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创作

2020年5月May.2020
第34卷第3期(总第131期)
Vol.34No.3(Sum.No.131)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ournal of Guilin Normal College
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创作
骆靖璇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摘要：1938年11月到1944年5月,巴金曾三度辗转生活在桂林，专心从事文学活动，笔耕不辍。

巴金用笔作武器，抒写了对日军暴行的愤懑之情，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鼓舞人民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创作，也为桂林文化城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风采。

关键词：巴金；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070（2020）03-0006-05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的乌云笼罩中国的天空。

日本军国主义者怀着巨大的野心，于1937年7月7日深夜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继而又攻陷平津。

8月13日，日寇又偷袭上海，妄图一点点将中国的版图置于它的魔掌之下。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的自卫战争就此展开。

受到日军侵略和轰炸的影响，巴金自上海沦陷后开始一路辗转流亡，到了香港、广州、桂林、重庆、成都、北平、贵阳等地，其中曾数度羁留桂林。

在桂林这个相对平静的文化中心，巴金一边从事文学活动，一边进行文学创作。

一、烽火里的呐喊（1938年11月前夕）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7月20日，巴金写下《只有抗战这一条路》，鲜明地表示自己拥护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的立场和决心。

8月7日，他又写了《站在十字街头》,文中写道:“我们又站在十字街头了，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忍辱屈服，或是继续奋斗。

”①8月13日，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

16日，巴金写下《一点感想》，歌颂了上海军民为民族生存同敌人殊死搏斗的精神。

除了颂赞中国奋起抗战的军民，他还直接借《自由在黑暗中哭泣》《上海进行曲》等诗篇声讨侵略者的暴行，倾吐自己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面对家亡国危的激愤，呼吁群众奋起抗战。

过去有人批评巴金是一名安那其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对国家和政府的否定，也使其谈不上爱国。

面对这样的批判，巴金鲜明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倘使这战争是为了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

”②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鼓舞人民群众，本来只顾埋头创作的巴金开始积极参与到抗战活动中去。

根据茅盾的提议，巴金和靳以编的《文季》、王统照编的《文学》、黎烈文编的《中流》、黄源编的《译文》刊物联合起来，以同人名义于1937年8月22日创办了名为《呐喊》的文艺周刊，在创刊号上还刊登了茅盾代同人写的一则《本社启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棉（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战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

”③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当局者一反先前抗战态度，曲意讨好侵略者，随之《呐喊》被查封。

从第3期起,巴金将刊物更名为《烽火》继续出版，宣传抗战。

作为抗战爆发后最早出版的一份刊物,它的意义和作用恰如它的刊名—
—《烽火》，笔杆和文字都为抗日救亡熊熊燃烧。

这也是巴金第一次将文学写作、编辑工作和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侧面说明了巴金宣传抗战的热情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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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37年9月5日出版的《烽火》创刊号封面
收稿日期：2020-02-19
作者简介:骆靖璇（1995—），女，贵州遵义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写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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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靖璇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创作2020年5月
上海沦陷后，朋友们相继离开。

巴金在这煎熬的日子里发奋写作，在“孤岛”上日夜续写还未完成的小说《春》。

直到1938年3月，巴金完成《春》的创作并校正了样本以后，才随靳以坐船经香港去了广州。

巴金在广州生活、工作不到半年，广州也逐渐处在日寇的包围中，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了。

幸而在广州失守的前一天，巴金就已经携恋人萧珊与朋友林憾庐、李采臣等十余人乘船撤出广州。

在轰炸威胁下，船队昼伏夜行了五六天，才到达粤桂边境的梧州市。

在滞留梧州的五天内，巴金一行几经轰炸，天天跑警报，被驱逐着继续奔波逃亡。

又经一番折腾，巴金和萧珊终于在11月8日到达桂林，暂居于位处漓江东岸的林憾庐家。

二、轰炸下的控诉（1938年11月一1939年3月）
第一次到达桂林，巴金与萧珊住在桂林市东江路福隆街一间木制的老式平屋内，此时鲁彦正在桂林筹办《文艺杂志》，向巴金“讨要”一篇文章作为创刊之用。

