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收藏研究

端方收藏研究
本文话题：兴趣爱好墓志铭西方文化收藏书画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出生于直隶浭阳(今河北丰润县)。

端方的父亲桂和，字月舫，曾任热河县知县，为皇帝看守行宫，官虽不大，但是个非常艰巨和显要的工作。

据《道成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桂月舫先生为桂侍郎之弟，端午桥之父。

官热河知县，有政声，人民皆爱戴之。

凡繁据要缺，无不莅止，后卒于官，清廉可风，然终未显达。

其中提到的桂侍郎，就是端方的伯父桂清，由于他膝下无子，所以端方幼年时就被过继给桂清为子。

桂清是慈禧太后的亲信，被钦点为同治帝师，官至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和内务大臣。

就目前掌握材料来看，尚不明确端方的子嗣情况，仅知有个儿子，叫端继先。

端方死后，他的很多藏品经端继先卖出。

端方还有一个女儿，名字不详，嫁给袁世凯的第五子袁克权。

端方出身满清贵族家庭，注定要入朝为官，维护满清政权的利益，同时赢得自身的功名利禄。

所以他早年就为进入仕途作准备，学习科考的内容。

光绪五年
(1879)桂清因病去世，端方以荫生资格报捐，被分派到工部。

三年后以荫生中举人，开始了仕途生活。

端方的学历不高，桂清去世-了，他的靠山也倒了，但却能作到巡抚、总督的高官位置，这都得益于他与生俱来的为官之道和疏放的个性。

“端方性通悦，不拘小节。

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端方性情豁达，不拘泥于小节，有管理一方疆土的气度；第二，端方嗜好金石书画，这也是本文的着力点；第三，端方热情好客，在两江、湖广为官时，结交了无数的文人墨客，除了在衙署的工作时间之外，每每召集这些幕客、朋友宴饮，讨论书画金石。

读晚清人的日记、年谱，最经常会看到“某某招饮”“赴某某饮”的字眼，看来这是晚清官僚文人的时尚生活，而端方正是名副其实的时尚达人。

端方的收藏著录有《壬寅消夏录》《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等，记载了端方大量的收藏，《勘书图》《华山碑》及毛公鼎等巨迹都在其中。

《壬寅消夏录》共四十卷，稿本现藏于中国文物研究所。

《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壬寅消夏录》是根据中国文物研究所藏稿本影印。

书中收录了端方所藏书画308件，时间从晋唐至清代，按年代排序。

其中晋唐书画9件，五代书画12件，宋代书画44件，元代书画52件，明代书画81件，清代书画110件。

其编制体例依仿《庚子消夏记》《辛丑消夏记》，按作品名称、尺寸、收藏
印章、题跋各项著录。

有些作品附考订按语，按语内容多为对书画作者及题跋者的介绍，以及前人对该作品的著录，还有作品大致的流传情况。

该书左右双边，半叶十二行，书中钤有“艺风审定”朱文方印，“苏宗仁”白文方印、“百一砚斋”方印，书中缪荃孙批校手迹甚多。

书中所编目录来自端方的书画收藏，所以端方是该著录的主编人，因此署名也为端方。

但身为晚清政府的封疆大吏，端方政务繁忙，有大量的公事文件需要处理，这些工作占据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

端方坐在书斋中编著录的时间并不多，所以他必须发挥领导的优势，延揽一批有时间、善鉴赏的学者帮他编写著录。

根据李葆恂记载“时樊樊山、缪筱珊、程雒庵三先生并精鉴别，富储藏，方共商榷，编公陶斋所藏名迹，为《壬寅消夏记》。

不佞亦获在校雠之列，乃得尽窥美备，而昔年两书所录，开卷则多有在者，于是叹观止矣”。

可见参与《壬寅消夏录》编纂的有缪荃孙、李葆恂、樊增祥、程雒庵，都是富有收藏的鉴定专家，他们共同商榷、编写成此书画著录。

端方的石刻收藏著录于《陶斋藏石记》中，全书共分四十四卷，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

