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声_论对外汉语教学与汉学

3　本文为作者应邀于2000年11月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华东分会第四届青年教师学术研究讨会上所作的报告。

[收稿日期]2000212215
[作者简介]张德鑫,男,上海人,教授,国家汉办学术交流部主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秘书长,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博士研究生导师。

润物细无声
———论对外汉语教学与汉学
3
张德鑫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100083) [摘要]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对外汉语教学必须为国家的展略目标服务,21
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及其学科建设就应跟国际汉学接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

本文论述了对外汉语教学跟汉学“接轨”的原由及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对外汉教,国际汉学,“接轨”,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
[中图分类号]H 19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397(2001)0120033212
“Moistened Q uietly by Drizzle ”
———On T 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Sinology
Zhang Dexi n
Abstract :As the cause of our state and nati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 2
guage (TCFL )must be in the service of our nation ’s strategy.The development of
TCFL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ts course construction therefore should link up with the
Sinology in the world.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ause of such “linking 2up ”and the rela 2
tionship between TCFL and Sinology .
K ey w ords :TCFL ,the Sinology in the world ,“linking 2up ”,serving our nation ’s
strategy
“对外汉语教学”和“汉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语言教学范畴,后者归文化研究领域。

两者有何关系,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本文就此试作一次“抛砖”之言。

众所周知,“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将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语言教学。

然汉学,古称2001年3月
第1期语言文字应用Applied Linguistics March.,2001No.1
“朴学”,指汉儒研究经学着重名物、训诂之学,主要是为整理古籍、辨别真伪之需的一种考据之学。

而本文所要论及之“汉学”则是另一概念,即《现代汉语词典》释汉学乃“外国人指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或如《辞海》定义“外国人称中国学问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人称为‘汉学家’,今译为‘中国学’”。

这样,“汉学”也关乎外国人,既然都“涉外”,汉学跟对外汉语教学自然就不无关系了。

但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年青的专门学科,历来被定性、定位在语言学、语言教学或语言教育类,为何今天要跨越这“雷池”,跟汉学“挂钩”呢?一言以蔽之,这是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而带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深入拓展,在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

一
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被纳入国家21世纪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内,并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服务。

为此,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组长陈至立作了题为《提高
认识,抓住机遇,增强紧迫感,大力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①的报告(下称“陈部长的报告”
),其中多次谈到了“汉学”和“汉学家”:
“要采取必要措施……与当地的汉学家开展深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

“(要)重视与各国有影响的汉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的联系与合作。

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及大洋洲的新一代汉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已在逐步取代老一代,做好新一代中青年汉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的工作,对加强我对国外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发展世界各国与我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要加强与新一代汉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的密切联系。

“我国政府今年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其目的就是用以奖励那些为推广中国语言文化而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汉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

“要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在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方面与国外建立更为密切的校际关系。

”
作为国家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最高领导,陈部长的报告将对外汉语教学跟“汉学”和“汉学家”联系在一起,或曰将“汉学”和“汉学家”也融入对外汉语教学这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去,这是建国50年来我国官方正式论述对外汉语教学时几乎从未有过的。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在学习、贯彻第二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的精神时,越来越注意到了这一关系到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未来发展的新变化,并不断加深对这一新“决策”的认识,其中关于跟世界汉学“接轨”、跟各国汉学家加强沟通和交流乃至合作,是对外汉语教学进入21世纪的一个新的亮点。

其实,早在1999年3月15日陈至立部长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设置规定》:“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授予在汉语教学、汉学研究及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友人。

”友谊奖评审委员会由七位权威专家组成,除任评委会主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韦钰和三位语言学家外,另三位则是我国文化泰斗季羡林先生、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

