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革命谣言”

辛亥年的“革命谣言”
20世纪初叶，无论从哪个角度，满清统治都已风雨飘摇，当1911年在冷风中降临时，武昌人更是感到不安与惊恐：许多童谣暗示朝廷即将灭亡，街巷间的陌生人仿佛正筹备着某种神秘的行动，与之相关的谣言，更如雨后春笋般肆意滋长，有人猜测，这一年，将发生许多天翻地覆的大事――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武昌：谣言下的革命
大动荡前夜的武昌气氛微妙，城内看似秩序井然，但飞涨的物价和如临大敌的军警表明，生活在这里并不从容。

夏天，四川保路风潮骤起，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市井人心惶惶，而对蛰伏已久的密谋分子来说，一个绝佳的机会降临了。

作为革命党人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武昌是长江中下游反清活动的中心。

1908年之后，当地出现了大量革命团体，其中许多与孙文领导的同盟会有直接关联。

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会员，9月14日，其首领孙武、刘复基、邓玉麟、彭楚藩等人完成了串联工作，由此确定了起义的计划及步骤。

懵懂的百姓对革命充满了想象，他们听闻谣言时可能是不动声色的，但内心大多激动万分。

到9月底，“八月十五
杀鞑子”的消息已在市井流传，甚至儿童也争相唱道：“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

”当这些上报给湖广总督瑞??时，这位48岁的地方大员更是如坐针毡。

焦虑、烦躁和恐惧，如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笼罩了整个武汉，人们期待着“变天”，但当风传的日子来临时，支配着城市的依旧是令人窒息的沉寂。

军警们弹冠相庆，到夜晚便带着酒气游走，而老百姓则大惑不解。

事实上，起义仍在准备中，中秋节前的一封来信打乱了全部部署。

信是湖南共进会的成员焦达峰写来的，上面说，湖南方面希望与武昌同时起义，但10月6日中秋这天，他们尚准备不足，望能延迟十天。

夜长梦多，三天后的10月9日，汉口传来一声巨响，位于俄租界的宝善里浓烟滚滚，蜂拥而至的巡捕发现这里正是革命党人制造炸弹的场所。

从出事地点，他们找到了旗帜、印信、钞票等证据以及参与者的名册，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等核心人物因此相继落网。

作为最高指挥者，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被送进医院，听闻消息不禁感慨万千。

起义危机四伏，但与其领导者的狼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谣言的烈度却日甚一日，它扩散又收缩，最终转化为纯粹的恐惧。

两湖师范总学堂学生朱峙三在日记中写道：“外面风声谣言大起，谓督署已获革命党名册，学堂、营盘中今
日一一按名捕之。

”
当时武汉有二十多个革命团体，17000多名新军中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人或革命同情者，一时人心惶惶。