《陶斋藏石记》共收录端方收藏的刻石650件，其中西汉8件，东汉37件，魏晋南北朝240件，唐碑281件，五代4件，宋22件，辽金30件，元11件，明17件。

所收刻石种类有碑碣、造像、石经、墓志铭、泉范、塔记、井栏、田券等。

较之《壬寅消夏录》，
该书已经正式出版，所以体例更为完备，卷首有端方和龚锡龄的序言，接着是总目录，每条目录下记录刻石的年代。

每一卷前面有本卷目录，便于读者查阅。

端方在序言中称“复取藏石累及若干通，仿兰泉少寇萃编之例，释文考订名曰《陶斋藏石记》”。

可知编纂体例仍借鉴王昶《金石萃编》，抄录刻石文字，引经据典考证其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并说明刻石的残损状态。

有一些还记载了刻石的出土地、流传情况等。

《陶斋藏砖记》共两卷，收录了端方收藏的124块刑徒砖，其中9块属于魏晋时代，其他皆为汉代刑徒砖。

测量了每块砖的高度、宽度、厚度，尺寸大小非常精确。

对砖铭中的文字进行考释，还从砖文的刻写法，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

可能有些砖铭已经漫漶不清，无法识别，就仅仅标出砖的尺寸，没有记录铭文和考据。

这些汉代刑徒墓志，均刻于砖上，内容也非常简单，只是记录他们的姓名和死去时间。

虽然仅仅是区别死者的记号而已，但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端方在序言中提出汉代就已经出现墓志，从而否定了南朝王俭认为墓志起源于颜延之的说法，也反驳了顾炎武的源于南朝的观点。

他认为汉代连罪人都有了墓志，“况无罪之人乎”。

虽然端方出身于满清贵族，祖辈都入朝为官，但是尚未发现材料表明他们是收藏世家，也没有发现祖辈留给端方金石书画方面的收藏。

端方巨量的收藏都是自己搜罗而来的，他的收藏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一、购买所得；二、朋
友赠送；三、交换所得。

下面对这些情况进行举例梳理：对收藏家来说最得意的事莫过于在地摊中淘到珍宝，端方就具有这种发现的眼光，检漏儿既需要对搜罗藏品的热情和干劲，要有判断真赝的自信，还要有当机立断的购买能力，端方具备了所有的条件。

他曾经在长沙的市肆中发现了郭熙的《谿山秋霁图》，这张画张挂了很久，都无人问津，最终端方以很低的价格果断将其买下。

董其昌的《汪继环墓志》、《汪体义墓志》由端方先后购得，并将两件作品合装为一卷。

端方认为董其昌的用笔有古意，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婉转流丽。

晚清时期有些收藏家家道中落，旧藏大量流出，端方就将其整体收购。

缪荃孙记载了端方购买姚方伯旧藏的状况：杨太后宫词册，姚彦侍方伯所藏，方伯爱收古书，兼及拓本，书画最少，子公蓼亦熟于目录、金石之学。

乔梓连稿，孤孙尚幼，书楼扃闭二十年，一旦全数落贾人手，除鼠啮蠹食外，散若云烟。

如元版《草堂雅集》及此册归陶斋，余则陶斋转购入都门图书馆。

如宋版《孟东野集》、《百宋一廛赋》所载者，宋拓《凤墅残帖》二册，均不知下落。

端方的收购行为，一方面丰富了自己的收藏，也避免了整体收藏的散逸，对古籍文物的保护有积极意义。

端方自己只选择了《杨太后宫词册》和元版《草堂雅集》，其他都转购入都门图书馆，增加了图书馆的收藏，推进了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

端方作为晚清的封疆大吏，地方上的下属或者朋友会赠送给他一些书
画。

同时端方幕府中延揽很多富于收藏的学者，他们之间常有互赠书画碑帖的往来。

《敦煌千佛洞开宝画观音像轴》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敦煌千佛洞出土，严金清(1835－1909)从兰州千里迢迢的将其寄赠给端方，千里送鹅毛情谊尚且厚重，更何况送的是敦煌出土的观音像。

