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之进程_刘涛

［文献编码］doi ：10．3969/j．issn．1004－6917．2011．07．028［收稿日期］2011-05-15［作者简介］刘涛（1974-），男，山东临沂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之进程刘涛（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摘要］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可划分为初创期、徘徊期和开拓期三个阶段。

其中，初创期古代散文理论整体宏观研究较少，个体微观研究较多，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徘徊期的研究处于徘徊探索阶段，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相对比较沉寂，几乎没有开辟新领域和发掘新对象，基本停留于建国前的视点上。

开拓期的研究思维活跃，视角新颖，方法多元，观点鲜明而深刻，成果丰硕。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散文理论研究演进历程［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1）07-0119-04古代散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文体，自春秋战国历史散文、诸子散文至唐宋古文运动，再到清代桐城派散文，各家各派在创作散文的同时又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世纪的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

大略而言，20世纪的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之进程可以分为初创期（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徘徊期（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和开拓期（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三个阶段。

兹依时序分别予以论之。

一、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的初创期（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初创期的古代散文理论研究是在旧传统和新观念的交织中展开的，其时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力仍然较大，一度出现了魏晋文派（以王闿运、章太炎为代表）、骈文派（以刘师培、李详、孙德谦为代表）和散文派（亦称散体文派，即古文派，以吴汝纶、林纾、高步瀛等人为代表）之分。

各派的文学观念有相同的本质，即复古或拟古，批评标准往往取法于古人，就探讨散文理论而言，后两派建树稍多，影响较大。

刘师培推崇骈文，撰作多为骈文张目，其文章理论主要体现于《文章源始》《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文说》等著述中。

清末民初，骈散之争余风仍在，刘氏继轨阮元尊骈之说，又掺杂文笔问题，倡言“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1］，“是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2］，“律以沉思翰藻之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3］。

针对桐城派散文的空疏奇诡之弊，刘师培撰文加以批判：“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4］，“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

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5］。

有鉴于此，刘师培企图从文学上打破桐城派的专制，他一方面反复申述骈文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在《论文杂记》中把历代作家都归于《汉书·艺文志》所论列的先秦诸子中的某一家，以此与桐城派抗争，在当时看来，这一复古举措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是刘师培的遗作，由罗常培笔录整理，独立出版社于1945年印出。

由于作者对各家文章都有深刻的体悟，故在文章风格特点、体式流变、篇章、句法、线索、音节等方面，颇多独到之处。

全书共21章，从文章创作的外部规律到内部结构一一加以分析论述，举凡体裁、风格、笔法、流变、谋篇之术、转折与贯串、音节、生气、句读、神似与9112011年第7期（总第193期）广西社会科学GUANGXI SHEHUI KEXUENO．7．2011（Cumulatively ，NO．193）形似、文质与显晦、调称等，靡不毕述。

在谈及研究方法时，刘师培说：“治一家者固不能不旁及，（如任、沈可合观，徐、庾可合观，又研究陆士衡可溯及蔡中郎之类。

）治一代者亦不能不遍观；治一家宜撷其特长。

（如蔡中郎之碑铭，迥非并时文人所及。

）治一代贵得其会通。

（各期之间变迁甚多，同在一代每有相同之点。

）”［6］这段话在散文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出研究方法由古代批评向现代研究的转变。

高步瀛是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纶的弟子，在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

高氏学识渊博，在古文选注方面建树颇多，代表作有《古文辞类纂笺证》《两汉文举要》《唐宋文举要》等。

高步瀛在著作中往往通过对古文具体篇章大意的阐发及作品评注来指示作文的门径，以此展示桐城派所强调的法则，从而延续古文一脉。

当然，高氏在对待古文的观点上也有诸多突破传统桐城古文的地方，表现出开通旷达的一面。

他在《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中说：“然则古今精于文者，曷尝暖姝于一先生之言哉？近人好为立异，乃或摈斥八家，别取鄙陋拙滞之作以代之。

夫鄙陋拙滞尚安得谓之文？斯亦不足辨也已。

……窃尝谓今日为学，门户之见不可存，而门径之辨则不可不审。

”在对待骈文的态度上，高步瀛也表现得比较开明，评价亦较客观公允。

他评价初唐骈文时曾说：“唐初文体，沿六朝之习，虽以太宗之雄才，亦学庾子山为文，此一时风气使然，殊不关政治污隆。

欧阳永叔讥其不能革五代之余习，郑毅夫讥其文纤浮靡丽，不与其功业相称，皆书生之见，实亦囿于风气而为此言耳。

当时最著者为四杰，其小品犹存齐、梁韵味，而鸿篇巨制，则务恢而张之。

虽闳博瑰丽，震铄一时，其弊也或流于重膇，或溺于泛滥，亦学者所当择也。

”［7］除上述两派的散文理论外，初创期的古代散文理论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几个专题方面，如文笔问题、唐宋古文运动及韩柳欧苏的古文理论、桐城派古文理论。

