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乾嘉学者对《史记》的考据性研究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其次 ， 乾嘉 学 者 对 《 记 》 体 各 自的起 源 和 史 五
功用 ， 有 一定 探 讨 ， 为 五体 各 不 相 同 ， 首创 ， 也 认 有 亦有 因袭 。如 赵 翼 说 ， 古 有 《 本 纪 》 《尚 书世 “ 禹 、 纪》 书 ， 用 其体 ， 等 迁 以叙 述 帝 王” “ 史 记 ・卫世 ，《
如钱 大 昕 、 学诚 、 章 赵怀 玉 等 都 有类 似 论述 。他们 肯定 司马 迁 在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 造 性 地 把 本 创 纪 、 传 、 、 、 家五体 冶 于一 炉 ， 载几 千年 问 列 表 书 世 记 复杂 的历 史 ， 历史 事件 、 史人 物 、 章 制度各 有 使 历 典 所归 ， 功绩 不可磨 灭 。 其 但 也有 乾 嘉学 者对 司马 迁 首创 纪 传体 提 出质 疑 。如邵 晋 涵 说 ： 其 文 章 体 例 ， 参 诸 《吕氏 春 “ 则 秋》 而稍 微通 变 。 认 为 《 记 》 《吕氏春 秋》 ” 史 与 在
失， 总汇 于 一篇 之 中。 自此 例 一定 ， 历代 作 史 者遂 不能 出其范 围 ， 信史 家之 极 则 也 。 王 呜 盛 也说 ： ” “ 司马迁 创 立本 纪 、 、 、 家 、 传 体 例 ， 之作 表 书 世 列 后 史者 ， 递相 祖述 ， 能 出其 范 围。 其 他 乾 嘉 学 者 莫 ”
“ 清代 史学 昌 明 ， 史 记 》 家 传 户 诵 之 本 ， 勘 异 《 为 校
文 ， 订名 物 ， 明史 意 ， 考 发 乃至 评论 文章 ， 讨 字 义 ， 研 或 勒为 专 书， 散 见文 集 杂 著 ， 属美 不 胜 收 。 或 实 ” 由此 町知 ， 代 对 《 记》的研 究 主 要 是 考 据 和评 清 史
《史记》研究浅综述
《史记》研究浅综述从古至今，《史记》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记》研究大家张大可先生就高度赞扬《史记》为一部融史学、文学、哲学于一体的旷世大典。
就是这么一部文史著作，自古及今，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大批学者投身于对《史记》的研究中。
其研究著作之多，研究范围之广是其他古籍根本无法比拟的。
因为我能力有限，这次我就对《史记》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从古至今对《史记》的研究概况汉代，对《史记》的主要研究者有杨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杨雄在《法言》中论述道：“太史迁，曰实录。
”他是点出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这一“实录”观点也被历代名家所认同，直至现在。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其言秦、汉，详矣。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虽然班固肯定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但是他又指出“史公三失”。
第一班固认为将黄老之学放在六经之前是不当的。
第二，班固批评司马迁抛弃了真正的英雄而去讲奸雄的故事。
第三，班固认为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宣传重利轻义的思想。
这也引起了后人对这三失的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没有统一的王朝，都是众国分裂，互相混战割据，所以国家对私人著史的控制放宽，《史记》逐渐传播广泛。
在《晋书·刘殷传》就记载：“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这从中就反映出，《史记》在当时受到了推崇，地位较高。
这一时期研究《史记》的名家有徐广和裴骃。
史记中的历史科学与理论研究
史记中的历史科学与理论研究史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被誉为“中国历史的百科全书”。
作为一部具有丰富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的文献，史记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事件，还展示了古代历史学家的历史科学与理论研究水平。
通过对史记的研究，我深刻认识到史记在古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首先，史记体现了古代历史学家的历史科学观。
史记以“纪传体”为主要写作方式，将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生平事迹相结合，既有纪实性的记载，又有个人见解和评价。
这种写作方式使得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纪实文献，更是一部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被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注重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也揭示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影响。
这种历史科学观的体现使得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学研究的典范。
其次，史记展示了古代历史学家的理论研究水平。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运用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例如，他在史记中提出了“纪事本末体”和“纪实编年体”的写作方式，以及“纪事本末体”中的“五经正义”、“八索典”等理论概念。