这时巴金虽然逃离了被日本侵略者包围的上海，又“幸运”地躲过了广州的沦陷，但这一路逃亡，日本的军机轰炸仍然不减，巴金心里蓄满了对战争中民众遭受苦难的同情，于是《桂林的受难》一文应运而生。

文中写道：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

……以后我看见大火。

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

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

……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譼。

警报总是在上午响起，凄厉刺耳的警报一拉响，巴金他们就不得不到附近的七星岩、月牙山去躲避。

经过十一月底、十二月底的几次大轰炸，桂林已有一半成了废墟。

1939年1月，连续而密集的轰炸使得桂林成了一片火海，给巴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影响。

后来巴金在抗战三部曲《火》的第三部开头，就采用了这段见证“火海”的生活经历。

即使流亡的日子是如此紧张危险，巴金也仍然是顽强的。

在1939年1月12日给予杨苡的信件中，巴金提到自己躲避轰炸的经历，乐观地写道:“这半年来敌机似乎就跟着我炸，我到哪里它炸到哪里。

今天、昨天都投过炸弹。

每次不过强迫我们游山。

我始终未受到损失，而且胆子也大了。

”訛在《桂林的受难》中写到了七星岩给自己带来的保护和安全感：“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的立在前面。

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

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

”譾他在当时写的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我将再告诉你们桂林的欢笑。

的确，我想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城市的欢笑。

”訛这些无不展示他的豁达。

除了写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巴金对于深沉的民族危机也一直忧心如焚，竭尽心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大声疾呼，歌颂和哀悼在战争中牺牲的死者，以此呼唤群众救亡抗日。

这样的心情在巴金的诗歌《给死者》中可见一斑：
是你们勇敢地从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呼声，
是你们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
“前进啊！我宁愿在战场作无头的厉鬼，
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
我们不再把眼泪和叹息带到你们的墓前，
我们要用血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

你们，勇敢的死者，静静地安息罢，
等我们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讀。

文字一反平日文章中的低沉忧郁，代之以慷慨激昂的呼吁，还使用了巴金平常创作并不常用的诗歌体裁，带有强烈的鼓舞作用。

他一再呼吁人们“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里”。

抗战开始的初期，许多文人从武汉、广州、湖南等地撤退到桂林，桂林又成了文化界活动的中心。

在桂林，巴金先后见到了缪崇群、丽尼、胡愈之、艾芜、鲁彦等朋友，还新结识了金克木、田一文、鹿地亘夫妇。

在桂林相对较好的“气氛”里，巴金一到桂林就加紧设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桂林办事处，续印了两期《文丛》，还给它们加了一篇卷头语。

他说:“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地方。

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仍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很意外的。

现在我还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訛
在桂林巴金还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大会，巴金被推选为理事訛。

在巴金出席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女演员金炜演唱朝鲜民歌《阿里朗》，这首记录朝鲜人民流亡的情绪悲伤的民歌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将其歌谱刊登在当时正在编印的《文丛》月刊上，在与杨苡的通信中也曾提及，后来还将民歌演唱的情形写进了小说《火》里。

此外，在桂林居住的这一时期巴金从事的文学活动还不止于此。

他为艾芜审稿、编小说集《逃荒》，为罗淑编辑、抄写小说集《地上的一角》，这些都是巴金的日常工作。

在文学创作活动上，除了上文提到的《桂林的受难》，继而还写了《桂林的微雨》，写到了桂林最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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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4卷第3期（总第131期）
一次大轰炸（后均收入《旅途通讯》⑪）。

除写些散文之外，巴金还继续写他从1938年5月就开始的《火》这部长篇小说，不过这一小说只在桂林写了几章，直到1940年9月在昆明才把它写完。

另外，巴金在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旅途通讯》，收录了《从广州出来》《梧州五日》《民富渡上》《石龙一柳州》《在柳州》等文章,记录自己从广州撤退到桂林时跌宕的生活经历。

