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及其核算

绿色GDP及其核算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它是国民核算体系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中的一个高度综合的中心性指标。

但传统GDP 的核算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质量降级。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20世纪90年代，人们提出了一个包涵自然环境资源在内的核算指标——绿色GDP。

我国提出“新的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最近又提出要实施节能减排，为减缓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做出贡献。

因此，实施绿色GDP有着重要和关键的意义。

考虑了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成本的绿色GDP是引导人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航标，使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基础上，积极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水平。

当经济增长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损害为前提的话，绿色GDP的数值就会比GDP数值小；相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环境得到改善，那么绿色GDP的数值就会比GDP数值大，这就会给决策者们以正确的信息，有利于他们制定宏观调控的手段。

所以笔者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讨论具有较高操作性的狭义绿色GDP。

一、绿色GDP的构成
虽然人们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了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将其纳入核算体系，但是随着研究者们的目的和角度的不同，绿色GDP的具体构成因子是不一致的。

有的学者认为绿色GDP＝经济总产生－中间投入－环境投入；有的认为绿色GDP＝现行GDP＋外部影响因素＝现行GDP＋外部经济因素－外部不经济因素；有的认为绿色GDP＝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有的认为绿色GDP＝GDP－治理生产性和消费性污染的费用－不可再生资源的价值－超过数量限制的可再生资源的价值＋环保产业的环境产值。

透过绿色GDP构成的“菜单”越来越长的表象，我们可以知道其原因是研究者所设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

有的是以经济福利为前提的；有的是遵循国民经济核算的定义；但有的其前提条件比较含糊，甚至出现两种前提条件的交叉。

这样极易造成重复计算，甚至核算尺度的不同，人为地导致操作的难度提高。

具有较高操作性的狭义绿色GDP的构成为：
绿色GDP＝GDP－中间投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环保部门的产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维系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与效用，包括对人类生存及生活质量有贡献的生态系统产
品和生态系统功能。

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包括提供人类生活需要的产品和保证人类生活质量的功能。

二、环境会计与绿色GDP核算
传统会计是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和环境的降级成本的体系，甚至有鼓励通过“透支”自然资源环境来获取眼前的利益的倾向。

针对这些问题，20世纪70年代，比蒙斯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尝试将环境因素纳入了会计体系。

1995年第十三届世界会计大会提出了“呼唤绿色会计”的主题。

我国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环境会计理论探索的，2001年11月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首次组织了环境会计学术研讨会。

由此可见，环境会计与绿色GDP的发展是同步的。

环境会计是一个从会计学分出来的、多学科交叉的新的边缘学科。

它主要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

因为自然资源环境具有“公共性”，企业是“经济人”，所以政府与企业开展的会计活动及其核算领域会有所不同，因此，环境会计有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环境会计以及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环境会计之分。

对于环境会计的核算体系有多种表述：有的研究认为微观核算体系应包括：（1）环境资源损耗；（2）环境保护支出；（3）环境资源收益；（4）环境资源负债；（5）环境资源效益。

有的研究认为微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企业所使用的自然资源的核算；二是对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与收益的核算。

有的作者认为环境会计基本要素有三点：环境费用、环境负债和环境资产；而有的作者则从传统会计核算体系出发，认为环境会计包括六个对象：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收入、环境费用和环境利润。

宏观环境会计是记录自然资源的消耗与补偿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

环境自然资本计入整个社会成本并予以量化，这个信息系统相当于绿色GDP核算所披露的信息，所以政府可以依据企业的微观环境会计信息，不必另外成立宏观环境会计核算部门。

环境会计与绿色GDP都是将社会经济活动引向良性循环的核算体系。

绿色GDP的核算体系主要是宏观的核算尺度，环境会计不管是从操作性还是从理论基础来考虑，其核算体系主要以微观的环境会计核算为主。

三、绿色GDP的核算体系
讨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是指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

环保部门的产值是指环保部门的活动所产生的总经济成果。

（一）自然资源耗减的成本
关于自然资源是否已经进入GDP核算体系，绿色GDP是否应该扣除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已有过热烈的讨论，而笔者讨论的主要是作为中间投入的水资源、土壤资源、森林资源和地下矿产资源，这四种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没有进入传统GDP的核算。