这些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使得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纪实文献，更是一部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
史记中的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对后世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史记中的历史科学和理论研究还体现在其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释上。
史记中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释，不仅仅是简单的事实陈述，更是对历史事件背后原因和影响的深入思考。
例如，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于秦朝的兴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秦朝的政治制度、统治方式以及社会矛盾等因素对于秦朝的兴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解释，体现了史记中的历史科学与理论研究的水平。
史记中的历史科学与理论研究还体现在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
史记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仅仅是简单的褒贬，更是对历史人物的性格、才能、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评析。
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
综上所述，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有必要的。谨以此就教诸位，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最近十余年间，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研究一直为治清代学术的学者所关注，并已取得若干成果，似呈方兴未艾之势。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做好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正是凭藉前哲时贤的深厚积累，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纂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也并肩比美，联袂而出。三书或集合同志，或独力纂修，历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终成里程碑式的巨著，为学术界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
辑录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外题跋、序记、书札等佚文，区分类聚，整理刊布，是一桩既见功力，又有裨学术研究的事情。晚清以降，诸多文献学家相继辑录顾广圻、黄丕烈二先生群书题跋，已开风气之先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垣据尹炎武所获钱大昕集外家书十五函，逐函加以精审考订，更为学界一时推尊，赞为“励耘书屋外无二手”。尔后，虽间有学者承先辈遗风，辛勤爬梳，惟因兹事难度甚大，成功非易，久而久之遂几成绝响。九十年代中，陈文和主持整理编订《钱大昕全集》，专意搜求潜研堂集外散佚诗文，纂为《潜研堂文集补编》一部，辑得诗文凡八十余首。古朴之风再现，不啻凤时，正值陈鸿森著《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发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据悉，近一二十年间，陈鸿森不惟勤于辑录钱竹汀先生集外佚文，而且其朝夕精力所聚，几乎皆奉献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就笔者拜读所及，经陈先生精心辑录成编者，尚有《潜研堂遗诗拾补》、《简庄遗文辑存》、《简庄遗文续辑》、《段玉裁经韵楼遗文辑存》、《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和《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等六种。其中，《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三卷抄存芸台先生集外遗文多达一百三十三篇。其所费劳作之艰辛，成果学术价值之厚重，丝毫不让当年《研经室集》之结集。1993年5月，中华书局整理刊行之《研经室集》未审出于何种考虑，失收再续集诗文。他日若能再版，补其所阙，辅以陈鸿森著《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则珠联璧合，尽善尽美矣。
论乾嘉考史三大家对《史记》研究的特点和贡献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年1月第35卷第1期Jan. 2020Vol.35 No.l【史记与中国文化传统专题】论乾嘉考史三大家对《史记》研究的特点和贡献张艳玲a,施建雄"(陕西师范大学a.学报编辑部;b.历史文化学院，西安710119)摘要: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在其考证著作中对《史记》进行深入的考察辨析。
他们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各自的特点,钱大昕以考证为中心，王鸣盛考证、旨趣阐发并重，赵翼注重提挈历 史大势，探讨历史编纂得失。