图21938年冬在桂林的巴金
（李存光•巴金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94）
虽然在桂林文化中心有了较好的写作环境，但是 不安定的寄寓生活和没完没了的敌机轰炸还是让巴金动起了返回上海的念头，于是在1939年2月，巴金和萧珊绕道浙江金华、温州，坐船返回了上海。

三、存亡中的创作（1941年9月一1942年3月）
巴金和萧珊到达上海时已经是1939年4月了，萧珊回了自己家，巴金在6月又去香港取回之前在广州陷落前寄存的衣物。

其后,萧珊要去昆明上大学，巴金回到上海继续埋头著述。

1941年的暑假，巴金来到昆明探望求学的萧珊，昆明在此期间受到日军接连的轰炸，至暑假结束后轰炸也未减分毫，于是9月巴金又携萧珊和同事王文涛一起来到桂林，这就是巴金的二度桂林之旅。

与前一次狼狈逃离广州不同，这次在稍显平静的后方桂林，巴金和萧珊在9月21日、22日还进行了一次往返阳朔的旅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巴金感叹桂林山水宜人，说道:“由桂林赴阳朔途中，山清水秀，风景绝佳。

久闻'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之说，信不谬也。

”⑫
这次巴金依旧住在桂林市东江路福隆街内，不过不再寄寓在林憾庐家，而是住进了与林憾庐寓所紧邻的一座新的木造楼房。

一返桂林，巴金重新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

过了一段时间，昆明轰炸危机解除，萧珊回到昆明继续上学，而巴金则留在桂林继续照顾和经营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将工作交付给同事王文涛之后，巴金又开始过着闭门写作的生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巴金的生活就是平静的，无论是刊物的编辑工作还是巴金自己的创作，许多都是在敌机的轰炸中完成的，这期间敌机轰炸桂林愈来愈成为常事。

鲁彦此时仍旧在桂林和邵荃麟一起主编《文艺杂志》，在与鲁彦的往来过程中，巴金目睹了鲁彦的贫病交加，感到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折磨与苦难，同时巴金到桂林没多久，就得到了少年时代的好友施居甫死去的消息。

可见在这一时期,多少知识分子因为生活艰辛，缺少营养，罹染了疾病而死去。

“死”似乎随时可能发生，也因此使人更加珍惜“生”，活着能利用宝贵的光阴，尽量多做工作。

他在写给陆蠡的信中说:“一个人看见’死'太多，他对'死'便不感到惊奇；一个人有‘死'的机会太多,他就不怕'死'。

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会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生'的事情。

他做事更努力，更负责。

”⑬这是巴金在战争期间一直信仰和践行的。

第二度居住在桂林，鲁彦的小女儿莉莎常常来巴金处玩耍，使巴金不禁联想到在昆明废园看到的被敌机炸死的少女，于是他构思一篇中篇小说——《还魂 草》⑭，场面虽然与《废园外》的描述并无二致，但却以更加沉郁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巴金的悲伤和愤怒。

《还魂草》在鲁彦主编的《文艺杂志》创刊号登出后，巴金又写了《某夫妇》这一短篇小说，后刊登于《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

在这两篇小说里，巴金不仅描写了抗战期间百姓的受难生活，而且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艰苦清寒，多多少少写出了自己在这时的某些生活侧影。

除了创作小说，巴金此期的散文创作情况也十分可观。

9月22日，在阳朔游览返回桂林的船上，萧珊梦见了一场大火,这使巴金落入了上海沦落的大火以及桂林被轰炸时街道满是大火的回忆中，于当天就写下散文《火》，在11月又写下了散文《长夜》《寻梦》，在1942年1月，还因牵挂正在香港的好友林憾庐而又作一散文《怀念》,2月写作散文《灯》。

