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和撒切尔的供给侧改革

里根和撒切尔的供给侧改革作者：刘军喜来源：《支点》2016年第02期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它们为中国式的供给侧改革，提供的是一个“工具盒”，而非标准答案。

20世纪80年代，在日德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和马克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历程，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面对本币升值的压力，日本采用低利率和宽贷款的政策，即凯恩斯主义一贯倡导的政策，结果等来的却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从此跌入“失去的10年”。

不同的是，德国马克在同时期虽然也升值高达36%，但德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是在马克升值之前抢先收紧货币政策，因而躲过一劫。

对此，时任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耐德解释道：“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却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解决问题。

”如今，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国家通胀的隐忧，再次此起彼伏。

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但世界经济依旧复苏乏力。

2015年最后一个月，美联储加息的靴子也终于落地。

中国经济也没有幸免于难，原来的“三驾马车”动力衰减，不足以担当继续提振疲软不堪世界经济的重任。

凯恩斯主义“神药”的失效，暗示了投资刺激的不再可取。

经济增速下滑、产能过剩、创新不足……在一系列问题面前，为了寻求新的“马车”和解决长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高层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处方，并且提出了今年经济发展的五大任务，即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一时间，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此起彼伏。

“减”字当头的供给学派提到供给侧改革，就得说说供给学派和凯恩斯的“恩怨情仇”。

供给学派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最著名的代表理论，便是诞生于19世纪初的萨伊定律。

其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

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

然而，1929年的那场大萧条，给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在大萧条之前，美联储向经济体内注入了大量货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在短期内营造了经济繁荣的假象，于是企业增加生产，随后却发现并非是真的繁荣。

因此各种问题扑面而来，当然包括产能过剩。

生产缩减之后，经济又需要借助货币复苏。

此时美联储却进一步紧缩货币，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一时间，传统经济理论对所发生的现象“哑口无言”。

此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闪亮登场。

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不花钱和花钱少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政府应该刺激消费来防止个人过多的节约行为，应该用公共投资弥补私人部门投资的不足。

人们犹记得，信奉自由市场的哈耶克，还曾与凯恩斯在《时报》上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但最终投降，转而集中精力研究政府及法律。

随后，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风靡一时，成为西方各国政府的主流经济思想。

但进入到70年代，石油危机叠加本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滞涨现象，使得这次经济危机与以往相比显得更加棘手。

到1980年底的时候，美国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达7.2%，经济增长率仅为-0.2%，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最高达70%，企业所得税率高达46%，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的热情;同时期的英国也没好到哪里去，其零售价格指数相比70年代一度上升至25%以上，GDP增速却大幅下滑，还出现了负增长，1980年通胀率超过17%，工资与物价螺旋式走高，在企业生产率未提高时，反而带来通胀压力。

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理论，用通胀打击失业、以失业对抗通胀的方式，将世界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

然而，在通胀和失业同时出现时，却显得束手无策，还被认为是滞涨的罪魁祸首。

当时，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引领西方国家走出困境，与凯恩斯主义观点相悖的供给学派，这时又占据了主流。

从理论来看，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一个“减”字——减少税收、减少干预、减少福利、减少通胀，即减少税收，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反对通货膨胀。

从实践来看，真正让供给学派“威名远扬”的，非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莫属。

虽然不能一味地推崇拿来主义，但回顾历史，特别是相对成功的改革实践，有助于我们看清和反思一些问题。

里根减税催化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滞涨带来的是企业关门、更多的失业和更高的通胀。

1980年，美国选民抛弃了无计可施的“老实人”吉米·卡特，把橄榄枝抛给了好莱坞演员罗纳德·里根。

作为美国史上最帅的总统，里根在其任期内也是美国史上干得最漂亮的总统之一，因为他盘活了几近崩盘的美国经济。

身为共和党的一员，里根深受柯立芝执政理念的影响。

在20年代柯立芝执政时期，美国经济一片兴旺，被称之为“柯立芝繁荣”。

柯立芝执政的核心思想，在于减税和政府的无为而治。

其不断减弱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这种监管“小到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当然，时代不同了，里根需要更为严谨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改革方案，而供给学派的理论此时恰好最得心应手不过，也因此成为80年代美国核心的经济政策。

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被认为是帮助美国脱离滞涨的关键手笔。

而这一政策的理论支持者，则来自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团成员阿瑟·拉弗，他曾经在一块餐巾纸上画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如果税率是零，那么政府的收入是零;但如果政府的税率是百分之百，人们就不想从事任何工作，政府的收入也将是零。

简而言之，只有适当降低税率，才能重振经济。

在企业主和中产阶级被高额税赋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里根减税的招牌，自然赢得了全社会上上下下的拍手叫好。

