创新机制的家长制作风
从山西票号衰亡的过程可以看出，票号管理者的家长制作风 对企业制度创新的扼杀是导致票号消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家 长制作风作为中国封建传统的产物，其生命力异常强大，在目前许 多中企业当中仍然大量存在。这对于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无疑是一 个重大障碍。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为人们提供尽可 能大的选择空间，使他们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选择和创造有 利的制度安排，从而使各种资源的效用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制度有无效率，实际上是随着环境而发生变化，有效率的制度在于 提供了一种宽松的制度环境，使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条件下根据效率 最大化的原则进行选择和创造。而企业的家长制作风所形成的过分 集权的制度会使当权者把自己的利益、偏好置于组织之上，成为创 新的阻碍。因此对与中国企业来讲，肃清家长制作风是一个十分关 键的问题。
山西票号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山西票号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现代金融的启示第一篇：山西票号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现代金融的启示山西票号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现代金融的启示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原因昌盛百年的重要原因一、建立了有效地利益分配制度。
19 世纪初, 山西商人大多采用东家出资, 掌柜经营的方式, 票号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也实行了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和劳资并重的分配制度, 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环境, 产生了较大的激励作用。
将员工与财东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了“人人各谋其私，不责而勤”。
二、建立了严格地用人制度。
三、进行业务创新和制度创新。
四、实行了较为灵活的经营策略。
五、金融创新（1）结算方式创新（2）总分号制创新（3）突破了高利贷的范畴六、防范风险的成功经验（1）经营机制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2）在产权确定上实行股份制（3）从经营管理方面对风险进行防范七、坚持诚信立业八、财东所有权和大掌柜经营权两权分离九、人身股制，给员工股份的方式与今天我们实行的期股期权方式基本一致。
十、稳健审慎经营衰亡的根本原因一是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丧失了生存的基础。
二是创新进步的动力枯竭，缺乏有效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机制。
三是过度依赖信誉，不注重风险防范，大量放款难以收回，经营陷入困境。
四是山西票号采用无限责任制五是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
六是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
七是“官商相维”导致山西票号的最终灭亡八是信用放款堪称山西票号的致命弱点九是现代银行构成山西票号的天然克星十是管理缺失构成山西票号的先天不足十一是思想守旧导致山西票号无法与时俱进警示与启迪启示之一，企业发展不能仅靠政府关系“揽活”。
启示之二，畸形的官商关系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大忌。
启示之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是企业永远的追求。
启示之四，对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式管理的思考。
晋商票号的发展研究
晋商票号的发展摘要：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以埠际汇兑为主营业务，兼营存、放款等业务的信用机构，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衰败于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最初为山西人经营，故称为山西票号。
票号的出现，是晋商发展的巅峰阶段，也是晋商商业贸易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三大基本业务（存款、贷款、汇兑）己在中国传统社会初现。
山西票号曾有“汇通天下”的美誉，不仅方便了货币流通，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我国金融的发展和近代银行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引言票号是我国旧式的信用机构，是继钱庄之后，由商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金融组织。
据中国货币史料记载，中国早期的信用机构——典当业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明代嘉靖年间产生了钱庄、银号这类货币兑换机构，到了18世纪初出现了帐局。
19世纪初，由于民信局的出现使异地汇兑成为可能。
明清时期工商业发展迅速，一方面，自有资本的不足急需借贷业务的展开；另一方面，钱庄、帐局等早期金融组织和民政局的创办又为票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票号，它成立于清道光三年，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总号设在山西平遥西大街，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
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仿设立或改营票号，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
二、晋商与山西票号的产生票号之所以为山西首创与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经营经验，所积累的商业资本和信誉基础密切相关，因为商业资本的高度积累和广泛的信誉度是金融资本孽生的必备条件。
晋商贸易活动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为票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同时晋商崇尚儒家思想、讲求信誉，也为票号创造了良好的信用文化环境。