并编就了两部散文集《怀念》和《废园外》,将这一时期的散文挑选收录其中。

由于1941年底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的扩大化使越来越多的文人先后转移到桂林，所以在这一时期桂林文化界的活动也较多，巴金在从事文学创作之余也积极参加文学活动，常常出席司马文森的《文艺生活》和文协桂林分会举行的探讨创作问题的会议⑮。

文协桂林分会在1942年年会上改选理事时，巴金再一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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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靖璇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创作2020年5月
在战争、轰炸、疾病、贫困的威胁下，巴金常常在租住的木板楼房里埋头写作，常常写到万籁俱寂，灯枯油尽才能稍微心境平和。

他常常说写作是为了倾诉和宣泄，想来心里也有很多苦吧。

他在这个时候编《冰心著作集》，目的大抵是为了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给读者送去些许温暖。

在桂林住了不到半年时间，在1942年3月，巴金再次决定离开桂林，西行北上。

四、黎明前的沉默（1942年10月一1944年5月）
巴金在重庆、成都之间辗转数月，于1942年10月重返桂林，这次比较安定地住了约一年半时间，同前两次到桂林一样,这一次巴金和萧珊仍然居住在桂林市东江路福隆街的木屋内。

此时萧珊已经是巴金的未婚妻。

1942年巴金刚到桂林，就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夫与妻》，并一起为已经写好的短篇小说《猪与鸡》《兄与弟》编就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1943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这几篇短篇小说都是速写式的，与以往的创作不同，虽然在作品中都有“我”的出现，但明显我已经是一个“看客”，与描写的人、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显示了巴金在小说创作方面新的探求。

巴金在桂林的邻居仍然是王鲁彦和林憾庐。

但遗憾的是，这时林憾庐刚辛苦设法把妻儿从沦陷区接到桂林，自己却患上了肺炎，不久就与世长辞。

对此巴金悲痛万分，在创作《火》的第三部时，就以好友林憾庐为原型，把一个信奉基督的善良知识分子及其爱国行为写进了小说里。

在小说完成的同时也意味着“抗战三部曲”的创作告一段落。

无论是《火》的第三部还是《小人小事》小说集，都显露出巴金社会关注的重心悄然转向了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⑯。

随着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巴金目睹了国民党统治大后方越来越多的不公平之事，也即他所说的“阴暗面”。

巴金小说关注重心的转向也有此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巴金看到了更多阴冷、凄凉、黑暗的社会生活,他不能不感到苦闷和悲哀。

因而就巴金的整个思想和活动来说,在抗战后半期要比前半期显得消沉些，这一时期一直到1949年后，巴金一直都是埋头写作，但就像他说的“wait and hope”訛。

“wait”不等于不作为，而是在沉默中静待黎明。

巴金愈加勤于笔耕，先后翻译了德国作家斯托姆的《迟到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包括《迟到的蔷薇》《马尔特和她的神》《蜂湖》），以及散文《在厅子里》，还翻译了英国作家王尔德《快乐的王子》《夜莺与蔷薇》，并开始了他文学翻译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一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輥的翻译工作，后来这些翻译文本都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出版。

巴金在这一时期还写了杂文《一个中国人的疑问》《什么是较好的世界》《关于“道德”与“生活”问题的一封信》《谈两个标准》等，均发表在《广西日报》副刊《漓水》上。

最后在1944年5月离开桂林之前，于5月1日发表了《怎样做人及其他》这一杂文。

在林憾庐逝世不久巴金还写下了散文《纪念憾翁》，后收入散文集《怀念》。

在文学活动上，巴金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第四、五届会员大会，被推选为两届理事会理事;此外，巴金还与茅盾、夏衍、叶圣陶一起，被桂林科学书店聘请为“特约选述”。

在桂林，广西剧场开演了曹禺改编的戏剧《家》，由欧阳予倩导演，巴金欣然应邀参加。

巴金还出席过《自学》杂志与《广西日报》联合举办的“茅盾新作《霜叶红于二月花》座谈会”。

1944年5月，巴金做了四十岁人生的重要决定一与萧珊完婚。

5月初，巴金委托李济生印了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送给亲朋好友，就携萧珊离开桂林去了贵阳。