其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史记》研究的视野,推进了《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并由此带动了《史记》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通过三大家的研究对客观 地总结《史记》研究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史记》；乾嘉考据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20)01-0018-08收稿日期：2019-11-05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2015M582603)作者简介：张艳玲(1974—),女，河北迁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施建雄(1966—),男，福 建永春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 究。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竹汀，清代 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
清代考据学大师, 其著述宏富，治学领域宽广。
其中《廿二史考异》 一百卷，纠举疏漏,校订舛讹,驳正误失，优于同时期其他考史著作。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 号西庄，同是嘉定人。
其史学代表名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考订事件、人物、职官、地理、版本目录以至历史编纂等一系列问题,并有不少富有思想性 的议论和创见。
《史记》中的历史事件与历史真实性的考证
02
揭示司马迁在治史过程中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以及 他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见解和评价。
03
通过对比司马迁的治史方法和态度与其他史家的异同， 可以进一步探讨历史学的发展和演变。
为后世编纂史书提供借鉴和启示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典范之作，其编纂方法和态 度对后世史书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对《史记》中历史事件的考证，可以为后世编纂史书 提供借鉴和启示，如如何收集、整理、甄别史料，如何客 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等。
《史记》同时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 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 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03 《史记》中重大历史事件举例
秦始皇统一六国
统一战争的背景
统一后的措施
战国末期，七雄并立，各国间战争频 繁。秦始皇利用连横政策，成功打破 了六国的联合抵抗。
推行一系列中央集权制度，如统一度 量衡、文字、法律等，加强了国家管 理。
刘邦建汉的措施
推行黄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 策，重视农业发展，加强中央集权 。
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与内政改革
01
对外扩张的背景
汉朝初期，北方匈奴不断侵扰边境，南方南越国尚未臣服。
02 03
对外扩张的经过
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北击匈奴，使得匈奴远遁漠北；同时派 遣使者出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在南越国方面，汉武帝派遣路博德 等将领平定南越，将其纳入汉朝版图。
民俗风情考察
结合古代民俗风情、社会习俗等方面的考察，理解《史记 》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合理性。
多学科交叉研究
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对《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证，揭示其 历史真实性。
论乾嘉学派的史学成就
论乾嘉学派的史学成就。
(一．名称由来：由于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它是乾隆，嘉庆年间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起来的，以考据为主的流派，主要采用汉代儒生的训诂，考据的史学研究方法，它与当时着重于宋明理学不通，所以又称”清代文学”，又因其文风朴实，注重考据，又称“朴学”或“考据学派”。
二．治学方法：重视客观资料，广泛搜集资料，归纳研究，细致总结，继承了两汉经学的考据治学的方法，并对其进行发展，主要以经学为主，以汉代儒学的经为宗，学风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韵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古韵-训诂-明经。
顾炎武为开端，中经发展，又到惠栋，戴震，形成了此学派的学风，直到段玉裁等人时发展到鼎盛。
注意音韵，文字，训诂，进而扩展到史集和诸子等，对辨伪作了贡献，还留意于金石、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的考据。
三．史学成就：A 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它把考据学推向了高峰，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征。
它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为标榜。
唐代的孔颖达注重考据的训诂，唐代著史之风盛行。
B 对前代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为后人阅读、利用这些文典做出了贡献。