晋商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创期，从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到明中叶;第二阶段为成长期，从明中叶折色法的实施开始至清道光初年;第三阶段为巅峰时期，即从票号的创立到清末民初;第四阶段为衰退期，民国初年至1949年前。
山西票号的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中国会计有着悠久的历史。
如果说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始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那么，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中国会计，已于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50年左右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初具规模，那时，中国就有了“会计”的称谓，并认识到，会计工作是一项由零星核算到汇总核算再到三年大计的系统过程，这一系统过程应当真实、恰当。
会计在当时的涵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核算，又有岁终的总核算，通过日积月累的岁会的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公元1000年，中式会计在盛唐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并依旧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从公无1002年到1068年，连续三代皇帝推行财计组织体制改革，试图以此理顺中央与地方财计之关系。
公元1069年，王安石以“理财”为纲进行变革，并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改革的总机关。
公元1074年，设置“三司会计司”，以此总考天下财赋出入，实行一州一路会计考核制度。
尽管以上改革未果，然而，这些事件却在会计发展史上造成了重要影响。
公元1078年至1085年，又回复到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并重新确立了政府会计、出纳及审计的组织地位，使会计工作恢复到正常状态。
上述史实表明，在11世纪，中国所进行的财计改革，在当时世界上依然具有先导性作用。
进入12世纪后，南宋的“审计院”设置，以及明朝的“都察院制度”、财物出纳印信勘合制度、黄册制度，以及继承两宋之制所实行的《会计录》编纂制度与钱粮“四柱清册”编报制度等，也依然闪烁着中式会计的历史光辉，为世界会计史研究者所肯定。
宋朝采用“四柱清册”的方法。
“四柱”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即现时会计术语的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期末结存。
正是从15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自此，文明古国的会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过去了，而近500年左右的世界会计史一直朝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的会计发展史中山西票号的出现为我国会计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的发展
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的发展【摘要】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
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邮寄地结合起来，堪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关键词】山西票号龙门账制度职业道德由山西商人创始的山西票号，以汇为主兼营存、放款，集银行业的三大业务----存、放、汇于一身，并使之进一步完善，堪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度因此而“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一、山西票号的兴衰票号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重要商帮之一，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阔，活跃时间久长而雄踞群帮之首饮誉海内外。
特别是首创票号，开近代银行之先河，在中国近代经济长河中的辉煌业绩更令人刮目。
其成功的经营之道和衰败的历史教训，至今仍不失为现代社会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借鉴。
（一）票号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票号产生于清代山西，渊源于晋商。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山西开始有了“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商业活动。
唐宋时期，山西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至明清时代，山西经商人数之多，商业资本积累之巨，已十分显赫。
早在唐朝是就有了汇兑，只是千数年发展缓慢。
至清代，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扩大，才出现专门经营汇兑的票号。
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在欧洲与中国是平行发展的，票号或山西银行正是在这场革命中发展壮大的。
（二）山西票号的鼎盛山西票号发展的这段时间，中国经历了诸多战乱，但战乱造成的交通不畅恰恰正是票号发展的条件。
原因是战乱使南北交通被隔绝，导致清政府的税收运输成为大问题，正当清政府一筹莫展之时，票号“一纸之信谣传，百万之款立集”的优势展现。
“日升昌”由于大力组织官银汇兑，为政府分忧，还赢得了道光皇帝的的夸奖。
票号以此为契机，改变服务方向，从为商人服务逐步转向与清政府的结合，由此迎来了票号发展的黄金时代。
据统计，山西票号前后共创办有43家。
这些票号在竞争中不断的壮大自己、壮大队伍。
山西票号研究
山西票号探究引言：山西票号作为中国历史上奇特的金融机构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它在中国古代票号业进步中占据重要塞位，具有奇特的商业特点和金融创新。
本篇文章将对山西票号进行深度探究，探讨其进步历程、商业特点以及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一、山西票号的起源与进步1.1 起源枝节山西票号的起源可追溯到宋代，当时的山西地区因其矿产资源丰富而富产商贾，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茂盛的地区。
