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欣赏

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欣赏
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嘉德2015春拍成交价2012.5万元
作品鉴赏
《行书禹碑考证卷》真伪考辨及文献价值
一《行书禹碑考证卷》真伪考辨
《禹碑》又称《神禹碑》或《岣嵝碑》，传说为大禹治水时所刻，碑石原在南岳衡山之祝融峰上，因衡山又称岣嵝山，故此碑亦称《岣嵝碑》。

现岳麓山上存有一处《禹碑》刻石（图一），传为南宋人何致（字子一），在嘉定五年（1212年）游南岳祝融峰时发现，并摹刻于此[1]。

历代关于《禹碑》的描述多属传闻，记载含混不清，碑上文字更是奇古难辨，自从明代学者杨慎（1488-1559年）对其进行考证并释读之后，才得以传布天下，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2]。

由于杨慎的研究对《禹碑》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故清代金石学家王昶在《金石萃编》的《岣嵝碑》一条中，特意将杨慎对《禹碑》的释文和论点置于首篇，以示对他在这方面开创性研究的认可[3]。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

他书写的《禹碑考证卷》，又称《禹碑歌卷》，既是一篇关于《禹碑》研究的重要手稿，又是一件著名的书法作品和文学作品。

以前我们了解杨慎对《禹碑》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他的文集——《升庵集》中的相关论著，而作为书法作品的《行书禹碑考证卷》则一直藏于民间或宫
廷内府之中，鲜为学术界所知。

加之此卷在民国时期被撕毁，只残留片断，使得学术界对它的价值认识不足，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

为了客观评价这件书法的学术价值，有必要先对其真伪作一准确判断。

这件《行书禹碑考证卷》为纸本，行书，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杨慎对《禹碑》的研究。

款署“博南山人杨慎”，钤有“臣杨慎”、“玉堂金马”二印。

卷中还钤有多方收藏印，包括卞永誉的“令之”、“仙客”朱文方印和“式古堂”、“式古堂书画”朱文长方印；乾隆皇帝的“乾隆鉴赏”白文圆印、“三希堂精鉴玺”朱文长方印、“宜子孙”白文方印；嘉庆皇帝的“嘉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朱文方印和“无逸斋精鉴玺”朱文方印。

今所见墨迹已不完整，其中一小段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4]（图二），后半段几年前曾两度见于国内的拍卖市场[5]（图三、四），其余部分至今不知下落。

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
通过与书画著录相参证，可知此作品在清代以后一直流传有绪，先后曾经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6]和乾隆内府《石渠宝笈续编》[7]著录。

此作品的材质、尺幅及文字内容均与著录完全相符，但据《石渠宝笈续编》记载，此卷所钤印章应是乾隆八玺俱全，现则只见其中三方。

按乾隆八玺的钤盖规矩，“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和殿座印“养心殿”五玺当是钤在卷首被撕去的部分上。

此外卞氏还有“孺古”和“学而未能”两印，可能也曾钤在该卷的前面，现则缺失。

另外，现存部分卷中多处出现行数不等的剪拼痕迹，基本上是一行、四行、五行交替出现，有一定规律，每一接缝处都有“式古堂”骑缝印。

估计在卞永誉之前，此稿曾剪裱为册页，后又从册页改成手卷形式，为防止缺失，卞永誉在每个接缝处加盖了印章。

按照著录，此作品被清内府收藏时仍是完整的，全卷应包括《禹
碑歌序》、《禹碑歌》正文和跋文三部分，在《式古堂书画汇考》和《石渠宝笈续编》中录有全文。

再据《赏溥杰书画目》即《佚目》[8]所记，此作品于宣统十四年（1922年）十一月二十日以赏溥杰的名义被溥仪偷盗出宫，后被辗转带到东北，存于长春伪皇宫。

1945年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溥仪逃离长春，看守伪皇宫的“国兵”乘机大肆抢夺存放在“小白楼”中的书画文物，并爆发了激烈的争抢，导致许多长卷书画被撕成数截、首尾异地。

