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漕运论文：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

明清漕运论文：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
摘要：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关键词：明清漕运；商业；语言；信仰；文学
明清时期，北方政治区的粮食仰赖南方经济区的供给，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数千里的运河上南来北往，规模庞大的漕运活动在诸多方面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漕运对商业的影响
（一）漕船夹带南方货物的基本概况
明清时期，为了体恤漕运旗丁，同时也为了使漕粮能顺利运达目的地，官府允许漕船在运载粮食的同时，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南方土特产即土宜，漕运人员可以将土宜沿途售
卖获利以支付漕船沿途所需费用①，或者用其易换柴盐接济食用②，并且这些土宜在河西务、张家湾等处免交课税③。

从明朝到清朝，官府允许漕船带运土宜的数量逐渐增加，从60石④最后增加到180石⑤。

明清时期，每只漕船的载重量一般为500石，土宜数量高达36％。

虽然如此漕运人员仍不满足，他们往往在官方规定的数量之外，私自夹带土宜。

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在其《度支奏议》中言及漕船额外多带私货的情况：“夫运军之土宜，单例准带六十石，此朝廷浩荡之恩也。

今则违例多带，杉槁木板，满载淋漓，磁器纸张，附搭比比，虽禁戢不啻三令五申，搜盘具报充饷，然诛之不胜其诛也。

”⑥与明朝相比，清朝漕船私自夹带土宜的数量更多。

乾隆年间，由于漕船私自夹带土宜过多，两江总督萨载曾经奏请“于例带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之外，加带七十四石，共成二百石”，但乾隆皇帝认为，旗丁既然可以在126石之外多带土宜，即使增加至200石，也不能保证其不于200石之外又多带土宜，“似此逐渐增加，伊于何底”⑦，因而奏请未被允准。

嘉庆十六年（1811），允许湖广轮届改造的漕船“照江西每漕船一只，准带可装300石剥船一只，以便分装土宜运具”⑧。

这一政策为漕船私自夹带土宜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从而使漕船夹带土宜更加猖獗。

另外，漕运人员往往还在运河沿途口岸、码头、市镇等处揽载商人货物收取运费，商人为了逃避税关盘剥也很乐意利用漕船带货，这样漕船就“沿途包揽，沿途脱却，故其夹带之货，多于额装之米”⑨，从而导致运河上税关征收的税课大量减少。

如道光四年（1824），山东巡抚琦善奏称，临清关因“近来货物多系粮船夹带，客贩稀少，税课屡形短绌”。

而且，粮船尾随小艇，“近俱设有篷舱，希图装载货物，勾通漏税”⑩。

明清官府允许漕船带运的土宜，加上漕运人员夹带的私物及其揽载的商货，三者合计，漕船在运送漕粮的同时从南方带运到北方的物货数量相当可观。

明清时期，官府对漕船的行程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如果违误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漕船带运的货物在中途无暇发卖，大多是被带到指定或终点口岸后再售卖。