票号最早是由当地富商为了便利跨市场来往而设立的，以换票为主要业务。
1.2 进步历程山西票号的进步经历了明清两代的茂盛时期。
明代中晚期，山西的商业茂盛进一步提升，票号的数量和规模也逐渐增长。
到了清代，山西票号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票号业务中心，其业务范围从山西扩展到了全国各地。
二、山西票号的商业特点2.1 融资与放贷山西票号主要以融资和放贷为主要经营方式。
富有的商贾凭借其资本实力，向票号存款并获得债券，同时票号将这些资金用于给其他人放贷赚取利息。
这种放贷方式使得票号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2.2 经营范围山西票号的经营范围分外广泛，不仅仅限于票据交换，还包括典当、货运等商业活动。
这种多元化的经营方式使得票号在商业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为当地经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2.3 信用体系与商业传统山西票号在运营过程中形成了奇特的信用体系和商业传统。
富有商贾的声誉和信用记录成为进行来往的重要依据，票号利用其在商界的威望和地位来维护其信用体系，这也为票号经营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
三、山西票号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3.1 货币流通与经济进步山西票号通过发行债券和票据，推动了货币的流通和经济的进步。
这种票号经营方式便于商贾之间进行跨地区来往，提升了货币的流淌性，为当时的经济进步提供了便利。
3.2 地方经济茂盛山西票号的兴起也增进了当地经济的茂盛。
票号的进步带动了商业和手工业的进步，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
同时，票号的兴起也增进了交通和物流的进步，对山西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起到了乐观的推动作用。
晋商文化及其会计史
晋商文化及其会计史摘要：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及其票号在商业活动中,对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所做的各种创新,不仅适应了当时企业管理的需要,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会计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晋商会计学票据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
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晋商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现曾经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
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
”这段话出自一个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着实令人惊叹。
这番论述不仅点明了经商的不二法则，也道出了为官与为人的基本遵循。
在王现等晋商看来，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一法则为人处世、入仕经商，必定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说起晋商，人们对其的了解一般从电视开始。
《乔家大院》的播出，人们了解到了乔致庸这个叱咤商场、经营天下的人物，升腾起了对晋商人的崇敬。
人们在电视中感受到晋商横空出世的雄壮和经营天下的豪气，那些古老的当铺、钱庄、票号，是晋商留在历史上的符号和印记。
晋商文化在中国商界占据了上百年，他们“诚”与“信”的理念奠定了现代会计制度基础，丰富了会计文化的内涵。
晋商发明的“龙门账”在世界会计史上熠熠生辉，晋商文化的精髓仍需要我们现代会计人一代代的传承、发展。
余秋雨的《怀愧山西》让山西人同样对山西怀有愧疚之感，从最初的“走西口”被动求生，到初窥商机有了成就，再发展到全国各地金融钱币“汇通有无”，这是一条充满无奈和酸楚的道路，一条由千千万万背井离乡的山西人摸爬滚打走出的路。
鼎盛的晋商时代背后，是有无数人付出沉重代价，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
山西票号研究
山西票号研究山西票号研究一、引言山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金融中心之一，尤以票号业务闻名于世。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金融机构，其兴盛和衰落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山西票号研究”为主题，探讨山西票号的起源、发展和影响。
二、山西票号的起源票号起源于明代，最早是山西商人经营方便、捐税便宜的措施。
这些商人将自己在全国各地的商号设为票号，通过承兑、贷款等方式运作。
由于山西地处战略要地，商贾云集，使得票号迅速兴起并融入国家财政体系。
到了清代康雍乾盛世，票号以其高效的运作方式赢得了大量商贾和官员的信任，成为中国金融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三、山西票号的发展票号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背景。
山西在明清时期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贾们抓住了这一机遇发展了票号业务。
在经济支持下，山西票号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营模式和规则。
票号的生意包括承兑兑换、贷款、存储等，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山西票号之间的竞争激烈，充分促进了票号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四、山西票号的运作模式山西票号的运作模式是其成功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票号的业务主要分为商号货票、当铺和承兑票三种典型形式。
商号货票是指票号提供商品的购销，当铺则是提供质押贷款，承兑票则是票号向商户提供可兑现的保证金等。
这些业务形式为票号赢得了商户和百姓的支持，使得票号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发挥了重要角色。
五、山西票号的影响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助推：山西票号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融资和流通渠道，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市的繁荣。
