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人民军队的变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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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12-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
（项目编号：2018XZD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强，男，陕西神木人，历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章世森，男，安徽来安人，陆军研究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E297A 1674-0955（2021）05-0045-13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人民
军队的变革与发展
王 强 章世森
（国防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北京 100091；陆军研究院 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016）
一百年波澜壮阔，一百年信念如磐。

伴随着中华民族向前迈进的铿锵步伐，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的风雨历程。

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仰望星空、拥抱大海，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谱写了一部恢宏厚重的英雄史诗，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道路。

回顾苦难辉煌的伟大建军历程，认真总结经验，科学探
索规律，对于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奋力开创新时代强军伟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夺取革命战争胜利为牵引，人民军队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艰难发展历程
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人民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最终夺取了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军队自力更生，建构起合成军队体系，逐步迈向现代化正规化道路。

海湾战争爆发后，人民军队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牵引，主动进行特色军事变革，不断提高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为建设一支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军队，开启了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新征程。

关键词：
新型人民军队；战争形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习近平强军思想；特色军事变革
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的考验，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步发展成为一支能够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深受人民拥护的胜利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

（一）在战争实践中探索军事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即开始了对军事问题的探索。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中国各革命阶级和政党建立“联合战线”，进行“联合战争”的主张。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推动下，国民党一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组织“新制度的军队”，[1]380并发动了北伐战争。

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民众，建立工农自卫军，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并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惨重失败。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创建自己掌握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自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党开始独立创建革命军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24这一科学论断。

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2月，广州起义爆发。

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红军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朱德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并成为后来形成的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军原则，推动了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1930年初，毛泽东又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37的论断，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1930年夏，红军开始了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

从1930年底到1932年6月，红军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和一整套以积极防御为基本精神的红军作战原则。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科学预见到全国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提出了争取持久取胜的一系列战略战术。

从1937年8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敌后，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

人民抗日武装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贯彻军政、军民、官兵一致的原则，使敌后战场形成团结抗战的整体。

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进攻。

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转变，编组野战兵团，建立起军事上的有利布局，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局部进攻，促进了民主与和平。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人民解放军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同时部分战场转入战略反攻。

从1947年7月开始，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中央军委基于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确定了战略进攻的方针。

1947年12月，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这不仅对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发展，而且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开启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革命战争年代，受条件限制，大规模的正规化建设无法进行，人民军队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探索出一条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艰难发展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新的党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三项重大措施，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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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2月，毛泽东提出部队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

1928年上半年，毛泽东又提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①。

后来，毛泽东、朱德等又对此作了修改补充，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从此，人民军队建军基本原则已在实际上形成。

从1930年夏开始，红军展开初步正规化建设，实行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

在组织形式上，由分散建立的游击部队转变为在战略区范围内集中编组的正规兵团。

在组织上，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事、政治、后勤机关及其运行机制；在装备上，增加武器数量、种类以及通信器材，建立必要的特种分队；在纪律上，要求整齐划一、令行禁止，消除游击部队的自由散漫习气；在制度上，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军事法规；在人员素质上，建立军政学校和训练制度，提高指挥能力和技战术水平。

[3]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牢牢把握人民军队的领导权，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

在战略相持阶段，人民军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先后多次进行精简整编，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做到了军队的发展规模同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相适应。

在战略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果断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同时扩大部队编制，不断将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军，将小团扩编为大团，至全面反攻前，主力部队迅速上升到部队总员额的65%。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迅速转变军事战略，调整部队的体制编制，形成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中原军区等七大战略区。

部队经过调整和整编，较好地完善了从野战纵队、野战兵团到野战军的体制编制。

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进一步调整，形成了中央军委—总前委—野战军—兵团—纵队这样一个比较完善的军事指挥系统。

战略决战展开后，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

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整编，统一了全军部队的番号和编制，使体制编制和组织指挥系统趋于完善，在正规化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围绕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干部工作
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培养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程。