涌现了众多的学者和著作，在各方面都留下了可以借鉴的宝贵成就。
C 有许多严肃的学者，他们在治学态度上、方法上严谨，而且开创了近代史正史学的先河，学派的成就与这些态度、方法密不可分。
继承发展了顾炎武的学风，认真读书，不尚空谈。
四．奠基人：大致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
顾炎武是开创清代考据之风的人，他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主张以经学取代理学，提出经世致用，但到了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逐渐丢弃了经世致用，只继承了他的考据学。
分为了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
但两派学风上有很大差异。
吴派重视收集汉儒经书而疏于考证；皖派则重视“三礼”中的制度考证。
)。
清代学者对《史记》的考证性研究
清代学者对《史记》的考证性研究充分运用文字、训诂、音韵等小学知识,并结合天文、历法、舆地、金石、避讳等多方面的知识,全面开展对《史记》文本的考据研究,则是在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
从研究方法看,清代《史记》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治经之法来治《史记》。
标签：清初乾嘉考据学风对《史记》本身的注释与研究,必然带来对《史记》流传中产生的异文的研究。
《史记》的传抄、刊刻历经数代,有许多个传本,其中《史记》文本中就难免夹杂很多错误。
对这样的错误,历代学者早已有所注意,并不断进行了考订研究。
如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司马彪的《续汉书》等书,也对《史记》的异文有不少考证。
另外,如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等,历代的《史记》注释书也对《史记》的文字和史事作了大量的考释。
其中司马贞《史记索隐》,不仅对《史记》的注释进行考订和辨析,而且对《史记》的文字和内容作考证以及注释典章制度,补充历史内容。
自从班氏父子提出《史记》有“十篇之缺”的说法以后,后世学者对此进行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宋代的吕祖谦也对《史记》亡篇缺篇的问题作了考证,他在《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中说:“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惟《武纪》一篇亡耳。
”认为《史记》亡佚的只有《武纪》一篇。
到了明代,《史记》文本的考证有所发展,出现了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考证书,为清代对《史记》考证性的研究起了铺路奠基的作用。
充分运用文字、训诂、音韵等小学知识,并结合天文、历法、舆地、金石、避讳等多方面的知识,全面开展对《史记》文本的考据研究,则是在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
清代著名的考据学者,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何焯、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曾对《史记》文本的考证下过一番功夫,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这种基于考据之上所取得的清代《史记》考证的丰硕成果,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就连一味潜心文学旨趣的近代学者林纾都指出了这一点,他在《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中提到:清代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梁玉绳之《志疑》、王怀祖之《杂志》,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卷,论黄帝一事凡千年,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乙派则归震川、方望溪及先生之读本,专论文章气脉,无尚考据。
《史记》中的历史记载真实性分析
史记中的历史记载真实性分析1. 引言《史记》是中国古代世界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司马迁撰写于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91年间。
它以纪传体的形式记载了从黄帝至西汉武帝的历史，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
然而，“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之一，其中记录着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对其真实性的疑问和分析。
2. 编撰背景《史记》是司马迁在汉武帝命令下编纂的一部官修正史，目的是为了宣扬汉朝及其统治者。
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可能存在某些夸大或者掩饰事实的情况。
3. 记录真实性分析3.1 司马迁个人立场影响司马迁作为编撰者，其个人立场和观点难免会对《史记》中的历史记载产生影响。
比如，在描写楚国崛起时，他对楚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抬高，而对于其他诸侯国可能存在主观偏见。
### 3.2 文献记载与事实确认《史记》编纂时，主要依据了许多早期的文字资料和史书。
然而，过去的文献可能存在错误、失真或其他问题，因此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评估和分析，并与其他来源进行比较和确证。
### 3.3 传说和神话成分《史记》中也包含着一些传说和神话元素，如黄帝、尧舜等神话人物。
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辨别和理解。