但事关重大，在处置问题上，官员们始终无法取得共识。

《汉口中西报》提出建议：“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动摇。

”但情况实际更为复杂，总督瑞??感到自己成了钢丝上的舞者。

显然，公开事态会毁掉他的仕途，息事宁人亦自身难保。

于是瑞??一方面下令处决落网的起义首领，另一方面拒绝展开大规模搜捕。

同时，他向北京发去一份电报，说暴动已被平息，以为这样就可以在息事宁人和不辱使命间寻求平衡。

10月10日在大风之中迎来了黎明，武汉的街巷依旧萧索。

外国通讯社和报刊记者都没有出现在处决人犯的现场，让政府的掩饰看上去依旧天衣无缝。

但最讽刺的是，危险恰是在这时降临的，这次处决被人们演绎出许多版本：这一天，市井中已经谣传，清廷将对不留辫子者格杀勿论，这让剪去发辫的学生和新军极为惊慌。

他们记得，去年年底，这种忤逆之举已被默许，而当有人注意到被斩首的三位革命党人也都没有长辫之后，街谈巷议更仿佛成了毋庸争辩的事实。

谣言就像瘟疫，感染着所有相关的人，武昌城内人人自危。

如果瑞?j在这个时刻能果断销毁革命党名册，便不会有如此多的谣言，即使有，在10月10日夜的起义中，也未必
会有如此多的追随者。

是他的刚愎自用，把同情者、观望者和革命者捆绑在了一起，同时一并推向了绝境。

时过境迁，武昌的动员已没有了狐鸣鱼书的神秘和“死国可乎”的悲壮，现代化的武器和人心思变让起义者有恃无恐。

10月10日晚，工程第八营打响了第一枪，其他新军纷纷响应。

一名叫沈刚伯的年轻人是这样描述的：
“起更不久，便已路断人稀，商店大半关门，住户且多熄灯，一时大有乾坤将毁，末日将临之势，果然刚过几点，便有砰然之声起自东南，连珠密发……夜将半，隆然之声大作。

”
激战之后，昔日威严的都署几成废墟，起义者纷纷庆祝胜利，但朱峙三的友人严斯恩却道出了形势的另一面：“起义复仇固可喜，设各省无响应，一旦北京满兵开到，无异以卵碰石也。

”这时，谣言又一次出现了：1911年10月17日，颇有人望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就任鄂军都督府都督，从而让各自为战的新军有了领导核心――这不只是因为大势所迫，而是“京山刘英已集十万众”的假消息使黎元洪深信，这次行动确实前景光明。

谣言和革命共同在中原大地上迈步，一个政权维持的基础――秩序――正在它的踩踏下毁灭殆尽，10月底，协纂宪法大臣汪荣宝写道：“有湘豫皖三省同时响应鄂乱之说，又有扬州失守之说，中原鼎沸，大乱成矣……”他的同僚恽毓
鼎则感叹：“朝命所行不出河南省。

”在北京，《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出门张望，发现即便在首善之区，秩序也早已灰飞烟灭：“富裕的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离开北京，连大学生也受影响，许多教室空无一人，甚至小店主阶级也在离去，逃往乡间，北京充满了怪诞的谣传……我现在收到惊人报告，说是皇宫现在正在进行攻击外国使馆的准备……”
《大汉报》：革命与谣言
像莫理循一样，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和职员也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小报则令这场早产革命力量倍增。

1911年10月15日，《大汉报》头版刊登了以“中华民国军政府”为名义的檄文，它在南方被广为传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洪勋。

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行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但这份声明实出自该报主编胡石庵之手，他后来对友人郑江灏坦言：“把声势夸大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

”同时，《大汉报》上还刊载了一些“新闻”和“专电”，如“黄州巡防营独立”“湖南革命军起义占领长沙其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等――这些不仅确保了报纸每期过万的销量，还让胡石庵摇身一变，成为这场革命中当之无愧的首席先知。

创刊三天后，《大汉报》便扩充为主笔一名、经理一名、记者六名组成的正规团队，其影响如此广泛，以致京畿周围，一份报纸经常能被炒到50个银元的价格。

然而令读者失望的是，事态却没有像其报道的那样，以革命者的直捣黄龙终结。

随着北洋军大举南下，汉口陷于战火。

10月27日晚，《大汉报》所在的歆生路枪弹横飞。

记者詹大悲站在报馆门口观察战势，见民军如潮水般溃退。

他急忙跑到路中间呼喊：“诸位弟兄休退，诸位其何以对汉口百姓！”然而，战局已定，这群人只能放弃报馆，向租界退去。

这一战，《大汉报》牺牲三名工作人员，机器设备和各种存稿皆付之劫灰。

大家都以为报社短期内难以复刊，然而仅仅三天，其便如奇迹般起死回生，复刊后的《大汉报》刊登《告北军同胞》白话文，北洋军读之“纷纷有泣下者”，时局复杂，无人能辨明真伪，因此投诚或逃亡的北洋军官兵据说接近万人，尽管起义形势已相对不利。

《大汉报》的成功，又只是造谣狂热的一个缩影：清廷是到1912年2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它在10月便已崩溃；四川事实上是到11月25日才宣布独立的，但据小道消息，成都早被保路同志军占领了。

作为一系列谣言的合理后续，当1911年11月底，北洋军急攻武汉之时，袁世凯也成为谣言围攻的对象，1911年11月29日的《民立报》刊登“专电”，宣称袁已被侠士刺死。