今所见《行书禹碑考证卷》的这两段残卷，前后边缘不规则，明显为撕扯的痕迹，应是在当时的抢夺中被损坏的。

最先被发现的是故宫所藏这一段残卷，仅存一百余字，不及原作内容的十分之一，不仅文物价值有限，更影响了对作品真伪的判断。

今借助新发现的后半段墨迹，使我们能看到这件作品三分之二的内容，因此可以从书法角度进一步分析它是否确为杨慎真迹。

关于这件书法作品的真伪，前辈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徐邦达先生通过对故宮所藏残卷的鉴定，认为不是杨慎的真迹[9]；杨仁恺先生开始亦判定故宫的残卷非杨慎所书，在发现末尾那一段之后，又修正己说，认为都是杨慎的真迹[10]。

但两位前辈鉴定家均没有对各自的鉴定作详细的论证。

杨慎的传世书法作品不多，主要是一些尺牍、诗札和题跋。

其中，藏于故宮博物院的《致中麓先生札》、《致时川先生札》、《致蜀中家书札》，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行书致木泾札》等，属于亲友之间往来信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行书石马泉亭记诗二首册页》、《行书诗翰二首册页》等，属于他写的诗稿；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杨慎跋《文徵明画洛原草堂图卷》、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杨慎跋《文徵明画木泾幽居图并书卷》（图五）等[11]，则属于他为朋友的画作书写的题跋；真正属于纯粹意义上的书法创作的，只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摹王羲之行书帖屏》、《行草书诗扇面》以及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行书临赵孟頫书册》[12]等几件作品。

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局部
从这些传世墨迹中，可以看出杨慎书法的几个特点：首先，杨慎的书法明显承袭赵孟頫的风格，并且具有晋人古雅的气韵，这一点也与他的书法理论相吻合。

在其所著《墨池琐录》中，杨慎对赵孟頫师法晋人的书风大加赞赏，其书法作品的风格亦多呈现赵字的特点，因此王世贞在《名贤遗墨》的跋中说：“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赵孟頫）堂庑。

”[13]由此可见，杨慎的书风是与其书学思想及审美趣向相符的。

其次，杨慎书法的用笔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颇为流行的文徵明书风的影响。

杨慎与文徵明（1470-1559年）是同时代的人，且交谊深厚。

文徵明作为当时开一代风气的书坛领袖，其书风也师法赵孟頫[14]，并对杨慎的书法有所影响。

从杨慎与文徵明的经历看，二人的交往始于嘉靖初年同在翰林院修纂《武宗实录》时期，之后杨慎书法（特别是戍守云南时期）的某些用笔和结字均带有文氏书风的特点。

第三，杨慎与文徵明虽然都取法赵孟頫，但二人的艺术见解又各不相同。

文徵明继承了赵字法度严谨的特点，与他本人温厚平和、一丝不苟的性格相一致；杨慎则更看重赵孟頫在行草书方面“奕奕得晋韵度”的特点，行笔奔放，点画之间多有异趣，注重书法中所蕴涵的文人情怀，是典型的学者书法，同时也是其豪迈洒脱性格的真实反映。

因此，在杨慎的身上，学者的色彩比书法家更浓一些。

他不像文徵明那样以书法闻名于世，传世墨迹中也很少有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更不会在书写中刻意保持某种一贯的艺术风格，多数情况是内容第一，而艺术观赏则退居第二。

故在杨慎的墨迹中，不同主题内容的
书写往往呈现不同的特色，如作品题跋时的工整、诗稿信札时的自然、书艺创作时的率性等等，因此不能用一种笔墨规律去概括杨慎的书法风格。

从内容上看，现存《行书禹碑考证卷》属于一篇文稿，而非一次单纯的书法艺术创作。

将其与杨慎的这类书法真迹《致中麓先生札》、《致时川先生札》、《行书石马泉亭记诗二首册页》与《行书诗翰二首册页》作一全面对比，可以看出《行书禹碑考证卷》的用笔结体特点与这些诗稿中的字是一致的。

现试举几字如下：卷中的“游”、“迁”、“涟”等字与《行书诗翰二首册页》的“远游”二字中“辶”的行楷书用笔（图六），卷中的“遗”字与《行书石马泉亭记诗二首册页》的“还’字中“辶”的草书写法（图七），其提按、转折过程中用力的轻重缓急皆与杨慎真迹的笔法相同。