2.社会治理：山西票号为各地方政府提供了财政资源和人力支持，使得社会治理能够更加有效。
3.文化传承：山西票号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商业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金融发展：山西票号的商业实践和金融创新为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六、山西票号的衰落山西票号在光绪年间逐渐衰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社会变革：清朝末年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使得票号的运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与衰败分析
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与衰败分析一、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山西票号发源于中国西北部的山西省。
同任何金融业一样,中国票号业也扎根于繁荣兴盛的贸易和商业环境,在其发展中山西商人(晋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称雄商界达500年之久。
但直到明代政府设立边镇,山西商人才利用其地理优势扩展了商业。
起初他们的足迹集中在北部中国省份,如宁夏、内蒙古和辽东等地。
明代中期以来,山西商人越来越具有冒险精神和雄厚的资本。
他们开始向南方扩展,很快占据了内陆省份的市场。
除了经营其山西的特色商品,如盐、煤铁、丝绸、纸张和棉花等外,他们把经营范围扩展到了典当业和账局(一种小规模的仅供地方性的兑换和储存的机构)。
与其它省份商帮相比较,山西商人就其规模和市场份额来讲占据首位。
他们以多种才能、诚信著称,重视血缘关系,彼此互相帮靠,因而被统称为山西商人或晋商。
譬如孔祥熙就是来自于山西太谷县。
他曾这样评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
数百年前就开设了票号,是金融管理的天才……”山西商人经商活动的特征是在许多城市和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因此他们需要长途运输货物和赚取的利润以及各分支机构的资金流通,以保证商务的顺利运营。
由此,产生了需要金融系统支撑的需求。
凭借这一系统,山西商人才可以借款扩充其资本,汇兑银两到总号和分号。
手工运输成千上万银两的传统方法非常艰苦、耗时且不安全。
那时由钱庄提供的金融服务也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在其它城市没有分支机构,以满足汇兑的需求。
尽管有些金融机构也发行票据和货币凭证,但他们缺乏资本,没有能力满足山西商人在货币汇兑方面的需求。
他们也没有分支机构,进行城市之间的资金调运。
这些因素促使山西商人考虑为自己提供必要的汇兑和资金流转渠道,以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
开始时是北京的山西商人请求同乡帮助把钱汇回山西。
起初这种“好处”只是针对亲戚和朋友,也不收取汇费。
后来,这种服务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很快发展成为可以盈利的商机。
1823年左右,专门从事汇兑、存款、借款的私家票号开始出现于山西、北京。
探析山西票号的衰败之路以及对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启示
三、总结
山西票号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的辉煌，它在创造了一个金融奇迹之 后的衰败引起我们的深思。这里有社会大经济环境的原因，有山西票号 内部产权不明晰的原因，也有当时官商勾结的原因 。 从山西票号的发展 历史中，我们不但应该总结山西票号走向失败的原因，更重要的以历史 而鉴现实，汲取山西票号兴衰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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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设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金融网络 帮” 一起被称为山西票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巅峰。 以得以辉煌发展的根本 中，有以下几个重点原因。 1. 与清政府的勾结，使山西票号从市场化走向了政府化 。 督抚来往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趋，虽调任亦与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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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担越来越多的 赔款，而且用于战争的军费也不断增加 。 但是，当时大量的鸦片和洋货 输入中国，社会经济萧条，关税自主权被列强剥夺，财政亏空。 在这样 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以以捐纳 、 捐输这些变相的卖官、 摊 派来解决财政危机。并且让山西票号承办筹拨汇兑京饷 、 军政费用等本 属于国家财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 这也使得晋商有了行贿纳礼、 结交权 贵的可乘之机。因此，晋商成为清政府的工具，晋商的命运也完全与清 王朝绑在一起。随着清政府的衰败，山西票号也就必然衰落。 2. 山西票号内部的激励机制产权不明 激励机制应该使组织中的每一个经济行为体产权明晰，只有这样才 能为组织中成员提供足够的约束和利益 。 人身顶股制是票号初期财东为 了激励员工所建立的制度，但是，这种经营机制存在弊端： 入银股的票 号资本家对票号承担无限责任，而经营者的股票 只 是 身 股，不 承 担 责 任。这种情形违反了组织行为学中 “责任与权利必须相等 ” 的组合原 则，而且随着经营者的身股增加，产权趋于模糊。据统计，到 20 世纪初 期，各票号身股数普遍超过了银股数。 这样就导致了主权界定的问题。 经营者与财东对资本盈利共享，风险却不共担。 这样，经营者会去选择 风险大收益达的业务来为自己谋利同时又不用担心自己的损失 。 这就导 致了票号内部组织出现无效率，阻碍了票号的发展和创新，最终走上了 衰败之路。 3. 过分依赖信誉，不注重风险的防范，由于晋文化中的 “安分守 己” 的纯朴民风，山西票号在初期从选择经营者到判断员工是否可以入 身股均以诚信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放款时，也多以信誉为依据， 没有适当的防范措施。而当后来社会时局变化，很多票号的信誉不复存 在，但票号主确没有认识到这点，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在大量放宽无法 收回的情况下，仍然超负荷经营，导致票号最终陷入困境 。 