### 3.4 编纂目的的影响《史记》编写旨在宣扬汉朝及其统治者形象，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可能会存在政治倾向性以达到这个目标。
因此，在阅读《史记》时需谨慎对待其所陈述的事件及人物。
4. 辩证看待《史记》虽然《史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仍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重要且权威的文化遗产之一。
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既要对其中的记录持怀疑态度，也要从中挖掘出真实可靠的历史信息。
5. 结论《史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书之一，虽然在记载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存在各种限制和影响因素，但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在阅读和分析《史记》时，需要综合考虑编写背景、文献记载、神话传说等因素，以更加准确地理解其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
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
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李长银内容提要 清代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学术关联，过往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持肯定意见，但语焉不详，还有部分学者基本不提，或持否定态度。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钱穆、张西堂、张寿林、罗根泽、杨宽等为代表的“古史辨”学人，正是在接受以惠栋、戴震、范家相、赵翼、汪中、阮元等人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层累说”“孔子与《易》无关”“《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孔子未曾删《诗》”“《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老子》著作年代在孔子之后”“神话演变分化说”等一系列较有学术价值的学说或论点，从而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代学坛的兴起与发展。
因此，乾嘉考据学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
而通过这一澄清工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挖掘这场运动的学术来源，还能够彰显乾嘉考据学在近代学术文化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 乾嘉考据学 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图分类号〕Ｋ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０７－１１ 清代乾嘉考据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形态之一。
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开篇即强调：“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②而将这一“清之考证学”推向高峰的无疑是乾嘉考据学。
大体来讲，以惠栋、戴震等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总结，③从而建立了一个具有特殊学术标识的“乾嘉范式”，并形塑了“清之考证学”。
更值得指出的是，乾嘉考据学还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
有研究者提出，由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与乾嘉考据学之间即存在学术关联。
顾颉刚的弟子刘起荱强调说，自己老师一生的学术“植根于汉学”，并认为其具体承受了清代汉学各派的内容与治学方法。
史记历史真实性研究
史记历史真实性研究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司马迁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
它记录了从上古到前2世纪的几千年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然而，由于史记的时代久远和作者主观立场的存在，其历史真实性一直备受争议。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史记的历史真实性进行研究。
一、历史背景与编纂史记是在秦朝末年和西汉初年编写的，这时正处在战国末年到秦末汉初的历史过渡时期。
史记的创作目的并非客观还原历史事实，而是借助历史事件来述说人物的品德和政治观点。
史记被司马迁触犯宦官而受到贬斥，这也影响到其对历史的选择和刻画。
因此，史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带有明显立场倾向的文学作品。
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在真实性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由于时代的漫长和信息传递的不完善，历史事件的记载容易出现偏差和错误。
比如，史记中描述的上古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由于时代久远，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来验证其真实性。
