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性格

试析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对新俄罗斯时期外交政策的影响
摘要：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除了受该国的政治、经济、地缘关系等因素影响外，本国所固有的民族性格也会对之产生重大影响。

俄罗斯民族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它的矛盾性、极端性和非理性、狭隘民族主义和强国主义意识这几个方面，而这些独特的民族性格又对即使是俄罗斯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一段历史即新俄罗斯时期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字：俄罗斯民族民族性格新俄罗斯时期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政治权力得到保障和实现的重要内容，因此一国制定的外交政策科学与否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关系重大，而要制定科学的外交政策，其首要任务便离不开科学的分析影响本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因素。

按照我们一贯的思维模式，一国的外交政策大多是受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缘关系、意识形态这些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也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制定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又似乎总能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一国的外交政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又都反映了该国民族所固有的普遍心理倾向，也就是说，国家领导者并非完全能按照一己的想法制定外交，还要考虑社会民众的心理或者说社会舆论，而这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又都是深受整个民族所共有的民族性格所影响的，因此，这似乎又给了我们某种启示，如果真要全面地剖析这一重大问题，应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本不应该轻易忽视但偏偏又常被忽视的因素——一国的民族性格。

当然，俄罗斯这个国家也不例外，俄罗斯民族在其漫长的1000多年的发展史中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而这些独特的民族性格不仅对俄罗斯前几个发展阶段的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亦对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一段历史即新俄罗斯时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俄罗斯民族独特性格特征的概述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从留里克王朝的建立至迄今的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且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其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所坚持的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最终才逐步沉淀成至今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民族的这种独特的性格特征。

（一）矛盾性显著
俄罗斯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并非仅仅坚守本民族西方式的本土文化，而且也积极学习东方文化，最为突出的便是当初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把东方国家拜占庭的宗教——基督教引入本国，并将其定为本国的国教，再加上后来的扩张所达到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地跨亚欧大陆，最终便塑造了一个“既属于亚洲，又属于欧洲，像个巨大的钟摆，沉重地往来于东西文化的两极之间”1的国家，这种独特的发展史和地理位置便决定了这个民族绝不仅仅是在单轨道上行走，而是脚踏双轨向前迈进的民族。

由于东方和西方之间存有诸多差异和矛盾，这就不得不使这个脚踏双轨的民族终究难以完全协调好东西两方面的矛盾，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投射在这个民族的身上也必定会呈现出诸多矛盾的性格特点，如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似乎总能感受到他们既残忍又善良、既谦逊和睦又放肆闹事、既提倡集体主义又强调个人意识等诸多矛盾的性格。

（二）极端性和非理性明显
俄罗斯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当地夏天短暂，秋冬闲暇时光却很多，而农业劳动多集中在夏季，这就不得不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那就是当地的劳动人民在短暂的日子里要完成超乎寻常的工作，这种长期的集中、突然、跨越式
的生活习惯，不得不养成其好走极端的民族性格，甚至可以好不夸张的说“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2，而这种性格特征投射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上，常表现于其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倾向于非此即彼、没有过渡、讲究纯粹的特点。

而这种极端性同时也是一种非理性、情绪化的表现，俄国诗人丘特切夫就曾这样评价这个民族，他说：“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通常的标准无法衡量它”，这就很经典的概括出了这个民族所拥有的非常典型的非理性特点，表现在其行为上，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国际问题上似乎总是倾向于情绪化，容易出尔反尔、出其不意、变幻莫测，给人以惊人之举，也因此常惹起其他国家的多次恼怒。

（三）狭隘民族主义和强国主义意识强烈
“宗教性是俄罗斯民族人格的核心特征”3，而在俄罗斯民族70%的信教徒中却有50%信仰东正教，因此，可以说在俄罗斯所有教派中，东正教的思想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影响是最大的。

而东正教最显著的特点是它自认为自己才是地上真正的“基督身体”，只有自己才是基督教的正统教派和唯一合法的正统继承者，也常常敌视基督教的其他分支教派，因此这个宗教带有非常大的狭隘性。