票号经营初 期的主要利润来源是汇兑收入，后来由于放宽利润丰厚，在 19 世纪 90 年代，票号改变谨慎的经营原则，迅速业务规模，形成了房款规模大大 。 于此同时，使用 超过存款的局面，甚至动用作为抵御风险的 “护本 ” 信用房款贷给商人、官吏及个人，不采取任何保障措施，造成了许多呆 死账。到了后期，为政府借垫公款成为主要的房款业务，过多的依附于 政府，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当清政府垮台，巨额的借款无法回收，导 致大多数票号无力偿付挤兑而倒闭 。 除了上面详细论述了几个原因以外，还有很多原因也直接或间接导 致了山西票号的衰败，如当时战事频繁，时局不稳的大环境； 如当时外 国资本大举入侵； 如当时世界产业格局变化等原因 。 1期 ［ 3］ 刘鹏生，崔鸿雁，刘建生 ， 《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 ，商海明鉴 经济学分析》 ［ 4］ 张亚 兰 ， 济 2004. 12 ［ 5］ 隋运生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 从山西票号的兴衰看我行的改 ，金融论坛，2002. 2 革和发展》 《山 西 票 号 的 兴 衰 与 金 融 协 调 》 ，中 国 合 作 经 ” 山西票号通过其 “自身股” 的激励模式，将财东和经营者还有 监管。 员工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产生的外部成为 专为内部成本，由于经营者不但不负责出自而且还能在其中分红，活着 的时候可以得到利益，身故则留给家人。 这种从动机监管出发的激励机 制使山西票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我国也应该不断发展分业监管模 式，比率监管等常规的监管已经不足以有效的监管我国当今的金融体 系，所以，必须加强动机监管。 2. 但是，山西票号到最后也走向了衰败，这与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勾 结和过分依靠信义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国的监管体制还应该进一步完 善我国的监管法律系体。在当代，也是由一些企业像山西票号当时一样 与政府交往过多，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采取寻租行为 。 因此，我国监 管体系应该加大监管力度，认真查处寻租行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 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山西票号过分依赖信义的角度，我国监管机 构应该进一步建立监管系统对市场内部的企业建立一定的保护制度，以 法律来约束一定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靠诚信。 3. 针对山西票号内部最后的产权不明晰的状态，我国监管机构应该 建立明确的产权明晰制度，最大限度的使个人努力与收益以及所担负的 责任具有正相关性。因此，目前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应首先形成规范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总经理之间的权 利、责任和利益，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加强内部约束机制： 使股东会为 公司的权力机构； 董事会受股东会的信任托管、 掌握公司重大事务的决 策权和对经营者的任免权； 董事会委托总经理，总经理在董事会的授权 下行使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管理的权利； 监事会受股东会的委托负责监 督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活动并接受股东会的监督。
山西票号称雄中国数百年，无一起不良记录！老外也惊叹，奇迹！
山西票号称雄中国数百年，无一起不良记录！老外也惊叹，奇迹！山西票号，清朝至解放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总号设于北京，分号遍于各省市，所发庄票随处皆可汇付。
因其执事者山西人居多，故有此称，逐渐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堪为鼎盛一时。
如果论及实力，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由此可见一斑，山西票号素以稳健审慎著称，以信义两个字汇通天下。
正如电视剧《乔家大院》所讲的，100多年前，这些商人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将事业推进到了俄罗斯、印度、朝鲜和日本等国，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其部分经营理念已经相当现代化，百年后才在华尔街出现。
到20世纪初，票号、钱庄、外资银行一度在上海呈鼎足之势。
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对票号给予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到清朝末年,山西票号已增加到33家,仅平遥县城内票号有22家,占到全国票号2/3以上。
在国内85个城市和国外许多城市,共设有分号400多处。
中国的金融汇兑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或者说是由平遥的票号垄断。
让人称奇的是，山西票号百年历史上，从来没任何出差错或不给予兑付的不良记录。
清朝末年，山西平遥城内有个靠乞讨为生的老太太，拿着一张1200两的白银汇票，到日升昌要兑付白银。
这张汇票已时过三十余年，经查验无误后，他们没有仗势欺人，也没有赖账，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
原来30年前，这位老太太的丈夫在外地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途中染病身亡。
30年后收拾丈夫遗物时，无意中被发现。
这件事使日升昌“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名声大振，业务愈加红火，如日中天。
晋商靠诚信称雄全国500年而不衰可见一斑。
“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
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
”这就是当年山西票号的经营理念。
在美国里根博物馆陈列着一张中国清代的票据,它就来源于“日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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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中国会计有着悠久的历史。