这种舆论战争，是清政府从未遭遇过的，而谣言的兴起又意味着统治权威的动摇。

作为应对，《内阁官报》从11月l7日开始刊登“各地平安无事”的新闻，但是，公众却对这些举动极端不屑。

这不只是因为它们来得太晚或者内容有所取舍，而是其中蕴藏着近乎无情的真相，相比之下，小道消息固然是荒诞无稽的，但通过情景带入，读者仿佛自己化身为所向披靡的革命党人，其刀锋过处，正有无数清军人头落地。

公众的扭曲心理，让恪守原则者境遇尴尬，他们被指为朝廷的帮凶。

黄炎培后来回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的情况：“（武昌起义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

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

”
这家不幸的报纸正是创刊近40年的《申报》。

在1911年，国人固然可以因“民智渐开”而自矜，但舆论界的情况却证明，情况和17年前几乎如出一辙――当时正值甲午战争，《申报》因如实报道被斥为汉奸，《新闻报》则通过编造清军的“武功”而声名远播，其缘由显而易见：人们只接受自己需要的事实，此时何为谎言、何为真相便不再重要，也正是因此，造谣者们才摇身一变，成为动荡年代的领袖和先
知。

“京陷帝崩”的骗局
面对竭力造谣的媒体和乐于信谣的民众，清政府在舆论战场丧师失地，很快不再是革命催生谣言，而是谣言引发革命。

在素有反政府倾向的岭南，局势日渐失控，广西梧州在获悉“京陷帝崩”后一天即告易帜，而这条骇人的消息，又来自革命党人和报社记者的联合创作。

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成员温雄飞与香港《循环报》的李文卿在上海商讨如何襄助革命，最后决定炮制假新闻以制造轰动。

所谓“京陷帝崩”者，是说北京已被革命党攻陷，清帝已死，对此李文卿有所顾虑，主张只用“京陷帝奔”，但温雄飞的意见最后占据了上风。

随着谣言发出，先是《循环报》被完全震惊，他们发去电报，询问此事是否有确实的根据，对此，温、李二人宣称，北京与外界的电报联系因动乱而完全中断，后续事实已无法查明。

于是在将信将疑中，谣言被置于报纸头版，并被广泛转载刊登。

梧州市民闻讯群情激奋，蛰伏的革命党冲入官署，在一颗手榴弹的帮助下，强迫道台交出了印信――整个过程没有遇到一点反抗。

在广州，形势则略有波折：同样是全市震惊，同样是万众欢呼，同样是主事官员真假莫辨与张皇失措，尽管真相传来，“独立”即被取消。

然而木已成舟，正如南洋水师提督
李准所说：“今如再不战不和，忽独立，忽取消，首鼠两端，时下民军蜂起，地方糜烂，谁尸其究？”数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辞职遁走，革命党宣布广东光复。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写道：“及武昌革命军兴，清吏张鸣岐、龙济光、李准等初欲负?纷怨獭Ｚ?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港澳各报相率登载，全城人士欢声雷动。

张督知民心已去，无可挽救，始仓皇出走，龙、李遂卑辞乞降，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

”同样，在云南昆明，因为交通阻塞，管带刘存厚和农务学堂教习在报馆宣称四川已独立，总督赵尔丰被杀，新军第十八镇上下人心惶惶，10月底，云南宣布改旗易帜。

两广和云南的独立对清政府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三地很快成为起义军的支柱并加速了南北对立的形成，而放眼整个革命过程，谣言的力量也称得上是惊天动地：为革命充当导火索的是谣言，使之蔓延的是谣言，令物价飙升、难民激增、秩序沦丧的还是谣言，其内容固然是荒诞的，但人心思变，戾气郁积已久，人们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

结果好一切都好，当事人这样天真地认为，而清王朝的黯然退场也的确如人所愿。

革命军曾说“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千毛瑟枪”，这种直白的类比背后正是一个隐喻：建立和维系民国的基础正是笔与枪，后者用暴力摧毁一切，
前者用道德压制一切，而革命试图根除的对象，也化作专制和混乱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