首次获奖的外国友人共四位,两位是汉语教研专家,另两位则是汉学家:泰国诗琳通公主和韩国金俊烨先生。

而这一友谊奖的整个运作过程都是由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43・ 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1期
(下称“国家汉办”
)来具体负责实施的,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的精神,国家汉办制订了未来五年的工作计划,经教育部审批通过后,即由教育部向全国发文,这就是“教外专「2000」14号《关于印发〈2000-2004年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计划〉的通知》”,其中关于“加强科学研究,完善学科建设”部分,要“重点开展”的课题研究中就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及汉学的关系研究”。

应当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但似乎又并非全新。

二
让我们把视野转向国外,就会发现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汉语教学,大多归在汉学系内,有的则干脆就叫“汉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中心”之类,将其作为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一部分来进行教学和研究,且领导或主管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也多为汉学家。

倘若仅仅是汉语教师或研究汉语言,即使他(她)水平再高,在其本国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一般也不会很高。

看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的汉语教学实力和研究水平,往往就看那儿是否有汉学研究机构、有多少汉学家或汉学研究成果乃至有多少有关汉学方面的藏书等。

且若以汉学或汉学家的名义向政府或有关方面申请经费,也较易获得。

若再往深层考察,更可发现有些著名、权威的汉学家常被他本国政府邀请参与该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其潜在作用和影响更无法估计。

可以说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不仅百多年前如此,至今亦然。

作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秘书长,笔者有幸访问过不少国家及那儿的一些大学汉学系或中文系,接触了很多同行学者,其
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并趁便作了一些调研,收集了一些资料。

②下面不妨择要作一些介
绍:
英国的汉学研究有悠久历史和相当规模。

据1996年英国大学科研评估和1999年初
英国高教拨款委员会的最新调查结果,全英大学现有科研人员57000人,其中从事中国研究者为400人,主要分布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杜伦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利兹大学、西敏寺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等。

仅这8所大学就有中国研究专业专修生300多人、兼修生230余名。

英国政府于1992年发表了《中国研究述评》专题报告,决定每年增加拨款一百万至一百三十万英镑,在今后五年内增招600名汉学研究生。

今之英国汉学家,在上述各校的阵营都相当强大,每校都有五六位甚至更多。

如:牛津大学有Prof.G len Dudbridge (研究中国古代史、文学及宗教)、Dr.Robert L.Chart (古代汉学、中国古代史及宗教)、Dr.David W.Faure (中国晚期帝国及共和时期经济史)、Dr.Cyril Zhiren Lin (现代中国经济)、Dr.Tao Tao Liu (古现代中国诗歌及当代文学)、ura J.Newby (中国及中亚史、国际关系)、Dr.Frank N.Pieke (中国城市与农村结构);剑桥大学有Prof.David McMullen (唐代历史、唐诗、古汉语)、Dr.Mark Lewis (秦汉史、宗教、古汉语)、Dr.Joe McDermott (明清史、艺术、古汉语)、Dr.Hans Van De Vaen (中国共产党史及军队史)、Dr.Susan Daruvala (中国现代文学及中国民族认同)、Dr.Boping Yuan (语言学、汉语及第二语言习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Prof.Hugh Baker (中国社会人类学及中国社会与家庭)、Dr.Paul Thompson (中国古代哲学)、Dr.Sara Allen (中国古代史及古汉语)、Dr.An 2drew Lo (明清小说)、Dr.Henry Zhao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诗歌及文学评论)等。

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大本营云集了这么多汉学家,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智囊团,能直接影响英国上层的对华决策,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颇受英国外交部的青睐。

・53・2001年第1期张德鑫:润物细无声
澳大利亚近十余年来先后成立了“亚洲研究委员会”(Asian Studies Council )、“中国研
究协会”(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亚洲语言与研究重点中心”
(K ey Cen 2tre for Asian Language and Studies )、“亚洲教育基金会”
(Asian Education Foundation )等。