如果说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始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那么，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中国会计，已于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50年左右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初具规模，那时，中国就有了“会计”的称谓，并认识到，会计工作是一项由零星核算到汇总核算再到三年大计的系统过程，这一系统过程应当真实、恰当。
会计在当时的涵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核算，又有岁终的总核算，通过日积月累的岁会的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公元1000年，中式会计在盛唐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并依旧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从公无1002年到1068年，连续三代皇帝推行财计组织体制改革，试图以此理顺中央与地方财计之关系。
公元1069年，王安石以“理财”为纲进行变革，并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改革的总机关。
公元1074年，设置“三司会计司”，以此总考天下财赋出入，实行一州一路会计考核制度。
尽管以上改革未果，然而，这些事件却在会计发展史上造成了重要影响。
公元1078年至1085年，又回复到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并重新确立了政府会计、出纳及审计的组织地位，使会计工作恢复到正常状态。
上述史实表明，在11世纪，中国所进行的财计改革，在当时世界上依然具有先导性作用。
进入12世纪后，南宋的“审计院”设置，以及明朝的“都察院制度”、财物出纳印信勘合制度、黄册制度，以及继承两宋之制所实行的《会计录》编纂制度与钱粮“四柱清册”编报制度等，也依然闪烁着中式会计的历史光辉，为世界会计史研究者所肯定。
宋朝采用“四柱清册”的方法。
“四柱”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即现时会计术语的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期末结存。
正是从15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自此，文明古国的会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过去了，而近500年左右的世界会计史一直朝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的会计发展史中山西票号的出现为我国会计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
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
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
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
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
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
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
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
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
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由初期的产生到迈向辉煌，追溯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明确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在票号产生的那个年代，晋商的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理论不谋而合。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
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
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
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
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
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
采用垂直管理集权模式，业务多为“南银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
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
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二、采取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拥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1、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种对人的管理制度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
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2、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
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
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
“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
其原则是：进一缴二存一该，或者该十进二存十缴。
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
3、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原则。
为了防止假冒设计了一套防伪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汇票，书手固定，附加暗号，等办法。
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业务畅通，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诈骗。