文笔问题是古代散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六朝至清代，含义多被曲解。

20世纪初，为还原文笔的本来面目，刘师培、郭绍虞等人撰文加以考证，所获颇多。

唐宋古文运动对古代散文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方面的专著有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等。

该书对唐代古文运动予以全面肯定，认为它并非纯粹复古运动，而是一场“革命运动”。

论文则有发表在《文艺月刊》1936年第四期上的罗根泽的《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此文对韩愈的文道论阐发得比较准确。

罗根泽认为，韩愈之文中既有理智的“道”，又有“感情作用”，“韩愈自谓重道轻文，而结果文过于道”。

20世纪前半叶，学界对桐城派散文理论评价不一，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林纾的《春觉斋论文》、桐城派嫡传弟子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高标桐城派散文的作法，力图延续古文的生命，可以说都是桐城派的坚决拥护者。

承袭清代以来骈散之争的流风余韵，刘师培撰写《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文章源始》等，李详撰《论桐城派》，都指责桐城派疏于考古征实，陷于空疏浅陋，乃至文章失其真源。

另外，为适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需要，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新青年》上多次撰文斥责“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矛头所指不仅是桐城派一家，而且还包括了骈文派。

综观这一时期的古代散文理论研究，虽然研究成果总数不是很多，但也出现了几种较有创见的论著。

然而，不可讳言，此时期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散点透视、个案分析与评价较多，而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二、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的徘徊期（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该时期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相对比较沉寂，处于徘徊低落期。

它包括两个阶段，一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新中国成立前所涉及的问题，如散文的范围和特点等问题、韩柳欧苏的文章理论、桐城派古文理论等，基本没有发掘新的研究视角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二为“文革”十年间，阶级性、现实性和人民性成了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这种掺杂政治因素的倾向势必导致研究观念、方法受到限制，进而严重影响到对学术问题评价的客观性。

此时期的成果或对与古代散文有关的问题予以浅层次的描述，或从儒法斗争的角度展开评价，或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1957年启功发表的《散文与骈文的区别》一文，属于通俗介绍性的文章，没有展开详细的评议。

徐迟于1978年发表的《散文与骈文》一文，也只是对散、骈两种文体加以简单的介绍。

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有些学者从形象性角度入手界定散文的范畴，结果却把古代的一些文学性较强的政论文排除在散文范畴之外。

比如，195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极为强调文学的形象性，将没有形象性的学术论著及一般的奏议碑诔之类的应用文隔离于文学之外。

也有学者表达不同021刘涛/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之进程的观点，认为部分应用文也往往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较高的文学价值，不应该被排斥。

宋荫谷在1962年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十辑）上的《略谈古代政论散文》提出，应该肯定古典作家的政论文是文学作品。

在骈文是否应该归入散文范畴的问题上，王运熙在《重视我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工作》一文中采用广义的散文概念并提出，骈文“和古文同属于广义的散文范畴”，所以，“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在内”。

冯其庸的《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一书也是取广义的散文含义：“这里所说的散文，是指和诗歌、小说、戏剧相对而言的一种文体，它包括汉以后的赋和骈体文，也包括那些随笔、杂记之类的小品。

”钱钟书的《管锥编》出版于1979年，所论对象主要是散文，其实也包括了传统散体文、赋和骈文，涉及散文的篇章、句法、风格特点等。

关于散文的产生、发展及成就，此时期也有所论及，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诠释散文的起源说：“散文的产生较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

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

”罗根泽的《先秦散文发展概说》对先秦散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都予以分析和肯定，高度称赞了历史散文与说理散文。

1957年，《语文教学通讯》第五期发表的吴鹤九的《明代散文的初步探讨》一文提出，由于明代作家过于注重创作技巧，散文内容脱离现实，导致总体成就较低。

唐宋古文运动、桐城派散文及相关作家的古文理论仍然是这一时期的探索热点。

郭绍虞的《试论“古文运动”》从文笔之分与诗文之分的角度讨论了古文运动。

曹文铨的《谈陈子昂与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异同之处》则详细分析比较了陈子昂与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观点的异同。

自“文革”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受四人帮所鼓吹的儒法斗争思想的影响，有些学者对唐宋古文运动及桐城派散文加以批判斥责乃至完全否定，其中融入了鲜明的阶级斗争倾向。

郭兰成的《批评文学史上的尊儒反法思潮———试论唐代古文运动》等都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分析和批判唐代古文运动的阶级实质，导致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就彻底被否定。

在阶级斗争之风笼罩下，桐城派散文亦难逃此劫。

《从方苞、姚鼐等人的著作看桐城派的反动实质》《桐城派是一个反动的儒家学派》等文章严厉批评了桐城派的阶级立场。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散文理论研究为阶级斗争服务，学术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状况相对比较沉寂，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对许多问题的探讨仅仅停留于表面，多是简单的评判或介绍，而且研究视点往往集中于老问题上，没有新的发掘或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