实际上,这些冠以“亚洲”的机构都将中国研究和汉语教学放在第一位。

1994年澳政府一个有关委员会提交的《亚洲语言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前景》报告指出:“如果澳大利亚要在亚太地区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在其教育系统中强调对亚洲语言和文化的全面了解,并引起全国紧急和高度的重视,由此建议设立亚洲语言与研究全国战略.“这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认为自己的“希望在亚洲”。

目前全澳有8所最著名的大学都设置了中国研究专业,培养中国学方面的硕士、博士。

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 2niversity )有近50人从事有关中国的研究,其汉学专业在国际上有一定实力,设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颁发中国研究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中心主任是汉学家Prof.W.J.F.Jen 2ner ,为《红楼梦》的英译者,中心还出版《中国研究》杂志,该校中文藏书为澳洲之最;阿德雷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 )设有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是汉学家Prof.Andrew Wat 2son ,颁发中国研究研究生文凭;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 )设有亚洲和国际研究系,建立了汉语翻译研究生课程,系主任是汉学家Prof.Colin Mackerrs 。

德国目前有中国学研究机构约30个,其中著名大学就占了20多个。

如汉堡大学中
文系影响最大,该系创建于1909年,属德国早期开设汉学专业的大学,被称为德国的汉学摇篮。

该系从1972年以来共培养汉学硕士235人,1978年以来培养汉学博士40多人,现有在读学生300多人。

近年随着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德国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在量和质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德国的中文教学和汉学研究出现了向经济领域发展的趋势。

如不莱梅高等专业学院、吕纳堡大学、路德维希港高等专科学校和康斯坦茨高等专科学校等校都开设了经济汉学专业,将汉学跟经贸专业相结合,具很强实用性及时代特色,前景相当看好。

俄罗斯也有汉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并拥有不少著名的汉学家。

如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就享誉欧亚,该系成立于1854年(实际应从1837年喀山大学东方系成立算起,1855年喀大东方系并入圣大)。

圣大东方系的符・彼・瓦西列夫就是俄国19世纪最著名的中国学家,与他同时代的中国学家还有伊万诺夫斯基和波波夫等。

一百多年来,该系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后来许多汉学家皆出自圣大或曾就读于圣大,如“十月革命”后对俄罗斯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起了承上启下作用并曾两次到过中国的阿列克谢耶夫等。

欧洲第一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中国文学概要》也出自该校的汉学家。

圣大东方系的中文藏书亦非常丰富。

今天,圣大东方系仍然是俄罗斯培养汉语和汉学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汉学家还对发展俄中两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并发挥重要作用,如前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及后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等就是著名的汉学家。

波兰虽是东欧小国,但其汉学研究亦甚有影响。

早在1925年华沙大学就开设了汉语
课,至1933年汉学家扬・雅沃尔斯基在华大正式创建了远东学院汉学教研室,并成为第一位汉学教授。

此后,又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如J.Chmielewski 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和中国逻辑学;O.A.Wojtasiwics 致力于中国文学和翻译理论;乌・雅布翁斯基致力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翻译出版了《白毛女》、《离骚》、《中国文学史》等;M.Jzbikwski 研究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G.Zdun 研究中国佛教史;Slawinski 研究中国历史;M.J.Kunstler 研究
・63・ 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1期
中国汉朝儒家思想;Z.Stupski 专门研究《儒林外史》,其中后三位是当今波兰汉学汉教界最权威的汉学家。

至于美国,汉学研究及汉语教学的规模和数量可谓最大最多,跟上述国家一样,传统
上美国大学均重视汉学研究而轻视语言教学。

仅就美东纽约、波士顿地区而言,著名的汉学研究机构就有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等。

著名汉学家有已故的费正清,及哈佛傅高义和杜维明、耶鲁孙康宜、哥大王威德和黎安友等,他们在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所起的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的。