又如，卷中的“见”字与《行书石马泉亭记诗二首册页》的“镜”字中最后一笔的挑（图八），不仅运笔和收笔特点相同，其欹侧取势的结构，也是杨慎书法中所特有的。

这种结字特点在杨慎真迹中多有体现，如卷中的“瞰”字、“鼓”字与《致时川先生札》的“敢”字的最后一笔亦是如此（图九）。

同时，《行书禹碑考证卷》中很多字的结字方式也与杨慎真迹相同，如“耳”字、“穷”字、“第”字等（图十~十二），这些字的运笔次序、章法结构均与真迹中的字一致，只是有的工整些、有的草率些，但从笔性上看应是同一个人所书。

此作品署款为“博南山人杨慎”，博南山位于云南永昌境内，明代属永昌卫，“博南山人”是杨慎谪戍此地时所用别号，而此作品确实呈现出杨慎谪戍云南时期的典型书风，其整体风格亦与前述杨慎诗稿、信札类书法作品基本一致。

此卷通篇书写自然流畅，无仿本的造作之气和拘谨之感，与杨慎书写同类题材作品时所表达出来的用笔韵味相吻合。

综合以上因素，这件《行书禹碑考证卷》应是杨慎真迹，只是作为一篇文稿，行笔结字更加沉稳工整。

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局部
二《行书禹碑考证卷》的书写时间
《行书禹碑考证卷》上并没有留下书写时间。

目前记载杨慎考证《禹碑》的时间主要见于各地翻刻的一些《禹碑》碑石上，但其记载又相互抵牾。

如刻于河南汤阴的《禹碑歌》上有“嘉靖壬辰三月既望升庵杨慎书”款[15]，壬辰年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这一时间与杨慎自己的记载相矛盾。

杨慎在《禹碑歌序》中云：“吾友碧泉张子自楚宪拜表过家相晤，执手谓予曰：’吾新得神禹碑刻，子岂愿见之乎？’”碑拓本的《序》也说：“碧泉张子得墨本于楚，持以贶予。

”明言自己所见《禹碑》拓本得自张碧泉。

张碧泉名素，字季文，号碧泉，云南安宁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是杨慎的好友。

在今云南省安宁市洛阳山法华寺遗址保存着明代翻刻的《禹碑》，上有张素本人的跋文，云：“（禹碑）原文奇古难辨，丙申冬持归，以示升庵，杨子称奇，乃指释其文，歌叙其事。

复病其传不广也，又刻之吾安宁州东之鸡岭崖壁。

千百世下，南中知有禹刻，自杨子始也。

”据跋文所记，张素带回《禹碑》拓片在丙申冬，即嘉靖十五年（1536年），则杨慎作《禹碑歌》及《禹碑》释文也不会早过此时。

两处碑文必有一处记载有误。

按照清代安宁人段昕所纂《云南通志》的记载：嘉靖十三年（1534年），时任湖广兵备道的张素巡视长沙时，在长沙岳麓书院发现了何致所摹刻的《禹碑》，惊异其文宇奇古难辨，遂拓其碑文。

十
五年冬，他巡抚四川后，回到云南老家，并将此拓本带回故乡，给杨慎观看。

杨慎乃象形会意，释读了《禹碑》的文宇，并作《禹碑歌》以记此亊。

他还倡议将此文镌刻于云南安宁县法华寺的石壁上[16]。

此外，今云南大理弘圣寺（即-塔寺）内亦藏有《禹碑》一块，碑文77字，由于长期风雨剥蚀，笔画完整的仅53字。

碑文末行仍有“嘉靖丁酉”4字可辨，知此碑刻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略晚于法华寺之碑，但二者不矛盾，且均与文献中所述时间相吻合。

再者，《云南通志》中特意强调杨慎对《禹碑》中“南渎衍亨”四字的考证，亦称“夜梦黄衣鱼首人”所释[17]，与《行书禹碑考证卷》墨迹中第三段跋的内容相同。

由此可见，河南所刻《禹碑歌》碑文上的时间记载有误，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的书写时间应该在1536~1537年之间。

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局部
三《行书禹碑考证卷》的文献价值
杨慎《行书禹考证卷》的内容是以《禹碑歌》为核心的，记述了《禹碑》的传奇经历和文字的奇伟，前面的《序》考证禹碑的流传及碑文释文，后面的三段跋文是对《禹碑》考释的一些补充和修订。