此外，史记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可能受到作者立场的影响，存在夸大和缩减之嫌。
三、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史记中，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形象进行了深入塑造。
他通过描述人物的言行举止、性格特点和政治才能，以及附带的评价，描绘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然而，由于作者立场的存在，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可能存在夸张和片面的情况。
比如，诸如刘邦、项羽等人被赞扬为英雄角色，而秦始皇则被贬低为独裁者。
四、多元史料的参考在研究史记历史真实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一部作品的记载。
可以借鉴其他历史文献，如其他古代史书、石刻、金石铭等多元史料来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多样的史料，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对史记中的片面或夸大表述进行合理纠正。
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史记的历史可信度。
五、历史学家的解读对史记的历史真实性进行研究还需要依靠历史学家的解读和分析。
历史学家通过对史记的文本和历史背景的细致研究，从不同角度剖析其中的历史真实性。
他们可以通过比对多个史料、考察历史事件的连贯性和合理性等方式，对史记中的历史事实进行评估和鉴别。
乾嘉考据学名词解释
乾嘉考据学名词解释一、乾嘉考据学的概述乾嘉考据学是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乾隆和嘉庆两个时期（1736年-1820年）的文献资料。
乾嘉考据学主要关注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校勘和解读，旨在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的脉络和演变过程。
二、乾嘉考据学的发展背景乾隆和嘉庆两个时期是中国清朝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文化艺术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重要文献资料，如《四库全书》等。
同时，社会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来寻找解决之道。
因此，乾嘉考据学迅速兴起，并成为当时知识界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三、乾嘉考据学的主要内容1.文献收集：乾嘉考据学的第一步是收集各类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官方档案、私人文书、古籍善本等。
考据学者通过搜集和整理这些文献，建立起庞大的文献库，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材料。
2.文献整理：乾嘉考据学强调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类。
考据学者会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排序、编目，建立起系统化的文献目录和索引。
这样可以方便后来者查阅相关资料，并确保文献的保存和传承。
3.校勘修订：乾嘉考据学对历史文献进行校勘修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通过对古代手抄本、刻板印刷本等不同版本的比较，考据学者可以找出其中的差异和错误，并进行适当的修订。
这样可以提高历史文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4.文献解读：乾嘉考据学注重对历史文献内容进行深入解读。
通过详细分析文献中的文字、语言、背景等要素，考据学者可以还原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思想。
这对于研究历史事件、社会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
四、乾嘉考据学的意义和作用1.保护文化遗产：乾嘉考据学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修订，确保了珍贵文献的保存和传承。
这些文献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通过乾嘉考据学的努力，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
2.研究历史真相：乾嘉考据学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
历史考证学视野下的乾嘉曲论研究
历史考证学视野下的乾嘉曲论研究考据学是清代300年最重要的学术思潮，尤以乾嘉时期为盛，故又被称为“乾嘉朴学”。
自民国以来，学界就对清代考据学的诸多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在经史小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作为一代显学，考据学的影响除了经史之外，势必也会波及其他方面，包括戏曲。
但目前学界较少关注考据学与曲学的关系，本文拟就此展开谈论。
（1）清代学者最初致力于儒家经典的训诂和疏证，而后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史学、子学、金石学、文字学、文献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历史考证学是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1历史考证是一种传统治学方法，注重考辨史书的真伪虚实，力图去伪存真，是历代史学家惯用之法，因其长久不衰，于是由一种单纯的治史方法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最终在清代成熟，成为史学主流。