限于篇幅,以上仅就西方一些国家的汉学情况作了简介,自然挂一漏万,至于近邻如日、韩等国的汉学研究历史及水平那就更不用说了。

还须重申,上述各国各校的汉学教研机构几乎都设有汉语教学,从基础汉语开始直至培养汉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此处重在介绍汉学,只是意在表明从历史到今天国外汉学研究跟汉语教学不可分割的渊源及前者对后者的意义和作用,作为今天我们研究和处理好这一问题的参考和借鉴。

也许正是有鉴于此,为着眼未来,台湾于1989年初拨巨款设立“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其董事会成员由台湾政界元老、学者名流(包括台湾旅美学者等)组成,并称其宗旨为“以发展海外汉学及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为己任;促进中外学术及文化交流,增进人类福祉;宣传中华文化,增进国际对台湾的了解”。

该基金会成立十余年来,选择欧美亚太地区有影响或有潜力的汉学研究机构、汉学家、研读汉学或中国文化学位者等,给以重金资助。

显然,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还有其学术之外的目的。

但通过学术来为更高、更远的战略目标服务,古今中外皆然。

至于我们跟国际汉学界的关系,可说非常缺少沟通和交往。

秘书处设在北京的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现有包括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千名会员,其中能称得上汉学家的可谓凤毛麟角;由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主办的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迄今已办了六届,每届研讨都包括文化课题,但与会者中能堪称汉学家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因而每三年一次的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虽越开越红火,但对整个世界汉学界的影响可说微乎其微,仍然不能触动许多西方国家汉语教学界的主流及决策层,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或制约了我在世界上进一步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何以如此,恐怕跟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长期以来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性质的认识不无关系。

下面试从学术角度来重新审视对对外汉语教学之学科本质及学科发展的认识。

三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已成长为一门专门学科,一般将其“定性、定位”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内。

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主要焦点大体集中在关于“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之争上,且总体上认可“交际文化”,“知识文化”基本上不被纳入对外汉语教学之内,更遑论汉学。

正如1994年由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与《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两刊联合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
谈会纪要》(下称《纪要》)③所说:“语言教学本身不能脱离文化因素……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
早已兴起的关于‘交际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就是为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更自觉地进行跟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的教学。

”“(因而)把培养汉学家作为汉语教学的目标是不现实的。

不同的汉学家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培养汉学家要靠我国整个教育界和学
・
73・2001年第1期张德鑫:润物细无声
术界共同努力,不是对外汉语教学可以单独完成的任务。

汉语教学可以为培养用汉语工作的汉学服务,但是它本身的目标不是培养汉学家。

”
笔者当年曾参与策划和组织了那次“定性、定位、定量”座谈会,并完全认同会议《纪要》的论述,且至今认为当时《纪要》的“共识”是有道理的。

但正如邓小平理论中那句名言所说:“发展是硬道理。

”国家要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要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也要发展。

发展当然要分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特点,因而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才是绝对的。

现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就对《纪要》所阐述的思想似乎感到有点不满足了。

之所以“不满足”,从学科建设方面而言还基于两点考虑:学科建设要为事业发展需要服务;本人对对外汉语教学本质之认识。

“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大概最早是在198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

但当时这句话并未深入人心,甚至还有不同认识。

那时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无论从量和质来说,都不能跟今天同日而语,且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也正处于形成阶段,基本上是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框架内思考和运作。

如果说至1994年对外汉语教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已初步形成或已具雏形,那充其量也只是“初级阶段”,学科理论自然也体现出一个新学科常有的“初创”色彩,其核心理论和基本内容一般反映出该学科最突出最重要的特性,不应要求一下子就很完备和全面。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必然首先围绕汉语言教学进行研究,在语言教学理论上下功夫,先把语言教学搞好,建立起学科的“立身”之本,也即让学科先“立”起来走稳了,为以后“跑”打好基础、作好准备。

凡跟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学科建设“初级阶段”特点和目标相去较远的,暂时就不会被接纳和包融进去。

