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纳·缪达尔_第8章 作为国际公务员及对国际经济的研究

（1947—1957年）1047年春天，瑞典与苏联贸易协定的喧闹严重地破坏了缪达尔对瑞典政策的期望。

一个偶然的由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提供的机会摆在他面前，即被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委任领导一个新的组织。

这个正在讨论中的组织被定名为“欧洲经济委员会”（之后被简称作“EcE”）。

这是第一个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产生的地区性组织，并且随后就有了类似的亚洲、远东和拉丁美洲地区委员会。

缪达尔充分意识到这个新生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该组织的总部设在日内瓦，执行秘书的任命至少对他有一个重要的好处：这给了他一个把与瑞典相联系的这几年的辛酸抛在身后的机会。

在关于1947年春天国际气氛的后期思考中，他写道：回到1947年当我接受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当然感觉到一个由政府间组织进行的独立的、无私的实验是值得做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必然的，或者说可行的。

在二战后的政治气候中为如此多的主权国家服务并在其指导之下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国家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在他们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斗争中拥有强烈的由经济事实观点支持的，或者至少不反对的机会主义优势。

并且我没有准备放弃我刚才说到的关于研究的态度，因为这个及其他的原因，我并没有期待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太久。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目标和职能就像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说明的那样，欧洲经济委员会被授权“在一定程度上发起和分担推动欧洲经济改造的有关行动，提高欧洲经济活动水平，保持和加强欧洲国家之问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另外，该委员会被指示“发起或进行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对委员会成员国及欧洲范围内经济和技术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同时也要“发起或承担委员会认为合适的这些经济的技术和统计信息的收集、评价和分发”。

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产生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其中，联合国慈善救济总署的即将解散，亟需一个来接替这个职能的临时欧洲经济应急组织，例如欧洲煤炭组织（EcO）和欧洲中央内陆交通组织（ECITO）。

委员会的成员国打算包括整个欧洲国家（西班牙除外），作为对德占领国的美国也是成员之一。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第一届会议在1947年5月召开，该会议旨在讨论程序问题。

在当时情形下，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成功解决，于是商定于1947年7月第二次会议中重新讨论。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之间关于处理欧洲经济问题的环境经历了一场巨变。

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宣布了一个空前的举措，他号召欧洲国家做出对经济重建提供援助的共同声明，并期望美国可以满足欧洲各国可能缺少的共同资源。

美国的帮助是开放式的：一方面，这个邀请对西欧国家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另一方面，对苏联及它的东欧邻居们也一样。

一段时间后，欧洲经济委员会拥有了一项在计划初期没有预料到的能够涉及的权限范围内的功能，即作为全欧洲的权威来盘点欧洲的需求和资源以响应马歇尔计划的要求。

这种激情是短暂的，因为它只是东西方紧张状态的产物。

为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提议的集体回应，苏联代表团首先走出巴黎大会，随后，东欧政府的代表们也走了出来。

马歇尔计划的形成仅仅成为了西欧努力的结果。

缪达尔很努力地工作——尽管有极大的困难——以维持欧洲经济委员会作为一个工具来超越欧洲东西方分裂的界限。

针对这个问题，他坚持自己的行政秘书兼副手应该是一个俄国人，并且这个人必须是缪达尔选择的而并非是由苏联政府任命的。

这个职位选定的是尼古拉·波洛维奇·科托莫夫，时任伦敦苏联大使馆的法律顾问。

当宣布这项任命的时候，缪达尔评论道，科托莫夫“他不论在自己的国家抑或国外，也不论在外交抑或行政领域都有着极丰富的经验”，并且他给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秘书处带来了“关于经济和工业的非常宝贵的知识”。

欧洲经济委员会早期的活动即使它的组织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欧洲经济委员会也快速地吸收了之前作为欧洲煤炭组织、欧洲中央内陆交通组织及欧洲紧急经济委员会的功能。

作为执行秘书，缪达尔指出，欧洲经济委员会“不仅继承了由那三个应急组织遗留下来的问题……也继承了这些组织积累的战后经济活动领域的经验”。

委员会的成员由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组成，他们负责处理与基础性商品的获得相联系的问题，最主要的基础性商品是煤炭（由欧洲经济委员会负责分配）。

缪达尔坚持技术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协作性关系的重要性。

在这个问题上，他谈道：很自然，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各领域的专家们不应该孤立地去思考，去计划，去行动。

不把运输考虑在内，只考虑煤炭提供是无用的；制定电力分配计划时，不考虑其他能源的供应同样是没用的。

让专家们来共同工作是必要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比较他们的问题，并且在一种总体的‘付出和回报’的原则下使问题得到解决”。

在1948年早期，执行秘书基本上满意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其中的成员已经能够把经济问题“非政治化”。

“在我们的主要技术委员会中，”他汇报道，“我们在解决涉及到人们不想完成工作的体制或程序上的问题时已能应对自如。

”技术委员会做事精细周到的部分原因源自苏联和东欧的不参与。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的政治气氛处于明显的对立中。

来自东方集团的代表们出席这些会议的时候，随着他们的出现，讨论开始被煽动性地指责马歇尔计划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演讲所支配。

当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开始实施时，缪达尔特别留意了一个调查和计划部门的活动。