那么，当东正教引入俄国并作为本国的国教时，我们自然可以发现，其对俄罗斯整个国民思想的影响也必定是非常巨大的，而这些影响又必会进一步渗透到整个民族性格当中去，从而也影响了俄罗斯民族最终民族性格的形成，导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亦带有极端的民族狭隘性，在其对外行为上则明显表现为只顾维护本民族的利益，甚至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

同时，回顾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发展史，我们还可以清楚的看到，在16世纪中期它刚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只是在东北欧拥有国土面积仅为280万平方公里的一角，而今却发展至拥有1700万多平方公里的位居世界国土面积第一位的大国，这迅猛的疆域的扩大，又怎能不助涨这个民族的高度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大国主义情感呢？尤其是苏维埃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它常以“老大哥”的形象出现，却又企图操纵它的“小弟弟”，不给他们足够的自由。

二、俄罗斯民族性格对新俄罗斯时期外交政策的具体影响
自俄罗斯宣布脱离苏联，并正式改名为“俄联邦”起，它便成为了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新俄罗斯时期，同时这个国家的外交也随之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且伴随三位领导人的更替而沉浮不定。

俄国彼得大帝一世曾针对个人性格与伟大事业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精辟的概述，他说：“伟大的事业不是靠力气、速度和身体敏捷完成的，而是靠性格、意志和知识的力量完成的”，且他把性格放在首位，这足以说明一个人的性格对其自身的作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将这个理论放在国家上，是否同样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也会受整个国家的民族性格的影响呢？毫无疑问，我想这个理论同样也是适应于国家的。

（一）极端性和非理性与“亲美”到“亲欧”外交政策的转变
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牢牢地固定在东方或西方的轴上，往往在每个转折或危机时候，它或顺轴左移或顺轴右移，在两个吸引力中心摇摆，始终不能固定自己的轨道”4，且这种突然的转向往往也是出于一时情绪化的表现，而这个民族性格中所具有的这种极端性和非理性对叶利钦实行从“亲美”到“亲欧”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极端性和非理性的一种外在体现。

叶利钦“是历史上最亲美的一位俄国领导人”8，自从叶利钦成为新俄罗斯时期的首届领导人后，他便实行了以“大西洋主义”为指导原则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而尤其以美国为优先倒向者，这也是他最初所实行的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最为重大的举措——完全倒向美国，企图得到美国对俄的援助，避免自己滑向“二流国家”的行列，而不知其实他这种把鸡蛋全部投在一个篮子里的举措终究还是太过天真。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不理智的表现，同时也表现了一种好走极端的心理倾向。

可是，这种“亲美”的外交政策坚持还不到三年，这位伟大的总统由于受北约东扩的一时刺激，便又果断的转变了这种曾经坚信不疑的信念，他紧接着便在1993年做出了一个极为令人惊讶的举措，批准了《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基本条例》，这个文件实际上成为他以后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南，而值得关注的是，该文件彻底调整了它以前所奉行的一贯“亲美”态度，使俄罗斯外交转到了一条全新的轨道上，那就是将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彻底跳出了它以前唯美马首是瞻的窠臼，并且以此方针为指导，甚至与美国一度处于“脱离接触”的僵持阶段，就连当时俄国的一家权威的政策咨询机构也认为“不排除俄美关系重新回到冷战状态的可能”，两国关系竟从甜蜜恋人恶化到了此程度，这听起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虽然俄的这种态度的急剧转变是受到当时外在环境的刺激，但是也不能忽视俄罗斯这个民族本身所固有的内在民族心理的作用，正是这个民族性格中存有显著的极端性和非理性，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领导人做出的重大决定，而外交政策更是不可例外，因此，叶利钦所实行的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不可不说也是其独特民族性格影响的结果。

（二）矛盾性与“双头鹰”外交政策
俄罗斯的“双头鹰”外交政策是指俄罗斯在与整个世界打交道时做到东西兼顾，两手抓，哪一只手都不闲着，在积极投身于“文明世界”行列，争取与众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时，同时又要关注于东方世界即亚太地区，与周边的亚太邻国，具体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朝鲜、日本等国家，积极构建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像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那样一头窥视着西方，同时另一头又窥视着东方。