4、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票号中还有相应的督察制度，包括分号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既可以使总号了解各地情况，便于决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还包括总号派人去下面各分号考察业务和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
三、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1、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
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
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
在学徒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年龄、身高、外貌、家世、语言表达能力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且还需要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
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通过后仅学徒期就要三年时间。
2、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
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票号员工还有休假待遇。
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100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30多年。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
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山西票号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一、战争、货币、政治是影响票号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因素票号的发展在“八国联军”侵入和辛亥革命风暴中受到的战争炮火和政治变革的猛烈冲击，对它造成了巨大创伤乃至致命打击。
庚子之变后，山西票号虽还有过一次恢复性的兴隆，但这终究不过是“回光返照”，勉强支撑了10年之后，到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它所有的特权和优势均不存在，衰亡成为必然。
票号结纳官吏，与政府关系密切，一旦革命爆发，政府的存款、汇款停止，汇兑协饷等无法再承做，资金来原断绝，而另一方面贷款不能收回，贷款只重个人信用不讲究物质抵押的风险完全暴露出来。
再上溯到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争阻滞，使各省应解京都的银两银元无法运到北京，清廷才允许票号承汇官款，这实际是为票号带来了新机遇。
它由此扩大了营业规模，并由此建立和加深了与政府及官吏的特殊关系，票号又兴盛了数十年。
说结纳官吏、与现政权关系密切是它兴盛的原因，也是它终于消亡的根缘。
既丧失了营业基础，又复遭受巨大的赔累和亏损，等待票号的就只有淘汰和消亡的命运。
二、山西票号制度不可客服的局限性山西票号的制度中，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致于不能适应此后社会的发展。
这种局限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山西票号一般均采用无限责任制，这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行无限责任制，就意味着资本家以其全部的家产做为票号债务的担保。
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资本家极可能一贫如洗，永世不得翻身，这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
而且，它实行联号制，与其它的产业有密切联系，更增加了导致其经营风险外部因素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票号一旦破产，涉及面极广，会影响许多其它股东和工商业实体。
2、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
在总经理负责制的家长制特色下，总经理会拥有威胁到票号前途、从而威胁到股东利益的权力，但股东则只能依靠解聘做为惩罚手段。
这种二元的权力制约机制很难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
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封建制的影响，没有能够进一步向三元制极力制衡结构发展，也正是其制度的失败性所在。
3、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资本量小，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
各票号由于顾及到自身的利益，只把其他票号作为竞争对手对待，很难产生一种向心力。
同时，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但业务量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
所以，加上清末这个战乱纷争的时期，其迅速倒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4、山西票号总部偏居一隅，信息占有量少，反应迟缓，也是它的弊端之一。
它与封建官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其受政局影响也很大。
这一切就成为山西票号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到清末，时代发生大变动，而旧式票号却依然只看到票号表面的繁荣，没有能主动地顺应社会改革对近代沿海银行管理体制进行积极借鉴，以求自存，进行自我革新。
这样，山西票号终因守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而为时代所淘汰。
山西票号在历史长河中曾走过的兴衰成败，为我国会计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有目共睹的。
一、采用了统一的记帐货币单位。
即：票号的本平制度。
票号为了较量各地“平砝”的大小，以便建立自身的统一记账单位，在银锭成色和重量都不统一的情况下，每个票号都建立了自己的平砝制度，与各地的平砝进行权衡，较出每一百两银锭比自置的平砝大多少或小多少，作为银两收交的标准，并凭以记账，维护交易双方的利益，这种制度就是票号的本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