1。

水资源的核算。

自然资源里的水资源通常是指淡水资源。

水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如果在其循环能力可接受的范围内，水资源给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所以GDP没有计算水资源的价值。

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破坏与不恰当的利用，水资源已经严重短缺，制约着人类的经济发展。

水资源跟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绿色GDP应该将水资源按实际情况进行估价后计入其中。

2。

土壤资源的核算。

随着人类不恰当的生产活动，如滥砍滥伐，致使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或者荒漠化日益突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滥占农林业用地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但是，GDP没有将环境资源的价值纳入核算体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商业用地机制发展得比较完善，所以在此主要是计算农林用地的价值然后计入绿色GDP。

3。

森林资源的核算。

森林是一个可以自己更新的生态系统，当人类的利用是建立在可持续经营的基础上，而且不破坏其生态系统，我们直接核算森林所提供的进入市场的物品或服务的价值；如果人类在利用过程中过度采伐，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生态系统功能的价值及其造成的一连串的灾害的损失都必须从GDP中扣除。

4。

矿产资源的核算。

地下矿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有的研究表明：GDP 只是计算了地下矿产资源的开采成本而没有计算其本身的价值。

笔者认为应从GDP中扣除中间投入的地下矿产资源的价值。

（二）环境质量的降级
1。

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成本。

环境质量的降级导致人类的疾病或者死亡所损失的成本是人类的健康成本。

GDP核算体系将人类的健康成本转变为医疗部门的产值而计入GDP中。

这就变成了原本损害人类福利的行为使GDP增加。

绿色GDP应将环境质量的降级使人类生存或生活质量降低或丧失的成本从GDP中扣除。

2。

防护支出。

由于生态系统具有“公共性”，现阶段的防护行为主要是在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绿色GDP应该减去防护支出。

即使人们在人类福利没有受到损害的环境里，为了改善现有的环境条件而发生的防护行为，也是因为人类以前的“透支”生态环境所造成了。

而要区分出其时空界限的成本可能会远远大于防护成本，绿色GDP应该将防护支出从GDP中减去。

（三）环保部门产值
环境保护部门是生产部门，环保活动是促进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活动，所以绿色GDP不能将环境部门创造的产值剔除，而应该加上环保部门的产值。

如果环保部门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是对企业进行罚款或课税所得，治理企业所制造的污染，那么环保部门得不到收益而只有中间投入，在计算现有GDP时应减去；如果环保部门治理环境污染时改善了环境而使环境质量得到提升，那么其收益应该加入到绿色GDP中去。

四、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及国际经验
我国2001年完成了工业污染和水资源的核算试点研究工作。

截至2003年6月，历时9个月的工作，我国完成了对海南省森林资源的核算。

2004年9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出公报，我国绿色GDP核算框架已初步建立，年内可能选北京、陕西等6个省市作为试点，表明我国绿色GDP核算在实践工作中上了一个新台阶。

不过，目前开展绿色GDP核算还是相当复杂，面临的困难很大。

其原因是：第一，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第二，还没有一种有效而且操作性强的核算方法。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建立了环境的核算账户，1980年以来，挪威统计局每年出版一本有关能源、空气质量、渔业资源和森林存量，以及一些矿物账户的报告，但是，有关环境资源的预算方案至今尚未编制。

1985年芬兰统计局按照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的模式，建立了芬兰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

目前，芬兰进行资源环境核算的内容主要是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核算和空气排放调查。

五、实施绿色GDP对我国发展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式经营。

政府衡量地方的发展和考核官员们的政绩是依据单一的GDP数量，造成了从地方到政府都是一味地追求高速增长的GDP，全然不顾环境牺牲、资源过度消耗的代价。

这种模式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严重的后果：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源严重短缺，使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损害，经济发展受到遏制。

高速的GDP增长给人们带来虚幻的繁荣景象是建立在国家资源的枯竭，人民的福利没有实质性的增长的基础上。

虽然我国在过去25年创造了GDP年均增长超过7％的奇迹，但是据估计，其中的8％是从资源环境“透支”而来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转变我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于1994年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要统筹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全新的发展观需要采用一个能够衡量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和可持续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考虑的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成本的绿色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