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成因及真相考述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成因及真相考述作者：丁健来源：《北京档案》2019年第04期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复出，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其对武昌起义后的政局走向，乃至辛亥革命的结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深受史界与坊间的双重重视。

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早，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主要内容包括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是如何决策起用袁世凯的，袁世凯是否应诏出山，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袁世凯所上应行筹办各事务一折的具体内容等等。

实际上，辛亥革命袁世凯出山的真相是唯一的，不可能有多个，更不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可是由于档案材料的匮乏，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治史者都难以窥探真情，久而久之，因因相传就成了现在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为什么会如此，主要与当时报刊舆论的强势宣导及后世治史者疏于考证有关。

一、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一）报刊舆论对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强势介入武昌起义爆发后，国内新闻媒体对革命形势争相转载、发表论说，对袁世凯复出问题也给予充分的关注。

这些报道，不仅能满足人们渴望获取政治内幕信息的心理，而且影响极大。

当时报刊舆论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点：1.袁世凯是否应诏出山问题有的认为袁世凯必将出山。

《申报》在清廷决定起用袁世凯后的第三日就指出：“北京政界皆信袁世凯此次必将出山，因已授以大权。

且袁氏为革命党最嫉恨之人，设不受任，亦必预受危险也。

”[1]有的认为袁世凯不会出山。

持此论者大多聚焦于三年前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旧怨，所以，在袁世凯再起问题上竭力渲染袁氏一方不愿出山。

《顺天时报》在清廷下谕复起袁世凯的第四日就报道了袁世凯的态度：“臣虽不肖，深受国恩，本应力疾从征，以答圣明，但因自去以来，查有脚疾，迄今未痊，身体作动颇不灵捷，仰祈圣鉴。

”[2]不仅如此，就连沪上有名的《时报》也认为袁世凯出山并无其事。

2.政府如何起用袁世凯问题清廷决策起用袁世凯是一件极为私密的事情，关于清廷起用袁世凯一事的内幕揭露，较早关注的是《大公报》：“由庆邸亲作手书，派阮忠枢赍往殷殷劝驾。

又闻荫午帅于出京时，涛贝勒送至前门车站，谆嘱道：‘出彰德时须亲造袁慰帅处，请其顾念时局，从速出山。

’”[3]最为称奇的是《申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京师盛传庆王扈驾西巡之说，其实庆王连日请假，系赴彰德亲访袁世凯劝其出山。

”[4]总之，在未能准确获知清廷到底是如何运作起用袁世凯一事上，报刊舆论的强势介入，导致真假参半，或以假乱真，甚或真亦假来假亦真，使局势更为扑朔迷离，人心更为淆乱。

3.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苛刻政治条件问题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政治军事条件，是当时报刊舆论聚焦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热点。

在传统价值体系之下，这是对袁世凯的政治品质甚至其个人道德素养的一个重要检验。

关于袁世凯出山所提的政治条件，起初，报刊舆论的报道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以及政界人士更多信息的透露，袁世凯出山所提的条件渐渐浮出水面，而且内容更为丰富。

相继出现了八条件说、七条件说。

即“一、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二、另刊关防；三、长江水陆各军统归节制，荫昌亦须受其调遣；四、调用旧员二十一人（内有段芝贵、赵秉钧、倪嗣冲、雷震春四人，余未详）；五、关于财政，不准度部留难掣肘。

以上五款，经监国会同总协理大臣集议一次，含糊允之，其余三款未经发表，无从探悉。

”[5]接着有报纸透露袁世凯出山所提条件为七款，相比之前不仅增加了两条，而且具体内容亦有差异：“一、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二、长江水陆各军统归节制；三、调用旧属人员；四、明年开设议会；五、开设责任内阁；六、剿讨革党以宽大为主；七、解党禁等语。

监国摄政王已交内阁大臣筹议。

”[6]由于缺乏原始档案材料的支撑，这样的说法久而久之就被民众接受了。

可见，关于袁世凯出山条件，报纸舆论的意见并不一致，真伪难辨。

而后世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因档案资料的缺乏，显然难以摆脱舆论强势介入造成的影响。

（二）后世对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建构报纸舆论强势介入对袁世凯出山前后史实的建构，尽管尚存有观点前后不一、甚至互相抵触的缺陷，但其影响比较有限。

实际上，对袁世凯出山前后相关史实叙述方式影响最深的是后世史家以及各类通俗历史读物。

1.辛亥革命后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典型建构及影响袁世凯出山问题，无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还是研究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历史，都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环节。

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凡是涉及上述两项研究的，大都无法回避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

在这些著述中，对后世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是李剑农先生，其次是陶菊隐先生。

李剑农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稍后又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不仅最先比较详细且系统地对袁世凯出山前后史实进行了梳理，而且影响的范围广、时间长。

陶菊隐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与李剑农先生相较，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上的超越，稍有不同的仅仅是其所建构的“具体史实”有异，在没有获取诸多历史当事人信息的情况下，用了很多合理之想象，甚至没有事实根据的替历史当事人袁世凯进行了主观表达。

当然，后世学人除了继承李、陶思想之外，也对袁世凯出山史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由于未掌握充分的历史根据，许多建构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篇幅有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2.今人对袁世凯出山史实建构的质疑与批评李剑农、陶菊隐等前辈学者对袁世凱出山史实的建构，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民间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所建构的具体史实几乎成为学界共识，难以更改。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此产生怀疑，并提出商榷，遗憾的是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率先对袁世凯出山史实提出质疑与挑战的是金冲及先生、胡绳武先生、郑焱先生。

