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法制史

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中国法制史与黄帝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此中的调和之“器”便是“法”。

黄帝时期出现了私有制，私有制的出现使阶级对立日益尖锐，阶级矛盾难以调和。

“刑起于兵”，自黄帝起，爆发了共工与颛顼，黄帝与蚩尤，黄帝与炎帝，尧与三苗的较大规模战争，至此中国法制史拉开了峥嵘岁月的第一幕篇章——蚩尤“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黥（五刑）；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流刑）；五帝画象者，其衣服象王刑也。

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髌者以墨幪其髌处尔画之，犯宫者杂菲，犯大辟者布衣无领（象刑）。

人类出于对自然界的敬畏，始有祭祀。

《寻觅中华》（余秋雨）第三章节《问卜殷墟》中记载，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终于在商朝可以通过问卜的方式向上天祈求答案了，在我们与上天的一问一答中，我们愈加虔诚，礼数愈加隆重，渐渐地使礼具有了法的品质与品格，但是距“刑起于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久。

黄帝时期的对自然界的那种首先表现在图腾上的崇拜，远没有达到这种“礼法”，礼转变为法，应是后世之举，所以祭祀不可能成为中国法史的起源，而应是后来的一种补充。

可是“礼”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却远胜于“兵”（战争），以至后世的二千多年里，“礼”与“法”世代相伴，致力于恢复礼制的儒学渐渐成了中国法制的魂灵。

然而，首先在中华大地上傲视四方，在中国法史上绽放光彩的却不是儒家，而是以“水”的冷峻为象征，代表严厉，严酷刑罚的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李斯等。

之前的商朝曾萌发过“天命神权”，“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而后的春秋战国亦萌发了儒家的“三治”（德治，礼治，人治）与法家的“法治”（强调“缘法而治”，“重刑轻罪”，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法律思想。

可是“礼法”进程却并非一帆风顺。

文化思想，它可以成为一棵生机勃勃的参天大树，但是要生长在一块适合于它的政治土壤上，不然它会羸弱的难以破土而出。

具有雄才的魏文侯选择了李悝，《法经》才华耀一时，拥有伟略的秦孝公任用了商鞅，秦帝国应运而生，而法家也在政治上击垮了百家流派。

至此，通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法制的创制时期落下了帷幕。

秦、汉是中华法系的初步形成时期，但它们在选择上却有很大的分歧。

秦主张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严刑峻法，这种思想是为了配合秦国成为一个军事帝国，让民众畏惧中央，畏惧法律，削弱贵族势力，在严格的近乎苛刻的赏罚制度下，实现国家的强盛。

而汉则不同，经过了多年的纷飞战火，在一片废墟瓦砾上建立起来的新兴政权，经济凋敝，人口减少。

所以此时的立法思想也是以“轻徭薄赋”、“约法省刑”为原则。

秦朝的严厉刑罚没有使始皇帝“万万世”的梦想成真，所以汉的法律以秦为鉴，变得宽容了许多。

随着经济的日益复苏，国力的日渐鼎盛，汉朝渐渐走上了兴盛之路。

这时，“轻徭薄赋”已经无法给四处征伐汉朝提供强有力的财政保证，“约法省刑”也无法满足军事扩张与军事战争的需要，所以思想改革，制度改革，法律改革迫在眉睫。

儒家的“尚德”思想与西秦的严酷法律相比，宽简适中，立场鲜明。

除此之外，儒学的礼治精神有助于维系汉朝的统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对儒学进行自我改造后，更加适合于汉的统治，博得了统治者的青睐，这也使儒学官员的仕途进展与儒学思想的发扬光大相得益彰。

儒学历史悠久，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并且与社会现实结合紧密。

以上的这些原因最终使儒学与国家之间实现了双向选择。

在中国法制史上就有了这样的一幕：董仲舒的新儒家“德主刑辅”思想，通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政策的推行，通过“春秋决狱”司法实践的运用，被融入封建法制的具体活动中，最终形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几经波折，有过百家争鸣，有过焚书坑儒，从汉朝中期开始，儒学终于成为了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中流砥柱，流芳百世。

秦汉时期之所以成为中华法系的初步形成时期，是由于秦朝为后世留下了绵延传承的法律形式与行政法律，例如三公九卿制，中央与地方关系，郡县制，设立司法机关，诉讼审判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至此构成了以“诸法合体，以刑为主”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法律。

而汉朝中后期引入儒家思想，则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方向，将礼与法结合，主张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作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进而将封建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结合一体，强化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再次重申了“德”对于治世的重要性。

儒家所主张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既是对周朝“以德配天”思想的一种继承，又为后世的中国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

饱尝了失败与冷落后的儒家，终于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后来影响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主导。

如果说这之前的诸子百家只是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跳梁小丑，而附属于政治的话，那么从这一刻起，开始变为了由文化主导政治，从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帝王们本身，使他们受到儒学的正统教育，成为了虔诚的儒学者。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公元22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处于战乱，政权更替频烦的时代。

每一个政权的新亡，也代表着一部法典的废立。

所幸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并没有随着国家命运一起颠沛流离，反而为中华法系的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曹魏明帝时期制定颁行的《新律》（也称为《魏律》），改汉律的《具律》为《刑名》，置于律首，突出了律典总则的性质、内容和地位，使律典结构更为科学合理，是我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大进步！并且首次将“八议”制度（“八议”源于西周的“八辟”，内容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凡是这八种人犯罪，“大罪必议，小罪必赦”。

