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改革受挫及其策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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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矛盾与问题 另一方面的困难是，戊戌变法是在更为严峻的危机形势刺激 下引发的，这就使得变革者的政治选择，更容易受焦虑、愤 激的主观情绪所支配。 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脱节。这种脱 节，又会使官僚体制内部人数众多的支持渐进改革的温和派， 与主张更为激进改革的变法主流派之间产生分歧与矛盾，并 有可能使前者加入反对派的阵营，这就使矛盾冲突进一步加 剧，改革的难度增加。
（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体制创新的“适度性” 传统官僚接受的是保守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训练，他们是按 照传统的成就标准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维护这种价值和相 应的价值观念，不但是他们维持自己信仰之所必须，而且也 是维护他们既得利益之所必须。推进变革事业的决策者，必 须正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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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慈禧与光绪:最高权力资源分配的二元化格局 自光绪皇帝于1889年亲政到戊戌变法时期，慈禧太后与光绪 皇帝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首先，自同治初年以来慈禧太后取得了最高权力，形成了至 高的权威。其次，光绪皇帝本人并不是嫡传的皇位继承人， 其合法性来自慈禧。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个性与心理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这对于最高权力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慈禧太后在心理上对光绪皇帝具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 威慑力和控制力。这种特殊的权力关系，使光绪皇帝并不具 有一个在位皇帝所应拥有的正常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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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法派的激进心态极其策略失误
变法派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认为
戊戌变法人士的求变心态
只有急剧的、快速的改革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一切渐进的、 缓和的变革,已经是“远水不救近火”。 维新派与传统的“断裂性”。戊戌变法派人士认为,变法必 须是全面的“大变”,而不是部分的或局部 的“小变”。 他们从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新与旧”之间的“水 火不容”性,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同时,他们把 “老臣”与“小臣”简单地归类到“保守”与“改革”的两 叉分类的框架中去。 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这些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 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表现出了 一种极不成熟的乐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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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戊戌变法的有利因素 政治共识在官绅阶层中出现 首先，相对于清末新政时期而言，戊戌变法时期的清政府仍 然具有相对充分的政治资源与政治效能来有效地实施对全国 的控制，并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政令措施。 其次，甲午战争以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德国对胶 州湾的强占，在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中已经产生一种前所未 有的危机感。他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共识：通过更大幅 度、更为迅速的进一步的变革来拯救中华民族。 当时清政府已经拥有一位有改革倾向的青年皇帝。 有着迫使中国上下走向变革的日益严重的外部危机。 一批具有世界知识与国际视野的青年政治精英已经开始崭露 头角,并在社会上和上层政治圈中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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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慈禧与光绪:最高权力资源分配的二元化格局 必须指出的是，慈禧并非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允许一定 程度的变革。 两位最高执政者之间潜在的紧张和矛盾，是推行变革的重要 的制约因素。改革者和守旧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的 政治效忠选择是合法化的、光明正大的。 在光绪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制和排斥太后所拥有的最高权威 的条件下，在太后并没有构成对改革的障碍的情况下，维新 派所应采取的正确策略是：要尽可能地安抚太后,并缓和两 者之间的矛盾，在太后可能容忍的范围内从事变法，尽量防 止两极化态势的出现，至少要在初期阶段，取得使变法运动 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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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的体制创新的“适度性” 改革精英切忌公开地、全面地对传统价值与意识形态宣战或 与之决裂，而只能在传统规范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实施变革。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内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和冲突的激化， 使改革取得成功。 然而戊戌改革成功的巨大制约在于：一方面，改革精英集团 迫于外部深重的民族危机，不得不加大速度和幅度，他们必 须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以卓有成效的改革来避免外部危机的 深化；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渐进的较为平缓的方式，必须 使这种改革的幅度不至于越出某种限度，以避免内部矛盾的 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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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法派的激进心态极其策略失误 康有为变法策略的四个方面错误 对传统中心象征的挑战 康有为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挑战传统的 中心象征。 首先, 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并非是从孔子的所谓“现代化”观 念中来取得变法必要性的认识的,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危机 的压力剌激下获得这种认识的。 其次,康有为所发起的这场意识形态的挑战，把人们的注意 力从已经取得的改革共识方面,转移到关于意识形态的“正 邪 ”之争上来,而在当时，这是根本无法形成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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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的体制创新的“适度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传统君主政治下改革成功的条件是相当 苛刻的，改革者总是面临两难抉择。如何掌握改革的“度”， 是一门真正高超的艺术。改革者所需要的政治判断力、智慧、 技巧，也许更胜过历史对于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所提出的要求。 那种仅仅根据一个改革者与传统价值观念决裂的彻底精神、 道德勇气和胆量作为判断其历史地位高低的看法和标准，显 然是浅陋的。
中国近代改革受挫及其策略失误