毛泽东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526这一著名论断。

随着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起军队干部管理制度，为人民军队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军初期，由于作战频度和烈度高，军队干部伤亡较大。

如何迅速补充、选拔军队干部，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早在1928年7月，中共中央就指出：“召集农民协会和职工会内的革命分子，作为红军将来的干部，作为红军最可靠的柱石”，“必须从农民、工人和游击暴动队伍中创造出自己的军事指导人才”。

[4]455，456党动员和调集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参军入伍，缓解了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干部不足问题，密切了军队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

同时，在武装斗争中，以战场为课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党培养锻炼干部军政素质的主要办法。

1931年11月，中央决定除各地区、各部队继续办好教导队、随营学校外，在江西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之后，工农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相继成立。

仅工农红军学校，自1931年秋至1933年秋就培养训练了1万余名红军指战员。

[5]
抗日战争期间，人民军队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确立了正确的
①三条纪律：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讲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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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路线与干部政策，干部工作全面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

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解放战争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任用路线。

抗日战争期间，仅抗日军政大学就培养干部10万多人。

1940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提出提拔干部的原则：“德才并重，以德为主。

”[6]214他还提出了使用干部的原则：“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

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

”[6]215从1937年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的排以上干部由1.1万余人迅速发展到5.1万余人，新增干部约4万人，知识分子干部增加到1万人左右。

解放战争时期，战争规模空前，军队人数迅速增加，对于干部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军队干部工作紧紧围绕大规模战争需要，不断完善政策制度，为人民军队快速完成由抗日游击战争到国内大规模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提供了坚强保证。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吸收接纳知识青年入伍并择优提拔为干部，指出要注意吸收知识分子、技工、医生、专门人才。

1946年，仅华中局就安排抽调2000名踏实可靠的党、政、民干部参加部队工作。

1949年2月，为做好南下准备，东北野战军在平津地区招收了1万名知识青年。

同时，全军采取院校培训、教导队集训等措施，为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成千上万名军政兼优的指挥员和一批又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为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证。

1949年9月，全军院校达到60余所，共培养军政指挥干部15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10万余名。

[7]
二、以建构合成军队体系为牵引，人民军队
逐步迈上现代化正规化新征程
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人民解放军的根本任务由夺取全国政权变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祖国安全和国家建设。

建立强大国防军，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为标志，人民军队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启了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新征程，部队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一）确立和完善军队现代化正规化战略方针
党中央十分重视军队现代化建设。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

[1]511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

”[8]4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规定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即“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

[9]50这次会议提出，“用五年到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干部培养标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

[10]403-404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擘画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蓝图，开启了人民军队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恢宏历程。

1956年3月，鉴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而帝国主义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在国家军事工作中做好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的积极防御战略①。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的国防战略方针，为人民军队执行战备任务和进行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

20世纪50年代末，在国际冷战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的背景下，党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趋于严重，片面强调军队“政治化”，导致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受到冲击。

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华北地区一次军事演习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1]3951987年7月25日，他为“中国人民解放
①所谓积极防御，即在战争爆发之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还击，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并适时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消灭全部进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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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成就展览”题词：“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12]216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

[13]11这一转变，从总体上调整了平时与战时、经济建设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系，对于保障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推动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构建和调整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编制体制
新的国家政权，需要建立新的军事领导体制。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作为人民军队最高统率机关，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中央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负责领导全军军事、政治、后勤和技术工作。

1950年9月，又增设总干部管理部，总部机构发展为四总部体制。

同时，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行政区划，在全国设置一、二、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四级军区体制。

[14]281-282军委总部机构和四级军区建立和充实后，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加强全军统一领导和完成作战与建设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坚持把建设海军、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诞生；11月11日，人民空军诞生；1950年8月1日，炮兵领导机关成立；9月1日，装甲兵领导机关成立；12月16日，防空部队司令部成立；12月25日，工兵领导机关成立……至1953年，各军兵种相继建立，标志着人民军队结束单一陆军的历史，开启了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新征程。