而天津是北方一个重要的漕粮集散地，漕船不仅从此经过，而且经常在此停留，这就为漕运人员售卖其带运的南方土宜提供了理想的地点。

因此，大量南方土宜源源不断地涌入天津市场，推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

（二）漕运对天津商业的影响
1.诸多南方货物丰富了天津市场
漕船带运到天津的南方货物种类繁多，主要包括：
农产品。

天津土质不好，粮食产量不高，经常依靠别处
粮食的供给，“麦则取给于河南，米则受济于苏浙，秫粟菽豆之属亦莫非仰食于邻”(11)。

康熙《天津卫志》记载天津“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商民均便。

河东新创杂粮店，商贾贩粮通济河东一带村庄。

”(12)这些由商贾贩卖的粮食大部分是由漕船带运至天津的。

奢侈品。

清朝诗人崔旭在《津门》一诗中有“沉檀珠翠来闽海”(13)的诗句，“沉檀”是古代女子用来涂唇的胭脂，“珠翠”泛指用珍珠翡翠做成的各种装饰品，是古代妇女华贵的饰物。

从“来闽海”可知，天津市场上的沉檀、珠翠等奢侈品来自福建地区，而其进入天津大都是搭运漕船。

“船上买花吴语腻”(14)是清人英廉在其《津门杂咏》中的诗句，可见当时漕船也带运花卉来天津售卖。

手工业品。

天津的杨柳青为运河所经之地，漕船大都从这里经过，漕运人员经常带运南方的瓷器、竹器等在这里销售，所以这些人又被当地人称为“南货蛮子”(15)。

木材。

明清时期，天津地区进行船只加工，“奈地方不产木植，所须材料旧皆买之南来漕艘”(16)，木材的运入带动了天津木材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很多木厂，“嘉道以前，（天津）城北之西沽村多业木厂，以船料为最，屋材次之，至光绪中犹有一二存者，亦一大商业也”(17)。

除了以上种类，漕船带运的货物还有很多，如纸张、布匹、铁器、食品等。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杂货，如肥皂、锡箔、兰靛、泥人、水银等，其中每一类货物都包括诸多品种，如纸张就有几十个品种，如扛连纸、官方纸、毛边纸、花尖纸等。

(18)
2.天津市场的高度繁荣
由于南方货物的大量输入，天津商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市场出现了高度繁荣的景象。

《天津县志》记载：“又其地为漕运孔道，冠盖之所往来，商贾之所辐辏，舟车络绎，百货骈填，鼓角管弦之声不绝于耳。

”(19)尤其是南运河畔三岔河口地区，更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地带，从而成为繁华的商贸集散地。

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很多以商品命名的街市，如“估衣街”、“针市街”、“粮店街”等。

此外，还有天津境内的桃口，作为运河沿岸漕运船只集散地，逐渐成为天津境内较早的集贸市场。

天津的北仓因位于漕运和御道之间，也发展成为大集镇。

天津商业的繁荣程度在一些诗人的作品中也有反映。

潞卫交流入海平，丁沽风物久闻名。

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

柳外楼台明雨后，水边鱼蟹逐潮轻。

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

——（清）朱岷《初到津门》(20)
可见，天津当时已经成为北方地区仅次于京城的繁华都市。

此外，清人崔旭《津门百咏天津城》亦有“沽上人家千万户，繁华风景小扬州”(21)的诗句，表明当时的天津可以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苏州、扬州相媲美。

随着商业的发展繁荣，天津地区出现了很多市集。

康熙《天津卫志》记载，明朝天津原有五集，弘治六年（1493）又添立五集一市，共十集一市。

十集分别为宝泉集，地点在鼓楼，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为集期；仁厚集，地点在东门内，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为集期；货泉集，地点在南门内，每月的初六、十六、二十六为集期；富有集，地点在西门内，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九为集期；大道集，地点在北门内，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为集期；通济集，地点在东门外，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为集期；丰乐集，地点在北门外，每月的初十、二十、三十为集期；恒足集，地点在北门外西，每月的初七、十七、二十七为集期；永乐集，地点在张官屯，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为集期；宫前集，每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期。

另外，一市为安西市，地点在西门外。

(22)而且，这些集市地点大多分布在天津城的中心区和东西南北门内外，一个月内几乎每天都有集市举行。

3.漕员消费带动天津餐饮娱乐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上万名漕运人员从天津经过或者在天津停留，不可避免要在天津消费，从而带动了天津餐饮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想美餐，东门里，冀州馆，路南里，曹秃子，是经理，焖的饼，有名气，熏驴肉，味鲜美，切卖者，内掌柜”(23)。