端方与北京清末民初的收藏家完颜景贤交往密切，经常聚会雅集。

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满洲镶黄旗人，精于鉴赏，富于收藏，见识广博。

编有收藏著录《三虞堂书画目》，共收录146件书画作品，其中有端方收藏的书画约40件，有一些是他和端方互赠的书画。

完颜景贤将梁楷的《放牛牧马图》、赵孟頫的《天育骠骑图卷》馈赠端方。

端方曾以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庙堂碑》与完颜景贤所藏的四明本《华山碑》交换。

四明本《华山碑》是完颜景贤的祖父完颜崇实的收藏，后来由完颜景贤继承。

完颜景贤还藏有虞世南的《破邪论》，与端方交换后，得到三件虞世南的书法作品，所以将他的书斋命名为“三虞堂”。

端方在光绪三十一年(1907)年搜罗到三个版本的《华山碑》，完颜景贤家旧藏的四明本是其中一件，端方因此以“宝华庵”名其堂。

所以这一次的书画交换，成就了“三虞堂”和“宝华庵”，使得端方和完颜景贤各取所好，完备了自身的收藏序列。

端方书画收藏的散逸主要有两个方式：一、赠送友人；二、后人出售。

端方在四川资州被杀以后，藏品大量流失，有些流失海外。

端方的同僚、幕僚众多，
四海之内都有他的朋友，节庆寿辰免不了送礼恭贺，赠送书画是不错的选择。

戊戌变法之时，翁同榆被罢官归乡，众人相送，端方没有亲自到场，但以元人词曲旧本两种、古佛造像两尊赠予翁同稐，翁同稐收下了元代旧版词曲，把古佛造像归还端方。

端方在庚子之乱时搜罗到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这幅画曾是安岐的旧藏，后来端方将其送给了蒯光典。

李葆恂原本以为该画作者是廉希宪，看到《墨缘汇观》记载的跋文时，才明白是赵孟頫画的。

端方被杀后，遗留收藏都保存在北京，归其儿子端继先(号昆侯)所有。

这些收藏失去了端方有力的保护和维持，处在晚清动荡的局势中，很容易流失。

关于端继先的资料较少，可能家道中落，生活困苦，不得已才出售端方的收藏，以此来维持生计，这是历代收藏史中常见的情况，有聚有散是收藏行为的不变规律。

北洋政府曾欲大量收购端方的收藏，《北洋政府收购端方所藏文物有关文件》记载“所藏各件约计一千三百余种，索价二百万”，这个价格不算高。

经过各级部门的审批后，北洋政府借口索款太多，国库最终无力支付，最终没有达成购买协议。

端继先发函给内务部请求取消收购，“窃本年(1916)三月间，请将先父清故总督端方所藏古物购归国有，以供陈列。

曾蒙批准在案。

现在继先移家天津，各物多散失，无从汇辑，复念国家财政困难，诸务待兴，不急之图宜在所后，为体恤时艰起见，恳请大部取消前案，实为德便。

”虽然北洋政府最终没有
购买端方的收藏，但可见端继先有心要卖出端方收藏，在他迁往天津的时候，散失了部分藏品，已经“无从汇辑”。

1916年后各项收藏相继从天津、北京等地大量流出，有一部分流失海外，造成中国文物的巨大损失。

端方有些收藏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美国)买走。

现藏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王齐翰的《勘书图》是端方的收藏。

端方生前与福开森也有交往，端方死后，《勘书图》流出，被福开森买走。

1935年，福开森将《勘书图》和其他收藏捐给金陵大学，在故宫展出，并把所有捐赠品编成目录《福氏所藏古物概说》。

端方虽然是满洲贵族，并且入朝为官，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为没落守旧的满清政府效力，维护其统治，但端方在思想上并不是顽固守旧派，他愿意主动接受西方舶来的新鲜事物。

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端方并没有排斥。

如果按照当时的价值观标准，端方不是先进的革命派，但他可以接受新思想，甚至是政治措施，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曾经大力推行新政改革，力主实业救国。

端方的政治、文化思想逐渐渗透到收藏观念中，使其逐渐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收藏方式，转化为现代的公共收藏、展示模式。

他的收藏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满足自身寄情潜兴的趣味，而是他新型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端方金石书画的收藏情况来看，端方的审美眼光、收藏标准，以及著录体例，都来源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系统，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博物馆收
藏和美术史研究。

因为传世的文物古董数量是一定的，不可能有巨变式的突破。

不同的是在传统封建士大夫的收藏观中，金石书画是他们独自占有的私人物品，甚至束之高阁，秘不示人，最多只是三五知己在书斋中观赏传阅。

而现代社会中博物馆的美术收藏是公共性的，具有收藏、保存、展览、研究四大功能。

传统的宫廷或者私人收藏只完成了收藏和保存的职能，但都是个人化的，每个收藏家对待藏品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不同。