[15]49-61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决定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发布人民解放军复员150万人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精简整编。

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这一计划暂时中止。

待战场形势基本稳定后，中央于1951年底决定人民军队再次进行精简整编。

到1952年10月底，共精简19个军、73个师，近200万人，大大压缩了步兵人数和机关员额，海军、空军和院校得到了加强，人民军队的兵种结构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14]287-288陆军初步完成由分散领导向集中统一指挥、从单一步兵体制向诸兵种合成体制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但军队努力维护国家和自身稳定，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军队进行了初步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

1975年6月至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整顿和编制体制调整等问题。

会议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精神，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军队存在的问题，并确定解决军队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这次会议提出集中精力考虑军队长远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力量，把军事训练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坚决克服“肿、散、骄、奢、惰”[11]15的问题，为军队长远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

为进一步落实对军队“消肿”的要求，1985年5月至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策。

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百万大裁军正式开启，至1987年初裁军任务基本完成，全军官兵比例由1∶2.45调整为1∶3.3。

[16]461这次精简整编对军委、总部、兵种和大军区体制均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组建了陆军合成集团军、预备役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并对人民武装部隶属关系进行调整。

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次较大的变革，人民军队由此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

（三）以国防尖端技术为重点加速推动武器装备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武器装备品种繁杂、陈旧落后的状况，党和政府一边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以应急需，一边着手建立国防科技工业领导机构、科研院所，新建和扩建军队企业。

1951年1月4日，中央军委成立兵工委员会，负责兵工建设。

1953年1月8日，周恩来主持讨论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确定了航空工业要达到能生产活塞式教练机和喷气式歼击机的目标。

“一五”期间，我国先后扩建和新建了79个规模较大的军工厂，按照苏联的技术资料大批仿制武器。

至1954年10月，中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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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苏联购买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和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36艘鱼雷快艇，有偿接受12个苏军航空兵师的装备。

[16]341至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我军步兵基本上全部换成苏式装备，空军、海军及炮兵、装甲兵等陆军兵种装备有了长足进步。

周恩来后来说：“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现代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新的提高。

”[17]273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建成涵盖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方面的一批大中型军工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

为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中共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8]365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研制原子弹、导弹列为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同时加快武器国产化进程。

1956年10月，中央确定对于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发，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18]395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不久，在中苏科技人员的合作下，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

之后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1960年2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国防尖端武器发展方针。

七八月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必须要“埋头苦干，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

1962年11月，根据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212的指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成立，以力争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原子弹研制的大协作，大大地推进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怀揣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集中智慧、攻坚克难，于1963年3月提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圆满成功。

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到1976年底，我国又陆续成功发射1颗科学实验卫星、2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和3颗技术试验卫星，并成功回收返回式遥感卫星。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人民军队有了核反击能力，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证。

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20]279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特别强调加快实现常规武器国产化。

中央军委制定了“突破尖端，加强常规”的武器装备发展方针。

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提出了常规武器研制的“四条原则”①，加快常规武器国产化步伐。

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七研究院和第十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相继成立，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各军兵种还组建和扩建了一批其他研究院（所），担负本部门、本军兵种常规武器的论证、研制等任务。

至1964年，全军共有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12个、独立研究所16个，总人数达13万多，初步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国防科技队伍。

全军各类军工厂有200多家。

[21]359
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发生战略性转变，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建设也从全局规划入手开始改革。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会提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并明确了陆、海、空军装备和导弹核武器各自发展的重点和要求。

1983年4月，中央军委要求从实际出发，贯彻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原则，决定在近期内首先发展陆军主要短缺的武器装备，同时尽力发展空、海军的武器装备，尽力完善和改进战略核武器。

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大大缩短，人民军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卫
①“四条原则”：第一，少买、少造、多建厂、多试验；第二，大力开展研究设计，变仿制为自制；第三，简化品种，力求通用，统一装备体制；第四，用旧储新，保证院校，有重点有步骤地换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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