由于考据学内容广博，涉及多个学科门类，仅凭一文恐难将考据学对曲学的影响谈得面面俱到。
古代戏曲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考据学的众多领域中与史学关系甚为密切，加之历史考证学是乾嘉乃至清代史学的核心，故本文从历史考证学的角度对曲论进行考察。
一、论曲方式的新变明清两代的戏曲创作和演出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大量曲论应运而生，数量远非前代所及。
虽然明清两代戏曲批评兴盛，但在论曲方式上，二者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明人论曲多为空疏的泛泛之谈，随兴而发，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评价戏曲作品，持论偏于主观，缺少严密的逻辑和论证。
纵观明代曲论，从明中叶何良俊《曲论》、王世贞《曲藻》到晚期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以及祁彪佳“二品”，评论方式均是个人漫谈，主观性和随意性极强。
虽然晚明《曲律》、“二品”与中叶曲论相比，在理论的系统化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但究其评论戏曲的方式和风格，仍与中期一般无二。
试举几例如下：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
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
”……是骈俪中景语。
“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
从乾嘉考据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偶语”一词
从乾嘉考据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偶语”一词
高伟琦
【期刊名称】《文学艺术周刊》
【年(卷),期】2022()3
【摘要】《生死秦始皇》是辛德勇近几年关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的研究成果。
在第三篇《聚语诗书不避世》中,作者将《史记》“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中的“偶语”一词释为“寓言”,颠覆了学界“偶语是对语之意”的传统认知。
这也改变了“小说家”的性质,并由小说家的性质反观《赵正书》的史料价值,进而将问题引申到“秦始皇对待儒生和儒学的态度”。
【总页数】4页(P12-15)
【关键词】《书》;偶语;《史记》;史料价值;乾嘉考据;秦始皇;避世;传统认知【作者】高伟琦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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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乾嘉史家的“博古”与“知时”-word文档资料
解析：乾嘉史家的“博古”与“知时”所谓“古”与“时”的关系，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这一命题始终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成为历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大家都以“博古”著称，致力于为古史订误补阙，历史考据学蔚然成风。
由此导致相关研究中的一种误解，认为乾嘉史家“博古”而不“知时”，有人据此批评他们埋头于故纸堆中，完全脱离现实需要，为考据而考据。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一时期的史家具有“博古”倾向，就断言他们有“嗜古”之癖;治史路径上的“博古”未必一定昧于“知时”，也未必就一定导致历史观念上“厚古薄今”。
恰恰相反，由博文稽古所夯实的深厚的古学功底，反而使他们发现了古史中的诸多问题，从而对“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好古而不薄今清代乾嘉时期，治史注重考据的风气达到极盛。
他们诠解蒙滞，审核舛驳，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而在博综史事、探本溯源的过程中，很多史家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好古而不薄今”的辩证意识。
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历史考据学的杰出代表，在研究中不迷信古史，亦不专信一史，而是旁征博引，反复考订。
他提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
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
”(《潜研堂文集》卷十八《续通志列传总序》)他强调博古考据的重要，但同时也明确表明，稽古只是订补古史的重要手段，而绝非目的。
他对于名物、职官、舆地研究，都非常注意古今的会通和历代的因革损益，明确反对“重古轻今”的学术倾向。
针对清人所见的金石资料远胜古人的情况，他更是慨叹说：“谁谓今人不如古哉!”(《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山左金石志序》) 同为乾嘉史家翘楚的王鸣盛也强调：“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
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
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