端方是传统的收藏观和收藏方式的集大成者，又是向现代博物馆收藏体系转变的先声，是衔接传统士大夫阶层收藏和现代美术博物馆系统转变的重要环节。

博物馆最早是从西方介绍到中国的。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国外的教会及文化机构先后在中国建立博物院，是后来的美术博物馆的雏形和先声。

1868年法国神甫翰伯禄在上海租界开办徐家汇博物院，1874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上海创办亚洲文会博物院，1887年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在山东青州培真书院内设博物堂。

这些博物院的建立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博物馆观念。

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上海强学会成立的章程中把“开博物馆”列为重要项目。

该主张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

1898年，光绪皇帝御令总理衙门起草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中，规定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办法。

端方早年曾参与维新变法，并担任农工局总办，肯定对维新变法的新主张烂熟于心，所以“开博物馆”的项目会潜移默化
地影响到他。

端方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载泽、戴洪慈等人赴欧美及日本多国考察，期间除了考察学习各国的政治制度、军队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还参观了各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了解博物馆的运营模式和展陈方法。

戴洪慈在其《出使九国日记》中记载：在纽约……丙午正月十一日早，与午帅带参随等观美术院。

院中藏瓷器、铜器、油画、塑像、泥器、古物及甲胄兵器至夥，而我国珍宝玉玩庋其间亦不少。

饭后，往游公园，观博物院。

根据其描述推测，他们参观的应该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此外他们还参观过波士顿、斯普林菲尔德、伦敦、巴黎、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奥斯陆、莱比锡、纽伦堡、圣彼得堡、米兰、罗马等地的博物馆，虽然戴洪慈没有在日记中说明它们的名称，但是根据描述应该都是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世界各地重要的博物馆。

他在巴黎的日记中写道：丙午二月初八日，往观博物院。

此为世界最大之博物院矣。

楼阁云连，览之不尽。

其陈列古物，亦依国分列。

石像、陶器甚夥，而以油画为最。

惜时晚，不克细观，闻游此者非一月不能尽云。

从描写中推测参观的是卢浮宫。

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卢浮宫的东方博物院，看到了中国器物室，卢浮宫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戴洪慈。

对于端方这位嗜好金石书画的收藏家来说，意义应更为深远。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学习，为新政改革作准备。

参观了国外这么多的博物馆后，端方大开眼界，回国
后肯定要在博物馆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端方出洋考察期间，也走访过一些国家的博览会，意识到博览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致电农工商部，建议在南京开办博览会：省城北面地多空旷，现已开办公园。

拟即在该园附近一带购地六百亩，建筑会场。

择于明年先开国内劝业会，以六个月为准，搜罗南洋各省一切农工商品陈列比赛，以供研究。

计需分建万寿宫、工艺院、农业院、美术院、教育院、军事博物馆、水产馆、各省物品陈列、南洋各岛埠陈列所、劝业场……。

美术院也作为博览会展示的一个部分出现。

该年十二月，端方正式上奏皇帝，奏请举办南洋劝学会，得到朝廷同意。

端方任命张謇为南洋劝学会总理，具体负责筹备事宜。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宣统二年(191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览会在南京隆重开幕，展览一共持续了六个月。

从中可见，端方是把博览会展览的方式当成是新政改革、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博物馆展览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金石书画的收藏中。

他曾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建立陶斋博物馆，开始建造的时间应为宣统元年(1909)他调任直隶总督之后，大约1911年底可以建成。

该博物馆占地四千平方米左右，面积非常大，应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足以展示端方的收藏。

端方要把他收藏的金石、书画等古董珍玩进行展览。

在端方被杀之前，他的博物馆应该快要竣工了，郑孝胥还曾被邀请到那里与赵次山、荣华卿等人聚会用餐。

端方还曾邀请在中
国最早建立博物馆的张謇参观该博物馆，“宣统三年(1911)五月二十八日，陶斋邀观所建海王村之博物馆”。

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的时候，端方曾应张謇之请捐赠文物七十余件。

在此之前张謇还参观过端方的宝华庵，那是端方安置自己收藏的地方，曾作《宝华庵遗诗》。

据张謇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八日，是日游焦山去云宝华庵者，陶帅得世间□有名之华山碑三本聚于一室，故而名，屋则新建之欧式也”。

