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摩崖《五瑞图》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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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瑞图》是东汉摩崖石刻《惠安西表》（又称“西狭颂”）同石所刊的石刻画，在甘肃省成县抛沙镇东营村丰泉峡一处山崖之上。

此石刻建于东汉灵帝（刘宏）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公元171年8月21日），距今一千八百多年。

《五瑞图》摩崖通高110厘米，横宽210厘米，其上镌刻有黄龙、白鹿图，下有木连理、喜
禾、甘露降(承露人)图像，集动物、植物、人物于一图，即可视为一组构思巧妙、画刻拙朴的古代岩画，也可看作是中国传统的壁画，为我们研究汉代绘画和艺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东汉摩崖《五瑞图》刍议
□ 王 惠
《五瑞图》与汉代祥瑞风
“祥瑞”指“吉祥的征兆”，最早见于刘向的《新序•杂事》：“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泽，祥瑞并降。

”西汉的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作为核心，以人喻天，在其论著《春秋繁露》中对天人感应及“祥瑞”的种种现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王权天授”“天降瑞以示王”的理论，认为祥瑞是指罕见而美好的东西和现象。

祥瑞的出现是帝王实行了“德政”“仁治”之后上天的嘉许。

如果帝王治国有方，自然界就会出现“祥瑞”，而“祥瑞”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帝王的嘉政伟绩，并用三皇五帝
之时曾出现的甘露、朱草、醴泉、嘉禾、凤凰、麒麟等瑞物作为例证。

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趋吉避凶思想是祥瑞思想的源头。

早期祥瑞题材的产生与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密切相关，比如卷草纹、云气纹和鱼纹等的出现，表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赞颂。

汉代祥瑞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源于古代图腾崇拜的遗绪，另一方面则与汉代谶纬思想盛行以及对楚文化的承袭密切相关。

汉代典籍《春秋繁露》《论衡》《白虎通德论》等书中都提到祥瑞，认为常见的
“祥
《西狭颂》碑刻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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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论CHINESE ARTISTS IN PAINTING & CALLIGRAPHY 201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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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有：麒麟、青龙、白虎、赤罴、九尾狐等（神兽类）；凤凰、比翼鸟、三足乌、神雀等（神鸟类）；嘉禾、冥荚、木连理、灵芝等（植物类）；神龟、比目鱼等（水族类）；神鼎、神爵等（器物类）。

东汉的王充也在其《论衡·讲瑞篇》中介绍了“祥瑞”的判定方法。

《新唐书·百官志》中将祥瑞划分了等级：“礼部郎中员外郎掌图书、祥瑞，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苍鸟、赤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

”其中麒麟、凤凰、龟、龙、白虎五种祥瑞之物称为“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是最高等级的瑞兆；以下分别为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后来品种又不断增加，将铜鼎、铜钟、玉罄、玉璧等礼器也都列为瑞物。

汉代祥瑞文化从西汉晚期出现，到了东汉时期越来越盛行，至东汉中晚期则最为鼎盛。

祥瑞思想一经被人们接受，就在艺术中表
现出来，不仅在工艺品当中出现了祥瑞题材，在汉画像石中也出现了祥瑞画。

在众多的画像石上，人们可以看到麟、凤、龙、玄武、白虎、连理木、嘉禾、比肩兽、比翼鸟等祥瑞形象。

在汉代的很多艺术品种类中，如瓦当、铜镜中也出现了祥瑞形象。

汉代瓦当有图像纹瓦当、图案纹瓦当和文字瓦当三种，以文字瓦当最多，却以动物装饰最为优秀。

在图像瓦当尤其是动物瓦当之中，除了造型完美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外，兔、鹿、牛、马也是品种繁多。

文字当中有“长生无极”“长乐未央”“长生未央”“富昌未央”“千秋万岁”“延年益寿”“与华无极”等嘉词瑞语，在汉代的铜镜当中，上海博物馆藏的《伍子胥画像镜》中第一组是西王母与侍女，其中出现了白鹿的形象，
《惠安西表》之“五瑞图”出现于东汉晚期，正是祥瑞艺术非常盛行的时代。