这些内容又见于杨慎本人的文集《升庵集》[18]和《金石古文》[19]、王世贞《古今法书苑》[20]等书中，以及万历时刻于河南的《禹碑歌》石碑中[21]，而且各处记载与这卷书法中的内容互有不同，具体情况如下。

《升庵集》中关于《禹碑》的记载有两处：一处见于卷二十四，题名《禹碑歌》，内容是《禹碑歌》的序和正文；另一处见于卷四十七，题名《禹碑》，内容是综述前人有关《禹碑》的记载及《禹碑》的释文；杨慎《金石古文》卷一，有《衡山云密峰神禹碑》一篇，内容主要是罗列前人对《禹碑》的记载和论述；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二十记载了《禹碑歌》的正文，卷五十五记载了杨慎的《禹碑》释文和《禹碑歌序》；河南汤阴县的石碑碑文则包括完整的《禹碑歌》的序和正文。

通过将这几处的内容进行比较，可知《升庵集》（以下简称“文集本”）中卷二十四的《禹碑歌》正文和序与汤阴县碑文（以下简称“碑拓本”），以及王世贞《古今法书苑》（以下简称“王本”）卷二十、卷五十五中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字词有异。

这三个本子虽与《行书禹碑考证卷》（以下简称“墨迹本”）的文字表述差异较人，但主体意思仍大致相同。

而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七与《金石古文》卷一的内容类似《禹碑歌序》，但都没有歌词正文；且前者较详尽并有《禹碑》释文，后者较简单，仅罗列前人论述及《禹碑》发现的经过，从文体上看，这两篇的内容更像是金石考证性质的文章。

通过对上述几篇文字记载的前后比较和排序，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杨慎在作《禹碑》研究时由粗而精的学术历程，从而更好地认识墨迹本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关于《禹碑歌》的内容，墨迹本与文献记载存在一些不同，为便于比较，现将墨迹本和三本记载中的相同之处略去，将不同之处列表如下（版本中的异体字和误字除外）（表一、二，此略）。

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局部
通过上面墨迹本与文集本等文献的文辞的比较，发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序》中关于前人记载的叙述，杨慎在收入其《文集》时便对墨迹本的内容有所取舍。

例如，墨迹本序言中存刘禹锡《寄吕衡州化光诗》的内容，但因诗中明言《禹碑》是传闻，缺乏说服力，故在文集本中删去其诗；韩愈《岣嵝山诗》，杨慎在墨迹本中只说：“据其诗语，虽至其地亦未获一见也。

”而在此本后面的再跋《禹碑》中进一步解释说：“刘禹锡、韩退之体状禹篆之形，曰‘琅玕龙虎’，曰‘拳科倒薤’，曰‘鸾漂凤泊’，皆未经目而徒想象之辞。

如唐人评右军字‘独鹤游天’、‘群鸿戏海’之语，泛而不切，夸而无实。

”在文集本中，杨慎将两处的论证合并为：“详诗语始终，公盖至其地矣，未见其碑也。

所谓青字赤石之形模，科斗鸾风之点画，述道士口语耳。

若见之矣，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下哉？”使分析更加系统，表述更加顺畅。

又如，墨迹本序言描述张素给杨慎展示他从湖南带回的《禹碑》拓片的情景：“吾友碧泉张子楚宪拜表过家相晤，执手谓予曰：’吾新得神禹碑刻，子岂愿见之乎？’出墨本巨轴，则整然无刓，起而展之，笑与抃会。

其字方广几八寸。

”语言较繁冗，多与考证《禹碑》的主旨关系不大，故文集本中将这段话精简成“碧泉张子得墨本于楚，持以贶予”一句。

使语言表述更精练。

第二，对于《禹碑歌》正文，文集本也较墨迹本增改了很多内容。

其中改词者如“仙扃鬼闭幽以潜”中的“鬼闭”文集本改作“灵钥”；“七日崎岖如有觌，一字不道那容谦”文集本改作“七日崎岖信行觌，膏馥宁忘拈非关”；“非关屐齿阻险绝”文集本改作“非关嵽嵲阻登陟”；“秦家诅楚全皆歼”中的“秦家”文集本改作“秦湫”；“著书重订金石考”中的“金石考”文集本改作“琳琅谱”；“烟华轻翰蝉翅拓”中的“烟华”文集本改作“麝煤”等等，改过的词明显经过雕琢，虽词义与原词相近，但表述更具文采。