天津曹记驴肉是有名的美味佳肴，驴肉烧饼更是特色小吃。

“鸟市对着官银号，不来鸟市不知道，蛐蛐、蝈蝈、鸽子、鸟，茶汤、锅巴、枣切糕，戏院、茶楼有几座，停船就往这里跑”(24)。

鸟市、茶院、戏楼成为当时漕运人员消遣时光的好去处。

从这两首歌谣可以想见当时天津餐饮娱乐的繁盛景象。

此外，有时漕运人员带运的货物在天津售卖不完或者来不及售卖，就会在天津寄存让别人代为售卖，因此运河沿岸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某种商品买卖的行栈，如杂货行、粮米行。

杂货行栈房多设在北门迤西至针市街，粮米行栈房多设在海河、南运河附近，“大都内河行船装运货物卸载屯集必于近河之处，取便利也”。

后来，海运通行轮船往来起运货物，“则又屯聚于海河附近”(25)。

可见，这些行栈的兴起及其聚集区的形成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漕运对语言的影响
明清时期，运送漕粮的人员大都是南方人，他们经常从天津经过或者在天津停留，所以在天津南北运河上经常都能听到南方语言。

明清时期，反映这一现象的诗歌很多，下面略举数例。

霁月中天见绛河，黄流满地漾金波。

荒陂野火兼渔火，短棹吴歌杂楚歌。

——（明）张宁《夜宿独流》(26)
江湖载酒兴如何，意趣衡量总未过。

船上买花吴语腻，水滨修禊越人多。

——（清）英廉《津门杂咏》(27)
清人蔡新《恩予归养恭纪》诗中亦有“忽惊贾舶来闽语，且逐鸣榔听越讴”(28)的感慨。

以上“吴歌”、“楚歌”、“闽语”以及“越讴”等字眼表明，明清时期吴、楚、越、闽等地之人在天津地区很多，其语言在天津地区也被经常听到，以至于让人有一种生“腻”的感觉。

由于长期受到这些南方语言的感染，天津人不仅逐渐能听懂而且也学会了这些语言。

家家门户对蓬窗，白鹭飞来照影双。

杨柳桃花三十里，罟师都惯唱南腔。

——（清）沈峻《津门棹歌》(29)
波定云间上下天，苇塘蒲溆远相连。

西来打桨东来橹，惯学吴娃唱采莲。

——（清）梅宝璐《潞河棹歌（二）》(30)
以上两首诗表明，受南方语言影响，天津地区的渔夫唱渔歌都习惯用南方腔调，潞河上行船之人也都习惯用吴语唱采莲歌。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语言影响之大。

三、漕运对信仰的影响
妈祖原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一种信仰，当地人民以海为生，常年在海上航行，经常会遭遇风浪，或许是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于是人们信仰妈祖，认为其有保护海船安全航行的神威。

从宋朝到清朝，妈祖的地位步步上升。

(31)与此相应，妈祖信仰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元、明、清时期，天津处于漕运要道，东临海，西濒河，无论是海运还是河运，漕船都要从此经过，而且天津也是漕船经常遭遇风浪的地区，于是具有保护船只安全行驶的妈祖信仰就被漕运人员传到了这里，并得到发展。

元朝，在天津建有天妃宫，“（元）泰定三年八月，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天津在元朝称为海津镇），此则天津立庙之始也”。

明朝永乐元年（1403），对天妃宫重建。

正统十年（1445），参将杨节又对其重修。

(32)清朝，将天妃宫加封为天后宫，“天后宫在天津东门外小直沽……国朝敕赐天后宫，加封天后圣母，神爽式著，载在祀典，最为一方护佑，凡海舶之遇风险者，祷尤响应”(33)。

明清时期，天后在天津人的信仰中已经不再只是对漕船行驶有保护作用的神灵，其功能被扩大，这可以从天津当地的一段歌谣得以印证，“东门外，娘娘宫，又名叫，天后宫，能保你，子女生，还保佑，河道通，船行顺，安全行”(34)。

在天后宫香火最盛时期，供奉的娘娘有很多种，如“送生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斑疹娘娘”等等，可见在天津对妈祖的信仰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其除了能保护船只安全航行外，还有保佑人民生儿育女、包治百病的功能，由于这些功能贴近人们的心理需求，因此天津人对天后的祭祀尤其兴盛。