纵观整个新俄罗斯时期，我们知道，自叶利钦执政中后期起，这种东西兼顾的“双头鹰“外交就一直传承到了后两位总统——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那里，虽然后两位领导人不完全是照搬这种策略，而是顺应形势的需要给其注入了诸多新的概念和生命力，但是这个总的大方向还是毫不动摇的，他们都强调了双方面考虑的多级外交。

尚且这种东西兼顾的外交行为本来就是一种矛盾性的表现，只不过这些领导人是将这个矛盾体中的主要方面放在了统一性的这面上，因此，又怎能不说俄罗斯民族个性中的这种矛盾性没有对其外交产生影响呢？
（三）强国主义意识与“恢复大国地位”的外交梦
新俄罗斯时期的三位领导者始终都在不断的圆其大国梦，虽然他们各自实行的具体外交战略有诸多的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一点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和坚信不疑的一点都是使俄罗斯重新回到世界大国的玩家行列，避免大国地位下滑，这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三位领导人身上始终是如出一辙的，从未动摇过。

叶利钦在位时，他就提出了“恢复大国地位，确保势力范围”5的总目标，他强调俄罗斯不再是仅仅作为原料供应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盛宴，而是作为拥有21世纪所要求的高科技的先进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普京亦同样把“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大国地位”作为其外交总方针，他宣称“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的大国”
6，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深谋远虑，一改过去叶利钦总统奉行的“守势”外交，变为强硬的“攻势”外交，主动出击，热衷于建设一个没有分界线的“大欧洲”，强烈抵制美国搞单级霸权图谋；虽一向以温和姿态呈现于世的梅德韦杰夫虽没有普京的果断和强势，亦不能独立自主，但是他也不敢违背多年来这已为国民所强烈呼应的大国理想，仍坚定以重回世界大国地位做充分准备。

（四）狭隘民族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民族自认为他们是神的子民，身体里流着的是神圣的血液，生来就受基督耶稣的庇佑，因此在他们的骨子里有着一种很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这也助长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而这种情感尤其表现在这个国家在外交上始终以“自我中心主义”为根本指导原则，在与其他的国家交往时往往只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他国利益来换取本国的利益，虽然他们口头上总是标榜着“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但是实际做法却不放弃民族私利，就像俄总统普京一直宣称的那样“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

就拿跟我国的外交来说，表面上是我国的“至交和兄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对于这点，郑羽就曾讽刺的谈到“俄中间保持较长时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时可能的，但结成某种战略盟友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7，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俄罗斯在与我国进行贸易时，他们从来没有放下戒备，只要一出现对它本国不利的局面，就会想方设法把账赖在我们头上，经常炮制所谓的“吃亏贸易”，“原料附庸”，“人口扩张”等种种“中国威胁论”，企图赢取国际上的道义支持，这都非常典型的说明俄罗斯民族的狭隘主义也进一步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俄罗斯民族不断被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地理环境所塑造，最终形成了这个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而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又进一步塑造了新俄罗斯时期这个国家崭新的外交政策，深深影响着这个国家在这一新的历史时代的外交生涯。

注释：
1、约翰·寇汗：《向东还是向西?俄罗斯徘徊中寻找精神家园》（2012年2月28日），摘自美国《时代》周刊
2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9页
3聂焱，李果，傅晓辉：《从诗歌中透视中俄民族精神的异同》《文史博览(理论)》2007年06期
4别尔嘉耶夫尼：《俄罗斯思想》M 北京生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67页5郑羽：《叶利钦连任总统后俄罗斯外交政策走向》《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25期
6、杨文兰：《俄罗斯与欧盟的经贸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04-01第101页
7郑羽：《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基本概念和总构想——兼论中国在该战略中的角色及对此选择》《欧洲研究》1995年01期
8【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尼克松文集：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第54页
参考文献：
1、张焕文：《俄罗斯》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2、顾烨丽：《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反思》《西伯利亚研究》2009
年02期
3、俄国伊伊万诺夫，陈凤祥等译：《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M 当
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4、俄国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1999年12月30日
6、智仁：《千年俄罗斯的世纪轮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2-1
7、张玉芬：俄罗斯文化扫描《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