在抗战后方的文化城，聚集着许多与巴金相熟的朋友，巴金向来不擅交际，更不愿为个人的事情大张旗鼓，这大概是巴金避开山水如画的桂林，采用“旅行”的方式结婚的重要原因。

5月中旬萧珊先行去了四川，而他留在贵阳做手术，巴金本打算在贵阳住一段时间便回桂林,但萧珊后来两次来信要他去重庆,于是巴金改变了主意去重庆与萧珊相聚。

至此，抗战时期巴金的“桂林之旅”就到此结束了。

五、结语
在战争期间的避难，巴金有近三年的时间居于桂林，除了当时桂林作为战争后方还比较安全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大约是巴金想在一个相对安定的地方专心写作。

在桂林巴金先后创作了“抗战三部曲”《火》和大量短篇及散文，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和《父与子》等。

他也一心坚守在文化工作岗位上，每次到桂林都要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开起来,帮助艾芜、罗淑、冰心编选集子并出版，他把这些作为参与抗战的实际行动和信仰实践，给战乱中的中国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注释：
①⑥李存光.巴金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92.
②巴金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544.
③《呐喊》创刊号,1937年8月22日。

④1939年1月中旬，巴金为鲁彦筹办《文艺杂志》创刊号写
作了这篇《桂林的受难》，对桂林及其居民受到的战争灾难进行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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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4卷第3期（总第131期）
⑤巴金书简一致杨苡（1939年1月12日）[M].成都：四川
文艺出版社，1987:3.
⑦巴金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17.
⑧巴金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88.
⑨巴金和靳以合编《文丛》杂志。

在战乱中巴金仍带着它的纸
型奔波于炮火之中。

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37.
⑪《旅途通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9年3月出版。

⑫《巴金由阳朔返桂林》，载于1941年9月18日《广西日报》（桂林版）。

此为巴金携萧珊坐木船沿漓江游阳朔后,17日接受《广西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

⑬此为巴金经历广州敌机轰炸后谈及自己获得的教益，对生死的思索更加深。

⑭巴金创作《还魂草》的动机是为了重现人们在敌机轰炸下的悲惨生活,并称它是一本“反轰炸的作品”。

⑮参见1941年10月6日和7日，11月20日，12月29日的桂林《大公报》报道。

⑯巴金《关于＜火〉》载于1982年2月24日香港《文汇报》，巴金自己写道:“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普通人身上
有许多发光的东西”，可见巴金创作的转向。

⑰上海沦陷后，巴金写了一篇短文《感想一在孤岛》，刊登在《文摘》上，其中提到了"wait and hope”，中文是"等待和希望”的意思。

⑱巴金曾谈到自己十分看重这两部作品的翻译工作。

参考文献：
[1]陈丹晨.巴金评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2]李存光.巴金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3]李存光.百年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M].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3.
[4]广西师范大学编.旅桂作家（上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
社，1989.
[5]陈丹晨.巴金全传（上卷）（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4.
[6]阎焕东.巴金自叙[M].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
[7]余思牧.作家巴金[M].香港:香港南国出版社,1983.
[8]杨苡.青春者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9]陆正伟.永远的巴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Ba Jin's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Creations in Guili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uo Jingx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J 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6,China)
Abstract:After the Lugouqiao Incident in1937,the profound national crisis pushed Ba Jin,an intellectual,into the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army.From November1938to May1944,Ba Jin came to Guilin three times and lived in a wooden house on Fulong Street, Dongjiang Road,Guilin.Engaged in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constantly struggling in writing,Ba Jin used a pen as a weapon and,with a strong patriotism and resentment against the atrocities of the Japanese army,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nspiring the people's enthusiasm and exposing the atrocities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The activities and creative traces left during his stay in Guilin also added a touch of style to the Guilin Cultural City.
Keywords:Ba Jin;Anti-Japanese War;Guilin;literary activities;literary creation
(责任编辑:秦初生)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