三月村庄农事忙，忙中一事更难忘。

携儿结伴舟车载，好向娘娘庙进香。

——（清）王韫徽《津门杂咏》(35)
民间流传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的诞辰，此时虽然正是农忙季节，但天津及其周围的人们还是会在百忙中成群结队地到天后宫进香，而且在天后诞辰之际，还会上演极为隆重的“皇会”。

“皇会”最初称为“娘娘会”，起源于清康熙年间，后来受到乾隆皇帝的极大赞赏，从而身价倍增，改名为“皇会”。

《重修天津府志》记载了皇会的盛况：“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预演百会，俗呼为皇会，十六日曰送驾，十八日曰接驾，二十、二十二两日辇驾出巡，先之以杂剧填
塞街巷，连宵达旦，游人如狂，极太平之景象。

”(36)在三月二十三日之前，各种会依次上演，如净街会、门幡会、太狮会、挎鼓会等；到了三月十六日将娘娘的木像送到闽粤会馆天后殿供奉，此即“送驾”；三月十八日再将娘娘的木像接回，此即“接驾”；二十日和二十二日抬着娘娘的木像沿街游行，接受人们的祭拜，此即“辇驾出巡”。

清人崔旭在《皇会》一诗中也描写了天津皇会的盛况：
逐队幢幡百戏催，笙箫铙鼓响春雷。

盈街填巷人如堵，万盏明灯看驾来。

(37)
由于人数众多易生事端，后来官府不得不规定“大会数年一出”，即令皇会不再是一年举行一次，而是多年举行一次，并且每次要“从简举行”(38)。

四、漕运对文学的影响
明清时期，天津处于漕运重地，文人学者写下了许多有关天津境内漕运的诗歌，如描绘大量漕船在天津汇集的诗歌、因漕运而形成的各种景观的诗歌、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一）描写漕船汇集的诗歌
天津是漕粮运往京通边仓的必经之地，每年上万只漕船从此经行不断，有时因北运河不畅还会大量滞留天津，从而很多文人写下了关于这些情形的诗歌。

极目沧溟浸碧天，蓬莱楼阁远相连。

东吴转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

——（明）王懋德《观海于天津》(39)
转粟排千舰，分流纳九河。

潮声连海壮，树色入京多。

鼓楫鱼龙伏，停帆鹳鹤过。

津门秋望远，明月涌金波。

——（清）爱新觉罗玄烨《天津》(40)
以上两首诗描写了天津地区众多漕船聚集的景象，从“一夕潮来集万船”、“转粟排千舰”这些诗句，可以想见当时汇集在天津漕船的数量是何等众多。

（二）描写漕运景观的诗歌
明清时期漕船常年从天津经过，天长日久就在运河两岸形成了多处与漕运有关的景观，这一点在诗歌中也有反映。

西指神京御水通，蒲帆乱射夕阳红。

粟输南国争飞挽，客近长安尚转蓬。

历历晚烟收极浦，依依晴树趁轻风。

往来阅遍沙头鹭，独立苍茫送去鸿。

——（清）吴合伦《潞水帆樯》(41)
这是描述潞河即北运河上天津武清县六景之一——“潞水帆樯”的一首诗，“蒲帆乱射”、“争飞挽”描绘了漕船在此百柯争流千帆竞的景象。

春风几度柳丝柔，金缕千条半未抽。

雨含寒烟迷远道，晴交乱影入清流。

疏黄不解流莺语，翠黛偏添少妇愁。

最是含情娱客处，长留明月伴行舟。

——（清）高尔俨《长堤翠柳》(42)
这是描述南运河上天津静海县八景之一——“长堤翠柳”的一首诗。

明清时期官府每年下令在运河沿岸栽种树木，一来可以保固堤岸，二来漕运人员可以藉此乘凉，树木越种越多，时间一长就形成了“金堤千里，绿树万重”的景象。

（三）描写运河的诗歌天津地处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交汇之区，因此出现了众多描述三河交汇情景的诗句，下面略举两首。