他将其刻画为“委员会道德心的守护者”。

它的活动不会与“国际行政部门的工作”相联系，“它的功能将是为委员会和它的委员们提供必要的欧洲经济地位的实际信息，并且为他们的研究中的特别问题给予帮助”。

他还说到它的工作将会分为两部分：一个调查部门将会产生以使在欧洲国家重建项目中限制经济发展率的主要障碍清楚地显示出来：人力，原料，能源和动力，工业生产量等等。

当这个部门的工作极大地取得成效时，它将对欧洲经济地位做出有选择的调查——有意识的选择即表现在它不会尝试去覆盖所有广阔的领域，但是反而会作为一个闹钟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国家即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闹钟”在运转纵览他作为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十年，缪达尔身边有一大群杰出的在调查和计划部门供职的经济学家为他服务。

它迅速地获得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吸引智力的“智囊团”的美名，并且成为了吸引才俊的磁石。

这对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英国人尼古拉斯·卡尔多作为调查和经济部第一任主管的任命带来了一串好运（然而，卡尔多接受这项工作时的背景并不顺利。

之前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中，如果他接受这个位置，伦敦经济学院将准予他离开两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他选择加入在日内瓦的缪达尔，伦敦经济学院则给他压力，让他辞职）。

调查与计划部门的其他新成员的名单同样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其中包括罗伯特·尼尔德，伊斯特和摩根斯·波色普，海伦·马考沃，艾伯特·凯尔万，哈尔·莱瑞，蒂波尔·巴纳和P.J.凡登。

调查和计划部门的第一个主要的成果——关于欧洲经济地位和前景的调查——在1948年出版于日内瓦并且吸引了广大的读者。

它大体上提供了对欧洲地位的总的看法，而且它也确实做了很多幕后工作。

就像缪达尔描述它的那样：作者们是第一批对战后许多国家“抑制通货膨胀”的严峻问题进行关注的人，并且在贸易和支付平衡问题上以及在多边基础上的欧洲内部贸易可能扩大的情况上，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

其中对这项“产品”最热切的“顾客”就是负责管理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官员。

缪达尔对提高和保持调查和计划部门在国际经济学家机构的声望怀有雄心壮志。

他倾向于认为它的工作环境与学术团体类似，但是他也意识到这个部门不能完全实行“单纯的”学术自由。

当然，它的经济学家们感激由最高级别的无私的和科学的专家来领导。

然而尝试在它的各个特点上去再造学术氛围是错误的。

他争论道，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必须总是‘实际的’和直接‘有用的’……这种类型的调查协会必须，也必要把精力投注于它有可能产生积极的贡献的事情上来。

必须避免故意选择国内的或国际的复杂混乱的政治关系，通过科学的调查让达到政治目的的机会大大减少”。

但是缪达尔同样也相信欧洲经济委员会可以在抵抗欧洲经济学家之间的狭隘主义趋势上扮演有用的领导者的角色。

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他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定期的金融会议给他们自己的智囊团带来“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共同讨论的欧洲在理论上或实际的经济主要问题”。

他给出了下面的解释：这种类型的定期会议的需要产生于不需重点强调通过政府途径解决经济问题，并且不断增多的经济学家被国家政府部门雁用的趋势会使得随后的一种独立科学的态度被狭隘的国家观点所取代……这种趋势可能会被一些措施抵制，比如经常地举行非正式会议把经济学家们召集到一起，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气氛和议程来进行科学讨论。

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支持这个建议，并于1949年9月8日到12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

出席的人士中不乏许多著名的人才。

英国派来了最庞大的代表团：托马斯·巴洛格，F.A.巴扎特，D.G.钱珀瑙恩，J.M.弗莱明，M.F.w.海明女士，休伯特·亨德森，亚瑟。

勒弗迪，G.D.A.麦克杜加尔，E.F.舒曼彻和皮若‘斯拉法。

意大利的代表们有保罗·巴菲，F.菲尼佐和v.特拉法利尼。

来自法国的代表团有莫里斯·白，佛朗索瓦·佩鲁，A.索维和皮尔。

尤利。

埃里克·伦德伯格和科贾德·菲利普来自瑞典。

丹麦由约尔根·盖尔廷，卡尔·埃佛森和约尔根·皮德森代表。

简‘丁伯根来自荷兰。

拉格纳·弗里希来自挪威。

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和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来自美国。

卡尔-布鲁纳和E.拉帕德代表瑞士。

恩斯特·约翰来自奥地利。

值得关注的是缺席的东方集团的经济学家们。

他们中有很多人被邀请，例如，E.s.沃尔加和K.V.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苏联），伊娃·斯蒂凡诺夫（保加利亚），路德维克·佛雷卡（捷克斯洛伐克）和奥斯卡·兰格（波兰）。

最后，没有一个人去日内瓦，尽管兰格和佛雷卡曾表示希望能够参加这次会议。

就像缪达尔记录的那样，“来自东欧的经济学家的缺席意味着，话题主要是以西欧的观点来讨论的”。

他进一步提到对把货币贬值作为支付平衡的一个矫正方法的观点被与会者所分享。

尽管英镑贬值（被其他大部分西欧政府所效仿）发生在闭会后的仅仅几天内，但在这些会议中“并没有对这一事件的准确的预计”。

尽管这种会议的形式没有继续实施下去，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以其他方式支持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从1948年到1955年它负担了一个为欧洲经济委员会里较年轻的经济学家实施的“在职人员薪金计划”。