而增加、调整语句者，如墨迹本“华岳泰衡仅剖析，郁塞昏徙尤森严。

七十七字拿螭虎，三千余岁丛蛇蚺”两句，文集本将其前后互换，并在两句中间增加七句颂扬大禹治水功绩的内容；在墨迹本“此碑虽存岂易得，只恐羽化难留淹”一句中间，文集本增加三句关于《禹碑》不易得到的感叹等等，使歌词的通篇表达更具感染力，文学色彩更浓。

而在王本中除“仙扃鬼闭幽以潜”和“永叔明诚两好事”两句与墨迹本相同外，其他部分基本采用文集本的表述。

第三，墨迹本后面的三段跋文虽不见于文集本等三本的记载，但都被吸收到相关考证的正文中，如首跋所言任昉《述异记》和《淳化阁帖》中有关禹书的记载，续跋所引唐崔融对《禹碑》文字的描述，以及三跋对《禹碑》“南渎衍亨”四字释文的订正等内容，都融入到杨慎《衡山云密峰神禹碑》和《禹碑》这两篇文章中[22]。

总之，墨迹本的语言表述不如文集本精练、准确、有文采，应属于杨慎关于《禹碑》考证较早的一个稿本，尚不成熟；而文集中的内容则用词精准，篇章结构严谨，应为最后的定稿，碑拓本、王本亦主要采用定稿的内容。

通过墨迹本与文集本等各本的比较，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出杨慎对《禹碑歌》序和正文修改的经过，更借助这些修改的痕迹，使我们了解到杨慎在《禹碑》研究方面一些推敲思索的过程，这也正是这卷书法的文献价值所在。

结论
综上所述，《行书禹碑考证卷》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在书法风格上与杨慎的其他传世真迹相符，可以断定其为杨慎书法的真迹。

其次，《行书禹碑考证卷》更是杨慎《禹碑》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

虽然，从今天古文字学的角度看，他的考释结论不够科学准确，但文中内容展现了杨慎在考订金石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细节，是我们研究其书法及评价其金石学成就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与文献价值。

［1］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八，中华书局标点本，1997 年。

［2］关于此碑的记载情况及学术界的争论，参见拙文《杨慎与〈禹碑〉研究》，载《古代书画精品录》第3册，长城出版社，2003年。

［3］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中国书店影印本，1991 年.
［4］这段残片与宋人写经，及祝允明、董其昌等书法残片合装一卷。

［5］结尾这段残卷先后见于1998年北京瀚海春季拍卖会和2003年北京中贸圣佳秋季拍卖会。

［6］清·卞永誉《式古堂画汇考·书卷之二六》，《中国书画全书》笫6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7］清内府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合编》第4册，第1031页，上海书店，1988年：
［8］见《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1934年故宫博物院编印。

［9］徐邦达编《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第16页，其鉴定意见仅一“伪”字。

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年。

［10］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第306~307页，辽海出版杜，1999年。

［11］图见《中闻古代书画图目》笫12册，皖1-028，文物出版社，1993年。

［12］图见《中闻古代书画图目》第3册，鲁2 - 016，文物出版社，1993年。

［13］《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墨池琐录提要》卷一一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

［14］明代的文嘉在《先君行略》中评价其父文徵明的书法时说：
“公（文徵明）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多事之。

”见《文徴明集· 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5］此碑拓片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5册，第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6］清·段昕《云南通志》卷二六、卷二九，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7］同［16］卷二九。

［18］明·杨慎《升庵集》卷二四、卷四七，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9］明·杨慎《金石古文》卷一，台湾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丛书集成初编》。

［20］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二〇、卷五五，《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21］原石现在河南省汤阴县，此碑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5册，第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22］同［19］卷一；同［18］卷四七。

—节选自《文物》2010年第5期
明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局部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属成都）人，首辅杨廷和之子。

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文学家，文学成就列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

正德六年（1511）状元，官翰林院撰修，预修《武宗实录》。

嘉靖三年（1524）谪戍云南永昌卫，并终老于此。

淹通文史，能文词、散典，论古考证之作涉猎极广。

书法承袭赵孟頫并融入晋人古雅气韵；因与文徵明交谊深厚，书风也颇受影响。

作品存世不多，且以尺牍、诗札、题跋为主，今多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安徽、济南等博物馆。