）纳入法典，以维护封建贵族官僚的等级特权。

曹魏的“八议”与汉宣帝所提出的“亲亲得相首匿”（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德）在其中矣）都非常明确的运用了儒家的仁爱思想，然而认真剖析这种“仁爱”，不难发现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

所以儒家提倡的爱是一种自私、狭隘的爱。

西晋《秦始律》中提出的“礼律并重”，规定了“峻礼教之防，谁王服以制罪”（对于九族之内亲属间相互侵害的犯罪行为，要根据王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定罪量刑。

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处罚愈轻，而对以卑犯尊者处罚愈重），这种立法活动将儒家思想进一步法典化，在中华法系的定型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另外，这一时起的《北齐律》合晋律《刑名》、《法例》为《名例》，开创“重罪十条”，成为后世“十恶不赦”的十恶之源。

随着这些立法活动的开展，这一时期北方律典兼容并蓄，日臻成熟。

隋朝法律上采魏晋旧律，下及北齐、南梁，在继承前代的律法的基础上，为后世将要达到中国法制史辉煌顶峰的唐律做足了铺垫。

隋律对前朝法律中的一些苛法进行了废除，重新更定了新五刑，将“八议”、“官当”入律，改“重罪十条”为“十恶大罪”。

可是由于常年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时又临时胁迫，以求济世，遂不复用律。

虽说律法相对前朝有所宽简，却不能稳定持续的实施下去，继而成为了一纸空文，隋律跟随着隋王朝的颠覆一同成为了历史。

并且由于隋炀帝杨广的谋逆行为与“十恶”制度相冲突，所得政权没有合法的正当性，所以表现在《大业律》中为除掉了“十恶”之名，而将“十恶”的内容保存在了其它法律之中。

唐律是在充分总结了隋朝灭亡的基础上，经过高祖草创、太宗奠基、高宗制疏三个阶段制定完成的，成为了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巅峰。

由此，隋唐时期也成为了中华法系的成熟期。

儒家思想充分被律法所吸收，形成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思想。

“德本刑用”的思想使许多原本属于礼的规范也被赋予了法的外貌而纳入唐律中，尽可能利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从而使礼与律完全融为一体——达到了“一准乎礼”的程度。

至此，中国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历程基本结束，司法实践中盛行了700多年的“春秋决狱”也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为由礼向法的渗透过程，而积极推进“礼法化”这一进程的就是儒家学派。

儒家推崇道德教化、克己复礼，而这一切的出发点是周礼。

3055年前，周王朝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遂提出了天命转移学说，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在总结了商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周礼，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走上了一条将法律道德化的道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三治”思想系统、明确的将儒家对法律的理解进行了阐释。

然而百家争鸣之后，法家独领风骚，儒家受到排挤，甚至出现了“焚书坑儒”这样的历史惨剧。

自汉至唐，执政者意识到儒学思想有助于其统治，儒家学派也有意识的进行了自我改进，二者的相互选择使儒学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儒学所提倡的礼仪道德渐渐被各个王朝制定的法律所吸收，儒学就成了游离在中华法系中的魂灵。

中华法系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开始创制，秦汉时期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逐步定型，在唐朝日臻成熟达到了鼎盛时期。

中华法系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是法学对礼的吸收过程，对道德的吸收过程，对儒学的吸收过程。

宋朝的法律由“立法严，用法恕”变为了“立法贵乎中”，降低了儒家思想在法律中的渗透，而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政权，更是极力排斥汉族原有的法律体系，法律形式极不规范，儒学对法律的影响力极度消弱，中华法系也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变化期。

不过宋朝的司法制度却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鞫谳分司、翻异别推、放宽越诉、限期结案、法官回避、复察制度，使得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复奏辄得减宥，观夫重熙累洽之际，天下之民咸乐其生，重于犯法而致治之盛，几乎三代之懿。

司法机构中设立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开封府，太宗时期还设立有审刑院。

明初社会动乱，出于“治乱国用重典”的考虑，明采用了“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立法严酷。

明的建立者朱元璋制定了“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百代之准绳——《大明律》，采集民间案例，编为《大诰》四篇，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普法活动。

灌输强化专制主义，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实行残酷的刑罚，出现了重惩官吏脏罪，厂卫操纵刑狱的刑法特点。

清初在立法上“详译明律，参与国政”，注重教化的作用，以儒家正统自居，将“人治”放在了首位。

对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发扬。

而到了晚清后期的法礼之争中，法理派主张较多的吸收西方法律精神，对旧律进行较多的改造，并将法律与道德，刑事裁判与行政处分作了必须的区分。

将中华法系传统中的道德、礼法从法律中剥离出来，至此末路的中华法系走进了中华法系的僵化期。

中华法系曾经在世界法制史上大放光彩，像灯塔一样照亮了世界的法学浩海。

在“儒学与中国法制及其在认识上的误区”专题中，就儒法两家的区别、对“律”的认识、妇女的法律地位、封建法律是否保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等问题作了提示，并对中国法制儒家化的证据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