——以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废除科举、铁路国有为例 （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矛盾与问题 最大困难是，它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认同危机与政治冲 突，其原因是: 第一，它涉及到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祖制”进行变动。 第二，由于外患日益紧迫，改革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期内取 得效果。这样，就在两个方面产生远比过去更为激烈而尖锐 的矛盾冲突： 首先是新旧意识形态与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 其次是体制创新所引发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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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传统官僚政体条件下体制创新的“适度性” 传统政体本身的特点，是制定改革战略时必须考虑的更为重 要的因素。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如果传统政体原来已经拥有了一个大 规模的官僚制度,改革官僚体制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在 他看来,集权化的官僚帝国,如俄国、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改 革,要比日本那种分封制条件下的改革困难得多。在分封制 下,从事现代化变革的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从社 会中直接地、大批地引用新人来充实自己,另起新的政治中 心, 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然而,在集权的官僚政体 条件下,君主固然可以提拔少数个人,但却不可能变更整个官 僚阶级,否则，就会引起原有官僚的剧烈反抗。 亨廷顿还指出,传统官僚体制下的改革,也只能采取缓进 的方式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过于激烈和过于迅速的行动 ,常常会导致潜在的反对者转变为积极的反对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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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法派的激进心态极其策略失误 康有为变法策略的四个方面错误 “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变法派在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后，不是采取步步为 营、突破一点、逐步扩大战果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 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 光绪皇帝在 103 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 才、农工商业、裁汰冗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 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些措施之 间彼此既不配合，又无后续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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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边式”改革战略的启示 亨廷顿把像土耳其那样具有高度政治技巧和智慧的改革方式 称之为“费边式的改革战略”，这种方式把宏观上的渐进与 微观上的激进别具匠心地结合在了一起。 基马尔所采取的改革战略：充分利用传统的权威合法性来引 导变革过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 于反对他的力量。就是说,从整体上看 ,保守派或恪守传统 秩序的人是大多数，主张变革的人处于少数地位,而在局部 的每一个具体改革问题上,改革精英又可以运用自己已经执 掌的权力资源,使自己的变革措施得到相当人数的支持,并不 致引起危及变革的重大阻力。
另一种则是，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使保
守派、既得利益者，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结合为反对 变法的政治同盟，从而使改革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遭到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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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改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改革的有利因素:政治共识在官绅阶层中出现 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有利于变法的条件： 首先，相对于清末新政时期而言，戊戌变法时期的清政府仍 然具有相对充分的政治资源与政治效能来有效地实施对全国 的控制，并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政令措施。 其次，甲午战争以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德国对胶 州湾的强占，在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中已经产生一种前所未 有的危机感。他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共识：通过更大幅 度、更为迅速的进一步的变革来拯救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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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法派的激进心态极其策略失误
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当时，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 ，而康有为 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就是拒绝采取采纳这一建议。他在 召对时就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这种政治战 略的前提是错误的。首先，如前所述，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 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 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及其在群臣中享有的权势，是不 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变法派的这些政治推论的前提是：既然 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 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把排斥太后作为改革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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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情、社情与革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
一种是，变法派精英能够积极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并在改革
初期尽量减少对官僚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持中立， 避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两者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在 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地实 现改革者所期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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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法派的激进心态极其策略失误 康有为变法策略的四个方面错误 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在戊戌变法一开始，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 头公开地明确地指向他所认为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 向光绪皇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 一步计划。 主张设立“对策所”和“制度局”以作为改革的核心机构， 而不是对现存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进行不动声色的渐进式改 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