其中“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五种祥
瑞之物都是汉代祥瑞当中比较典型的形象。

《五瑞图》的艺术特色
较之同时期绘画，《五瑞图》打破了各类绘画题材的限制，集人物、动物、植物于同一画面，以图画的形式说明了李翕当政之际该地出现的祥瑞，使得本图呈现出图解式的绘画功能，较之纯粹的文本形式更为丰富，也更多了些趣味。

在“五行”说盛行的汉代，数字“五”也渐渐作为一个“吉祥”的数字和象征被人们接受，《五瑞图》中的五种祥瑞之物正好契合了“五”的吉数，反映了当时的流行观念。

《惠安西表》表文正文中所述李翕的官德与政绩，也是“五瑞”所极力表现的主题。

从表文中我们看到，“黄龙”与“白鹿”二瑞是李翕昔日在黾池为县令时出现的祥瑞，《孝经授神契》中曰“德至水泉，则黄龙见者，君之象也”，说明黄龙是与当政者的品德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当然映射的是李翕的德行。

《宋书二八·符瑞志》中云“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当然说的也是李翕的明惠；而后三瑞—“甘露”“嘉禾”“木连理”，是李翕任武都太守时所致，其中“王者德至于天则斗极明，甘露降”，象征李翕为官时当地风调雨顺；“嘉禾，五谷之长，王者仁德盛大则有一苗双穗、三穗、及至九穗者”，用谷物的丰收象征当地的五谷丰登；“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则生”， 象征在李翕治理下当地人民的团结和融洽。

此三瑞与前两瑞共同构成了“五瑞”，即借天降祥瑞的事实，嘉褒李翕执守为官之道。

由此可见，《五瑞图》的出现极具思想性与文化性，绝不是山野工匠的兴之所至。

汉代石刻画的典范之作是画像石和画像砖，它们最常用的是单线阴刻、减地平雕、减地平雕兼阴线、减地浮雕、沉雕等几种手法，以线条为主要的造型语言，在艺术形式上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在汉代石刻画中，人们对于线条的运用大都十分娴熟，能根据不同形象、不同画面的需要使用味道不同的线条去造型，到后来，大多石刻画都流于形象众多、线条繁密的风格。

由于石质的坚硬与高空作业条件的限制，摩崖石刻绘画《五瑞图》不能对形象做太多的刻画和太细致的描绘。

但绘制、镌刻的艺人在这幅作品中能够扬长避短，注重物象的基本特征和大体形态，
用简练概括的手法突
白鹿摩崖石刻甘露降摩崖石刻
黄龙榜题摩崖嘉禾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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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强烈夸张的动势，表现出了该摩崖石刻绘画与汉代艺术一脉相承的古拙风貌。

当然，这种质朴古拙的艺术风格在汉代的绘画、雕塑、工艺等艺术形式当中也存在。

《五瑞图》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简约、灵动之美，在汉代艺术当中颇具个性。

在《五瑞图》中，作者根据所表现对象的内在气质，对画面进行了巧妙的安排，从而使画面具有了整体性和一定的寓意性。

在整个画面上，五种祥瑞被作者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被级别较高的祥瑞之物黄龙和白鹿的形象占据；下部分为树木、禾苗与甘露，属于级别相对较低的祥瑞。

能够上天、通神的两种祥瑞在画面上方飞腾游走，使画面充满了天界的祥和与空灵；而画面下方的三种祥瑞、四个形象，构成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和业兴的“人间”现实情境。

上、下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虚实相间的画面整体，
《五瑞图》中物象的造型既有汉代绘画雄宏饱满、夸张浪漫的整体特征，又具有不拘细节，追求大气与浑厚之美的个性特色。

在动物造型上，形象已经比较具体了，龙和鹿的角、
爪、尾等细节都有了一定的表现，黄龙和白鹿都显出了雄壮威武的特征，充满着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对植物的表现上“木连理”“嘉禾”和“甘露降”中的树木形象生动自然，树木由树根、树干与树枝等几部分组成。