在供给学派影响下，里根摒弃了凯恩斯主义策略，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从1981年10月起的三年内，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14%到70%，降为11%到50%。

1986年，里根又签署了修正法案，即《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企业最高边际税率从46%降为34%，个人则由50%降为33%，同时允许企业加速折旧，对企业投资给予优惠政策。

美国，成为当时西方工业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

有一批研究税收对资本存量的学者当时估计，取消资本所得税将使美国资本存量增加35%，总的福利改进相当于一生消费的1%。

这意味着什么？1990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给出了更易感受的答案：这等同于降低10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改进的两倍，消除整个美国战后经济波动的20倍，或是消除美国所有产品市场垄断行为的10倍。

有什么比政府主动“割肉”更能打动投资者呢？减税提高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也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于是，美国经济的信心慢慢得到恢复和提振。

减税，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

面对交通运输、铁路、天然气、有线电视、银行等领域限制进入和价格管制等问题，里根一上任，便开始放松对部分行业的管制，引入竞争和重组，赢得了满堂喝彩。

一如他在就职仪式上说的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才是问题本身。

为了解决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里根则采用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支持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收缩银根的举措，降低货币供应量。

经历两年的经济衰退之后，1983年，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当年GDP增长6.5%，增加就业岗位350万，1984年通胀被控制在4%以内。

到1988年里根卸任之时，美国经济已走出泥潭，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进入“大稳健”时代。

撒切尔夫人与英国私有化浪潮如果说里根经济学侧重于减税的话，那么，撒切尔经济学则更注重于国企私有化改革。

出生于杂货铺家庭的撒切尔，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学派大相径庭，她很快就被“有关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好处”等理论说服，然后又说服更多的人。

作为哈耶克思想的拥趸，她曾举着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说“这才是我们要信仰的”。

1979年，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

一上台，她便将通胀视为改革的头号大敌;。

此时，英国通胀高达21%。

于是，她遵循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原则，宣称“不再印钞”，以牺牲就业为代价，通过紧缩政策控制通胀。

在80年代初，通胀水平从21%迅速下降至5%以下。

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让市场在更大的领域与程度上主导经济转型，英国才能重获竞争力。

撒切尔在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供给方面的举措，比如私有化、减税、放松管制以及削弱工会力量等等。

70年代的英国，国有企业占据着重要地位，分散在煤炭、电力、天然气、运输等诸多行业。

国企经营缺乏有效市场退出机制，降低了英国企业的经营效率。

据测算，整个70年代，雇佣了全国25%劳动力的国有部门，只贡献了10%的GDP。

甚至很多国有企业持续处于亏损状态，还需要政府财政来补贴。

“砸碎利益集团与官僚机构加诸市场的锁链，让市场为经济寻找前进道路。

”撒切尔政府对没有必要保留国有成分的公司，进行了大胆的私有化改革，包括捷豹汽车、英国电讯、英国石油及工厂和港口等。

有意思的是，当撒切尔夫人率先推行私有化的时候，此时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却在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国有化。

当她坚决推行自由市场政策，发表“撒切尔夫人是不会转弯的”这句名言时，密特朗在1982年被迫来了个大转弯。

在执政末期，他也成了私有化的拥趸。

撒切尔政府推行的许多举措，为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

这些举措，在企业回归市场、提高效率的同时，还为英国政府提供了资金，创造了减税的条件。

撒切尔夫人大力减税以刺激经济活动，将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从80%降到50%，低收入的税率也从33%降到了30%。

于是，一度不可一世的工会势力被彻底击败了，一度庞大的国有企业被出售了，一度繁琐的政府监管被放松了，而一度气若游丝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终于回归了。

1981年后，英国经济触底反弹，人均GDP、工业生产回升速度，相比欧元区其他国家更快。

撒切尔夫人与对岸的里根总统一起向世人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确仍旧是最不坏的制度。

中国式的供给侧出路如今，我们面临的经济局面，与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英经济停滞时面对的局面，非常相似。

重温供给学派和他们成功的实践，不是为了否定凯恩斯和理论之争。

正如曼昆所说：在短期内，经济是凯恩斯式的，在长期内，经济又是古典式的，只有通过影响供给方面的因素才能影响经济。

从“供给侧”想办法，无疑是破题中国经济缺乏新增长点的明智之举。

当然，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也并非都没有争议。

时代不同，现实不同，即使面临相似的问题，教条式地套用某个理论或方法，都是很危险的。

回顾历史，只是为了认清问题，回归基本面寻找答案。

中国当前虽然没有面临滞涨的局面，但经济在结构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占有大量的经济资源，但运行低效无力，垄断企业开放程度低、民企融资成本依然高企等等，这都是供给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