”(《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非常注重“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尖锐地批评治史“不通古今”之弊，切中了某些佞古积癖学者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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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 中由于抄 写 、 翻刻等原 因而产生 的错误 ， 以期 能正本 清
源、 匡谬正疵 ， 复《 恢 史记 》 原貌。
其一 ，史记》 ＜ 讹误 的类别 和 原因。《 记》 史 在流 传过 程 中，
由于无心的失误或有 意的妄改等原 因， 使得衍 、 、 、 脱 倒 讹等诸如 此类的字句之误极多 ， 在一定 程度上淆乱 了《 史记》 的原 始文义 及 本来 主旨 ， 非常不便 于人们 阅读 ， 对认识和研究历史也极为有 害， 甚至可使研究者误入歧途 ， 出荒谬的结论。为改变这种状 得 况， 乾嘉学 者对此 等讹 误均 加 以厘正 ， 并进 一步 探讨其 致误 原
则 ， 注释上不 囿于旧说 ， 在 注重声训 ， 考证上 ， 在 无证 不立 ， 而能断， 博 为后世 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学遗产。 ［ 关键词］ 乾嘉； 史记》 校 勘； ＜ ； 注释 ； 考证 ［ 中图分类号］ ２７ Ｋ ０ ［ 文献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０ ５— ４ ２ ２０ ）０— ０ ７— ３ １０ ３ ９ （０ ６ １ ０ ３ ０ 作者简介 ： 王青芝 ， ， 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历史 文献学专业博士生。 乾嘉时期 ， 研究《 史记》 的论著大概有 ３ ， ７部 学者大概有 １６ １ 人④， 绝大多数都是对《 史记》 的考据 研究 ， 中最 著名的有 王鸣 其 盛、 赵翼 、 钱大听、 王念孙等 。就考据研究 的著作来说 ， 有的是 研 究《 史记》 整体的专著 ， 比如杭世骏 的《 史记 考证》 梁 玉绳 的《 、 史 记志疑》 丁晏的《 、 史记毛本正误 》 ； 等 有的是书 中的一部分涉及 到对《 史记》 整体的研究 ， 如王鸣盛的《 十七史商榷》、 赵翼 的《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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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 ６年 第 １ Ｏ期 总第 １７期 ５
兰 州 学 刊
Ｌ ｎｚ ｏ Ｌ ａ
Ｇｅ ｅ ａ ． ． ５ ｎ ｒ １ Ｎｏ １ ７
・
历史研究 ・
谈乾 嘉 学者 对《 记》 史 的考 据 性研 究
有 的是对 《 记 》 史 专篇 进 行 研究 的 ， 王 元启 的 《 记三 书 正 如 史 讹》 卢文诏的《 记惠景 问侯者 年表 》 孙 星衍的《 、 史 、 天官书考证 》
等。
一
有 的学者侧重于综 合使用各 种方 法 、 据来 校勘 ， 证 王念孙 、 钱大 昕、 梁玉绳等学者就擅长使用这种方法。如《 记 ・吕后本 史 纪》 帝晨 出射 ， “ 赵王少 ， 能早 起 ， 后 闻其独 居 ， 不 太 使人 持酰 饮 之， 犁明孝 惠还 ， 赵王已死 ” 。王念孙 云： 《 集解》 徐广 日： 犹 比也。念孙 案 ： 犁， 帝晨 出射 ，
则 天 将 明 矣 ， 既 射 而 还 ， 在 日出 之 后 ， 得 言 “ 及 则 不 犁
、
校 勘
《 史记》自成书以后 ， 与其他古籍一样 ， 在流传过程 中屡经传
抄 、 改 ， 使 讹 谬 丛 生 ， 至 到 清代 ， 错 讹 程 度 更 加 严 重 ， 删 遂 及 其 甚
至影响到了它 的原貌 。＜ 记》 为史 学名著 ， 史 作 自然也得 到 了乾
嘉学者们 的认真校勘。学者们用精 密的方法 ， 确凿的证据 ， 校正
明孝惠还” 也。“ 犁明孝惠还 ” 当作“ ， 犁孝惠还” 。犁， 犹比也 ， 比及孝惠还 ， 言 而赵 王 已死也。＜ 汉书 ・ 外戚 传》 迟帝还 ， 王死 ” 迟 、 声相近 。 帝还 ， 作“ 赵 ， 犁 迟 比帝 还也 ， 迟下无“ 字 ， 明” 则《史记》亦无 “ 字可知 。后 明” 人 不解“ 犁孝 惠还” 意， 于“ 之 故 犁” 下加 “ 明” 而不 字，
王青芝
（ 国人 民大学 中 清史 所 ， 北京 １０ ７ ） ０８２
［ 摘要 ］ 乾嘉 学者对《 史记》 的考据性研 究主要体现在校勘 、 注释 、 考证三个方面 ， 他们利用 自身深厚 的文献功底 ， 纠正《 史记》 讹
误 ， 通 内容 ， 得 了令人 钦服 的 重 大成 绩 ， 人 们 研 究 历 史 提 供 可 靠 的 史料 。在 校 勘 上 ， 们 遵 循 广搜 异 文 、 轻 易 改 动 原 文 的 原 疏 取 为 他 不
又《 五行志》 帝建 昭二 年十 一 月， 元 齐楚地 大雪 ， 深五 尺， 不言“ 深者五 尺 ” 。＜ 学记》 ＜ 平御 览 ・天 也 初 、太 部》 史记＞ 引＜ 并无“ 字。 ］ 者” 【 ‘
在 此 ， 念 孙 校 得 “ 者 二 尺 ”中 的 “ ” 是 衍 文 ， 进 一 王 深 者 字 并
因。就衍文而言 ， 涉上下文 而衍 、 有 涉注文 而衍、 因后 人旁 记之
字误入 正文而衍 、 因不 审词 义妄增而衍等 ； 就脱文 而言 ， 不慎 有 而误脱 、 因不审文义而妄删 等 ； 就倒文而言 ， 有字的倒 置 、 的倒 句 置等； 就讹文而言 ， 因形近而讹 、 有 因音 同音近 而讹 、 因一字误 为 二字或二字误为一字而讹 、 因不明词义而妄改等 。 以衍文为例 ， 史记 ・ 如《 孝景本纪》 二年秋 ， 山雨雹 ， “ 衡 大者
知与上 文不合 也。＜ 晋世 家》 重耳谓 其妻 日： 待 我二 “
十五年 ， 不来乃嫁 。 其妻 笑 日： 犁二十 五年 ， 冢上 ” “ 吾 柏大矣。 “ ” 犁二十五年” 与 “ ， 犁孝 惠还”同义， 徐广 故 日： 犹比也 。后人既 于“ 犁， 犁” 下加 “ 明” 又于《 字， 集 解》 内增注云： 诸 言犁明 者， 明之 时。 不 知将 明乃 “ 将 ” 帝晨 出射之 时， 非还宫时也 。 】 【（
步分析其致误原 因 ， 认为是 涉上文 “ 大者五寸” 而衍。 其二 ， 校勘方法和手段 。乾嘉学者在校＜ 史记》 ， 时 所用方 法 精密 ， 足为后人师法。而就 每个乾嘉学 者来说 ， 使用的校勘方 所
法 又各 有 特 色 。
二史札记》 钱大听的＜ 、 廿二 史考异 》 王念孙 的《 、 读书杂 志》 ；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