树干的长短粗细，枝条的穿插错落都极具自然情致，很符合树木本身的自然形态和生长规律，与汉代画像石中“连理树”“嘉禾”等祥瑞的形象所呈现的程式化倾向大大不同。

在艺术风格上，《五瑞图》基本以流畅的曲线为主。

在白鹿的腿部和嘉禾、承露人的形象中出现了直线，这种曲直交汇的线型与《惠安西表》表文文字中曲直相间的线条遥相呼应，颇有意趣。

它的画面上出现的六个形象都比较概括而简单，以外轮廓的塑造为主要特征；以轻松自然、细劲流畅的线条作为最主要的造型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刻图的线条较之同时期的石刻绘画更为松动自如，这大概是由于该图地处僻远，没有太多的主流业内人士去干涉它的镌刻，也没有太多的绘画规则需要去遵守，反而表现出工匠们的天性。

如在形象的塑造中，黄龙、白鹿的头部、腿部都比较疏简，身体结构的线条也没有完全围合，嘉禾的左右谷穗并没有刻意去求对称，人物的头颈肩关系及小臂以下均没有交代……这些似为粗简的造型特点，
都使得该图在庄严宏厚的精神背景
之下，显出轻松自在的艺术实质。

《五瑞图》是我们研究汉代绘画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彰显了汉代写实绘画的生命力，同时在画面的处理和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展现出强烈的个性，高扬了石刻绘画的绘画性。

在大多数汉代石刻画中，在画面的处理上，工匠们往往会选择一个故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场面来表现，这个场面往往是某个情节处于高潮的片断，使人们在静态的画面中感受到动态的情节；而在那些不表现情节的画面中，它们会采用相当饱满的构图，使画面呈现出比较拥塞圆满的感觉。

以山东地区的画像构图为例，济宁、枣庄、嘉祥地区的画像石、画像砖的构图大都分为好几层，分层的画像石、画像砖每一层基本都会有独立的题材，滕州—桑村东汉画像石以层次繁多、物象密集、内容复杂、主题多样为特色，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装饰性趋向增强，构图愈来愈繁密，有的图案，例如鸟头、云草，纯是为了填充空白，以致画面显得密密麻麻，主次不分，层层叠叠，拥挤之极；而在薛城—西集、微山岛—阴平、台儿庄—侯孟、枣庄城区东汉画像石的构图分层虽然比较少，画面也不像前面各地那么拥挤，但画像的边饰花纹非常丰富而复杂，三角纹、菱形纹、璧纹、云纹层层附加，不厌其繁……以此来看，繁密和复杂，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发展到东
汉末期所呈现出来的趋势。

和当时石刻画的这种繁密趋势相比，《惠安西表》之《五瑞图》呈现出了极为独特的艺术特色。

整个画面布局有疏有密，活泼而富于变化；形象处理大小相间，有主有次；形象位置错落有致，嵌入简单情节，新奇而有趣味；画面简练，以线为造型手段，线条劲逸流畅，迅急飞动，黄龙形象用线匀细而富动感，木连理形象枝干粗而凝重等，表现形象用线粗细快慢有别；造型凝练生动，人物、动物、植物形象各具个性。

与繁密复杂的时风相比，《五瑞图》倒显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疏朗和清新。

在艺术手法上，《五瑞图》与同时期汉代造型相比，突破了装饰性局限，又体现出造型的自然和艺术语言的质朴。

石刻线画艺术大抵是由画像石中的阴刻线技法演变而来，它以阴刻线条为主要造型语言，这就使得石刻画的表现手法更接近我们传统的绘画语言，接近中国绘画以线造型的艺术手段。

在《五瑞图》中，坚硬的岩石之上，灵活流畅的线条放刀而出，或柔软劲韧，或灵活飞动，或文秀含蓄，或优雅自如，展现出中国绘画线条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绘画语言的纯粹性也正是《五瑞图》独特价值之体现。

(作者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陈春晓
木连理摩崖石刻
五瑞图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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