潞河澄澈卫河浑，二水交流下海门。

直北回看龙阙迥，极东遥望蜃楼昏。

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尽屯。

我有好怀无处写，欲沽樽酒对君论。

——（明）丘濬《舟次直沽简彭彦实》(43)
西风吹落日，解缆出津门。

龙卷秋云黑，鸥翻海浪昏。

三汊水分色，万橹急雷奔。

吟望蓬窗下，茫茫泝大浑。

——（清）田同之《放舟三会口》(44)
以上两首诗描写的是卫河即南运河、潞河即北运河、海河在天津三岔口处交汇的情景。

其中“潞河澄澈卫河浑，二水交流下海门”描述的是清澈的潞河与浑浊的卫河在三岔口合流汇入海河的情景。

“三汊水分色，万橹急雷奔”则表现了众水汇合于三岔口水流甚急的情形。

总之，明清时期，为了保证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官方倾其全力开展漕运，漕运可以算是一场全国性的规模浩大的运动，其在保证北方政治重心粮食充足供给的同时，也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位于运道枢纽地位的城市——天津。

漕运不但促进其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在语言、信仰、文学等方面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注释
①《明会典》卷廿五《户部十漕运事例》，《四库全书》史部第617册。

②叶方恒：《山东全河备考》卷三《职官志下漕河禁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4册。

③劳堪：《宪章类编》卷一九《漕运》，《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6册。

④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三五《土宜》，《北京图书
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

⑤《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九，道光七年十一月癸卯。

⑥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五《覆巡仓罗万爵条议迟漕弊端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89册。

⑦《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五，乾隆五十年七月丁卯。

⑧《清仁宗实录》卷二三九，嘉庆十六年二月辛卯。

⑨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六《户政漕运》。

⑩《清宣宗实录》卷六五，道光四年二月辛酉。

(11)高凌雯：《天津县新志》卷廿六《物产》，1931年刻本。

(12)(22)薛柱斗：《天津卫志》卷一《建置集期》，康熙十三年刻本。

(13)(20)(35)吴惠元：《续天津县志》卷一九《艺文》，同治九年刻本。

(14)(27)英廉：《梦堂诗稿》卷八，《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6册。

(15)张江裁：《杨柳青小志河流》，1938年《京津风土丛书》本。

(16)李邦华：《李忠肃先生集》卷三《更置闽营裁冗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

(17)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七《货殖百货》，1938
年金钺刻本。

(18)杨锡绂：《漕运则例纂》卷一六《重运揽载》，乾隆三十五年內府印本。

(19)吴廷华：《天津县志》卷七《公署附园亭水西庄记》，乾隆四年刻本。

(21)(29)(30)(37)(41)(42)(44)《天津文史丛刊》第5辑《天津风物诗选》，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5年，第149、143、195、151、264、293、64页。

(23)(34)贾长华：《老城旧事当年一段“数来宝”》，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6—97页。

(24)贾长华：《宝地三岔河口三岔河口一带的民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25)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七《货殖商栈》，1938年金钺刻本。

(26)程凤文：《天津府志》卷三九《艺文志》，乾隆四年刻本。

(28)蔡新：《缉斋诗稿》卷六，乾隆年间刻本。

(31)徐晓望：《妈祖的子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93—400页。

(32)吴廷华：《天津县志》卷八《学校附坛庙天后宫》，乾隆四年刻本。

(33)黄掌纶：《长芦盐法志》卷一九《营建庙宇》，《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40册。

(36)(38)沈家本：《（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廿六《风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690册。

(39)阎廷谟：《北河续纪附余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3册。

(40)李卫：《畿辅通志》卷九《宸章》，《四库全书》史部第50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