在此基础上，先后有骆宝善、刘路生、侯宜杰等知名学者，对郑先生所提问题进行再论证与补充，对学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刘路生先生关注的焦点是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她通过对袁世凯与其幕僚、清政府等之间大量函电的梳理，认为“袁世凯出山的‘六个重要条件’是不存在的。

”并通过考证认为是军事八条：“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共八条”。

后来，骆宝善、刘路生再次发文强调了传统认知的“政治六条”不存在。

[7]侯宜杰先生则主要论证了辛亥革命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的问题，他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述：第一，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之后所提的出山条件，既非同徐世昌密商得出，亦非论者所说的六个条件。

第二，徐世昌没有赴彰德的必要。

第三，徐世昌没有在20日去彰德的可能。

以上所述侯宜杰、骆宝善、刘路生等诸先生关于武昌起义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的问题，因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比较准确地批驳了传统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重建史实创造十分重要的条件。

总之，有关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出山问题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断得到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因当时条件有限，尚未弄清楚袁世凯上清廷的“节略八条”之具体内容。

所以，袁世凯出山时所提应行筹办八条，就成为准确重构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另一个制约条件。

二、袁世凯复出时所上节略八条的真容近年来，经多方努力，无论是经过整理的档案，还是影印出版的档案，都有快速发展的势头，随着新史料不断公诸于世，特别是清宫朱批奏折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直接证据，即袁世凯所上扑灭武汉革命军应行筹办各事务一折的刊布，为解决这一基本问题创造了条件。

为了澄清以往史实建构的舛误之处，以正视听，现将档案原文照录如下：谨将应行筹办各事分条胪列，呈请钧核训示：一、武汉据长江上游，为天下枢纽，逆匪系久练之兵，与寻常土匪不同，若不以全力赶图扑灭，恐湘粤及沿江各省岌岌可危。

万一再有勾结响应等事，则大局益难收拾。

惟王师宜出万全，倘有挫失，全局立见瓦解。

必须赶速筹备，知彼知己，足以制其死命，方可节节进图规复。

现亦不可轻敌，致涉孟浪。

二、闻逆匪已据武昌、汉阳、汉口，叛兵计逾万人，技娴器利，枪炮厂、军械库、造币厂、司库均为占据。

……以兵家言之，攻守相衡，须加于匪众数倍。

现去各镇协实数仅及两万，除分留后路外，计战兵不过一万数千人，恐难敷用，似须预筹济师。

三、近畿陆军虽由世凯创练，现距交卸练兵差使五六年之久，将士兵卒多非原练之人。

闻近年稍有暮气，亟须随时振励，方可得力。

现鄂省本无防营，陆军已全数变去，世凯赤手空拳，何能济事。

如专恃援军，势必诸多扞格，未可用以攻坚。

……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各军调集万余人，尅日成军，作为鄂省驻防之军。

……以现在军情揣度，收复汉口及武昌省城，似尚不甚难。

迨攻其炮垒，规复汉阳，必须厚集兵力，方可得手，彼时新集鄂军已抵防次，正可应用。

事关增兵，须奏明办理。

四、保定军械各局，前由世凯购备各枪炮，计可供万人之用，拟奏请饬下军部、直省拨用接济；如不敷用，再请江南协拨，或酌量购补。

五、鄂省局库均失，财政已竭，拟奏请饬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两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

倘鄂事久延，牵动沿江各省财政，全局亦将糜烂。

而赔款无着，尤恐外人干预财政，大局益不可问。

似不得不商请度支部权度轻重，竭力维持，事非一隅，保全实大。

六、现在调委人员，增集军队，及各项公事，无关防不足昭信守，瑞前督困守江心，印信一时亦难交接，拟先刊行营木质关防，以便开用。

七、此次变乱，非同寻常，须群才佐理，如有调用人员，应请政府主持准其奏调；其逃亡之官缺，亦请暂准不拘例案，便宜择人奏请补署。

八、军谘府、陆军部成立未久，试验较少。

用兵之道，因时变化，未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

不敢言阃内阃外之权限，然必须请府部稍假事权，方可奏效。

以上八条系择其最要者先陈节略，如合钧意，即分别奏咨开办。

俟病势稍减，再随时相机筹划，陆续陈达。

总之，匪不难平，惟盼内外协力，共矢公忠，方能济变抚危，免致全局溃裂也。

[8]以上可见，袁世凯上奏清廷扑灭武汉革命军应行筹办各事务折，有理有据，无一虚妄之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不可轻敌，预筹济师，增兵，筹备军械，筹饷，关防，便宜调将，不为遥制等，共八条。

根本没有李、陶二先生所言的明年即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等内容，亦难看出传统观点多认为的袁世凯趁机挟私报复，有意要挟清廷、不愿出山的意图。

其内容完全是为了镇压革命党而提出的，并未涉及任何政治条款，当然也不包含刘路生通过考证得出的宽容被裹胁者、赈灾等内容，这些只是后话，并非袁世凯认为的当务之急。

在君主专制制度体制下，袁世凯深知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挑釁清廷得不偿失，亦必然失信于忠清官僚。

所以在清廷下诏起用之时，力排众议，上谢恩折，应诏即起，并多次表达忠于清廷，极力镇压革命的主张。

其在致表弟张镇芳函中就有流露：“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

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语，意极恳挚。

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

”[9]其在致内阁电中也有同样的表示：“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