《行书禹碑考证卷》是杨慎研究禹碑的重要手稿，书写于1535-1537年杨慎谪戍云南时期。

曾为康熙间著名收藏家卞永誉式古堂所藏，著录于《式古堂书画汇考》；后入内府，储于养心殿并编入《石渠宝笈续编》。

宣统十四年（1922）溥仪以赏赐溥杰之名将其带出清宫，辗转入存长春伪皇宫。

抗战结束前夕，溥仪逃离长春，伪皇宫所存书画珍玩被看守皇宫的国兵哄抢，《行书禹碑考证卷》惨遭损毁，分数段流散。

目前，面世的一段在故宫博物院，另一段即本场拍卖会814号拍品。

藏于故宫的仅百余字，不及原作内容的十分之一，而本814号拍品保留了近三分之二的墨迹，对鉴定、研究杨慎书法艺术及金石学成就具有重要的文物及文献价值。

相关研究成果请参阅《文物》2010年第5期刊载论文《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真伪考辨及文献价值》。

卞永誉旧藏。

卞永誉（1645-1712），字令之，号仙客，隶汉军镶黄旗，祖籍山东黄县，世居辽东盖平（今盖县）。

康熙间，由荫生官至刑部左侍郎。

清代书画鉴赏家。

1686年担任福建巡抚。

工书画，以善于鉴赏与宋荦并称。

著有《式古堂书画汇考》、《式古堂集》等。

释文
实倩兹乎。

神禹碑在岣嵝尖，祝融□□□朱炎。

龙画傍分结构古，螺书匾刻戈锋铦。

万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闭幽以潜。

昌黎南迁曾一过，纷披芙蓉褰水帘。

天柱夜瞰星辰下，云堂朝见阳辉暹。

追寻夏载赤石峻，封埋古刻苍苔黏。

拳蝌倒薤形已近，鸾漂凤泊辞何纎。

墨本流传世应罕，青字名状人空瞻。

永叔明诚两好事，集古金石穷该兼。

胡为至宝反弃置，捃摭磨蚁捐乌蟾。

又闻朱张游岳麓，霁雪天风彯裾。

搜灵索秘迹欲徧，舂倡撞和诗无厌。

七日崎岖如有觌，一字不道那容谦。

非关屐齿阻险絶，定是藤葛迷窥觇。

好古予生恨太晩，拜嘉君贶情深忺。

老眼增明若发覆，尺喙禁齘如交箝。

华岳泰衡仅剖析，郁塞昏徙尤森严。

七十七字挐螭虎，三千余岁丛蛇蚺。

文章显晦由真宰，风雷呵护从黔嬴。

君不见、周王石鼔半已泐，秦家诅楚全皆殱。

此碑虽存岂易得，秖恐羽化难留淹。

欲摹拓本镌岩壁，窃号小岣分别灊。

著书重订金石考，装帖新耀琼英籖。

烟华轻翰蝉翄搨，烦君再寄西飞鹣。

跋禹碑。

晋志云：禹受绿字。

墨薮云：禹作钟鼎书。

尚书纬云：元龟负文列于背，神禹第之成九类。

任昉述异记云：崆峒山有禹碣。

今淳化阁帖卷首有禹书十二字。

呜呼，禹功非惟万世永赖，其制作亦文字之祖乎。

再跋禹碑。

刘禹锡、韩退之体状禹篆之形，曰琅玕龙虎，曰拳科倒薤，曰鸾漂凤泊，皆未经目而徒想象之辞。

如唐人评右军字独鹤游天，群鸿戏海之语，泛而不切，夸而无实。

予独爱唐崔融云“于铄大禹，显允天德，龙画傍分，螺书匾刻”，非亲见此碑深晓篆窟不能为此言。

所谓匾刻，尤得其神。

南唐徐楚金谓篆书以螺匾为难，即螺书之遗法也，非久于墨池笔塜间者，亦不能赏予此鉴耳。

三跋禹碑。

禹碑释文第十六句，旧读作南暴昌言，予疑文义不贯，字形亦不类，思之不得。

是夕梦见鱼首黄衣人指谓予曰：此南渎衍亨四字也。

寤而观之，形义两协。

其所谓思之不通，鬼神通之耶。

博南山人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