由此而猜测端方在琉璃厂的博物馆可能也会吸取西方的建筑样式。

端方对西方文化持开放和学习的态度，宴请中外来宾时，既要有中国传统的吟诗作对，也有西方的香槟美酒。

不久，保路运动爆发，端方在四川资州被杀，他的博物馆事业也戛然而止。

端方在各国考察期间，也不忘搜罗古物。

他从德国柏林博物馆拓得北凉《且渠安周造像碑》，由于拓工技术不熟练，在拓第二张的时候，损坏了碑字，博物馆拒绝继续拓碑，因此端方只得到一张半拓片。

带回国后，经多家题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观午帅拓得《凉王且渠安周造像刻石》，文凡2t2行，碑首断缺二字，跋者杨守敬、况周颐、缪荃孙、黄绍箕，题者张之洞、柯逢时、俞廉三、梁鼎芬”。

后来半张拓片赠给缪荃孙，整张拓片为李介如所藏。

现在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端方还从埃及搜集了百余件史前石像，并将其赠送李葆恂。

“端忠敏公出洋考察政治时，归途历埃及，得石像百余事，亦有以瓮瓦为之者，中
有一石高二寸余，广半之，上刻一女子作乳儿状，赤身散发，势极恢奇，足甚尖，如吾国足，尤不可解，有字数十，又似花纹。

公见余爱之，遂以见贻。

欧洲考古家谓是五千年前物云。

”可见端方的收藏观念已经不限于中国的金石碑版，对世界各地的文物都有浓厚兴趣，出国考察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

民国期间，端方的收藏有一部分被上海有正书局发行出版，对普及国民的美术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也满足了大众瞻仰古代巨迹的愿望。

这一方面得益于印刷出版业的繁荣，使得美术作品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从西方传入的石版、珂罗版、照相铜锌版印刷技术，促进了中国画谱、画稿、碑帖的出版印刷。

有正书局由溧阳狄楚青(葆贤)创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用珂罗版印刷书画碑帖，搜罗宏富，选择精审，印刷工艺先进，古今珍品得以流传，其功不可没。

20世纪20年代，狄楚青因病撤销有正书局发行所，于1943年停止营业。

《匋斋藏名画集》共刊载了十三幅画，都是山水画，没有花鸟、人物画。

有董其昌《山水立轴》、唐六如《画册十之二桐荫书屋》、程孟阳《山水》、吴历《乾坤一草亭》等，其中有八幅画没有注明名称及作者，也没有其他的作品信息，应为明末清初的名家名作。

《画中九友山水合璧》共出版十幅画，除了画中九友每人一幅画外，还有一件吴伟业的《山水轴》。

画册最后一页为端方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写的《画中九友歌》。

版权页中注明收藏者为宝华庵，出版时间
为民国十四年(1925)。

另外，版权页上还有新书推荐，也都是有正书局出版的画册，其中《御题(南田)山水花卉册》和《钱玉鱼画册》来自端方的收藏。

还说“是册(《御题(南田)山水花卉册》)曾列入《中国名画全集》内，惟因欲单购此册者纷纷不绝，今特此印为单行本……陶斋藏，美术研究会审定精品”。

说明当时这些画册有很好的市场，成为畅销书，端方的收藏因此也得以推广。

引文中所说的《中国名画全集》中的黄公望的《秋山无尽图卷》也是端方的收藏，画中有烧毁的痕迹，出版时尚未修补。

端方收藏的碑刻出版的有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其中有端方和景朴孙的题跋。

还有民国七年(1918)出版的《孔宙碑》，版权页中刊登了其他几种端方收藏的碑刻的广告，有《西岳华山庙碑》《黄小松藏汉碑五种》《汉石经残字》《初拓礼器碑及碑阴》《(端陶斋藏)鲁相乙瑛碑》《宋拓鲁峻碑及碑阴》《明拓秦峄山碑》《宋拓泰山刻石、鲁孝王刻石合刻》，都注明是端方的收藏及其大致的版本流传情况。

现代美术出版物的繁荣，使得端方的收藏走进公众的视野。

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是一小撮人，金石书画的收藏属于更少的人，只有他们有权利瞻仰古代珍宝。

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少数人的专利，新式教育使更多的人享有学习的机会，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也扩大了。

久锁深闺的书画金石也要抛头露面，为启迪民智做贡献。

端方创办博物馆，出版画集，都是一步步把收藏展示给公众，为新兴
的美术教育提供学习资料，满足平民接受教育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