既然对外汉语教学被“定性、定位、定量”在语言教学内,文化和文化教学只是为语言教学需要和为语言交际服务而存在的,“知识文化”乃至汉学被考虑在外,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至本世纪末,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虽不能说以几何级数增长,但也不是算术级数般增加,在量和质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飞跃的态势。

如果可以以去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作为标志,以即将进入21世纪作为分界,
“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已成为广泛的共识并越来越深入人心,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将为国家更高的战略目标服务,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亦应随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

正如陈部长的报告所指出的:
“为什么叫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它涉及到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涉及到我们在国际的地位。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它确实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我们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没有语言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没有更多的人崇尚中国的语言文化,屹立世界之林就会有所欠缺,而且,语言文化的推广,对我国的其它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部韦钰副部长在第二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中也指出:
“讨论怎么开拓21世纪对外汉语教学的新局面……在新的形势下推广汉语就更加紧迫,所以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某个学校某个学科的发展问题。

“从对外汉语教学怎样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服务于国家外交工作的需要出发,恐怕它比一般的教育工作更具有自己的特点。

”
两位主管我国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的部长对“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的解
・83・ 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1期
释,及为此而对今后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提出的要求就必须体现在未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中,也即学科建设必须考虑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为其服务。

事实上,近几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正是沿着这一发展方向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生成分及学习目的由单一向多元变化,教学门类由简单向齐全转化,教学层次由初级向高级深化,形成了由非学历教育上升到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从而大大丰富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内涵并扩大了它的外延。

这一切体现在学科研究方面,如:中介语理论的引进并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偏误分析研究,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习理论或习得理论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由传统的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主体转化的研究,使对外汉语教学从应用语言学向跨学科发展,跟包括心理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及各类文化学等诸多相关学科交叉结合,更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应“升格”为对外汉语“教育”的思想,这一切意味着对外汉语教学不只是单纯的汉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更应是包括教书育人及对由古至今的中华文化的传播。

惟其如此,才能更充分体现“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才能更有效地为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

其实,我国学术界对此已有共识,让我们来听听两位学界泰斗的建言:⑤
季羡林先生最近在专为对外汉语教学而作的《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一文中号召我们“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到西方国家去”,“比如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其精华部分对世界人民处理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以及个人心中感情思想中的矛盾时会有很大的助益。

眼前全世界都大声疾呼的环保问题实际上是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恶果,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如能切实行之,必能济西方之穷。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

中华民族古代和现代的智慧,也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

中国人要想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外国人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必须首先抓汉语.”“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这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意义。

”这里,季老明确将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宗旨归结为借汉语为载体对外“送去”中华文化。

任继愈先生也在专为对外汉语教学而写的《对外汉语教学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主张:“我们要主动地把优良传统、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推广出去,使他们不仅学到汉语文知识,还学到中国文化的传统。

”“我们虽然从教授汉语起步,却不能满足于培养一般翻译人员,而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外国青年汉学家。

这些遍布世界的汉学家必将成为我们广交朋友的桥梁。

”“只讲授语言的应用,而不是深入到文化的内涵,只能学到中国文化的表层,无法认识中国文化的本质。

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要通过外国语言教学为维护世界和平尽一分力量。

在新形势下,我们的任务既深化了汉语教学,又推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为世界和平尽了应尽的义务。

”笔者理解任老在这里具体提出要培养外国青年汉学家的设想,是着眼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一种深思远虑和更高境界。

也许有人会说以上是两位文化大师的“本能”或“本职”之言,那我们就再来听一下语言学家是怎么说的。

如:
胡明扬先生早在1992年为拙著《A SURV EY OF CLASSICAL CHIN ESE L ITERA 2
TURE 》(中译《中国古典文学概观》)一书所作序言中卓有远见地指出:“语言和文学是很
难分家的。

我认为,语言和文学合则兼美,分则两伤。

我不相信只学几条语法规则就能学好一种语言,而认为只有熟读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因为文学往往最充分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而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产物,不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就难以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

““对中国
・93・2001年第1期张德鑫:润物细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